“摊丁入田”以后，地主的利益不象明代以前那样优厚，土地的负担大幅度加重。“摊丁入亩”的原则是“其派丁多者，必其田多者也，其派丁少者，亦必有田者也”，而地主田多丁少，农民田少了多，于是“富户也困于役，而置产困也。”当然，地主政权的这种作法，并非超脱于他们的阶级利益之上，恰恰是为了挽救其临近灭亡的命运，才如此破釜沉舟的。 

二、“摊丁入亩”使人身控制进一步加强

　　众多的论者认为“摊丁入亩”，“废除了编审制度”，“人身控制削弱了”。我们的看法恰恰相反。试想，农民的人身解放怎么会不通过阶级斗争的手段而轻易获得呢？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事实上，“摊丁入亩”的根本宗旨就在于控制人口流动。“摊丁入亩”作为一项政策，之所以能推行起来，也是以户籍的稳定为前提的。

　　中国的农民同土地有着一种天然的联系。农民呢？只会固守土地。那些“舍本逐末”的农民完全是在破产和失业的威迫下采取的无可奈何的行动。

　　其实，一种被强化了的人身控制政策实行起来了。保甲制度在许多方面比以前的-严格多了：凡天下之人“出注所往，入注所来”，“稽察盗贼、逃人、奸究、窃发事例。”那么，“摊丁入亩”后的人身控制之严就略见一斑了。

　　“摊丁入亩”使得农民更牢固地束缚于土地，也就稳定了地主经济，强化了一家一户的自然经济体系，成为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一道障碍。

三、“摊丁入亩”以后的某些情况

　　“摊丁入亩”以后，社会生产力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其中自然有生产力发展的惯性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生产力的发展，“仅仅是现有生产力的量的增加”而不是质的飞跃。农业上只是耕地面积和劳动力的增加，这正好说明农村控制了比以前更多的人口。手工业上只是工艺和专业化方面的某些改进。作为生产力诸因素中较重要的一环——生产工具却没较大突破。可见这时生产力的发展是十分有限的。

　　“摊丁入亩”对土地兼并的抑制，使大量自耕农生存下来，为清朝的统治注入了强心剂。自耕农对封建制度有很大的适应力，对资本主义关系有较大的排斥性。首先，自耕农是封建政权各种赋税和徭役的主要承担者，其数量的增长对封建国家政权起了稳固的作用。正如马克思说的：“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是捐税”。在封建社会里农业人口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其中自耕农人口的多少，往往被看作是封设经济稳定程度的晴雨表。正因为这样，历代地主阶级改革者，总是主张用“均田”和“限田”一类办法来保护自耕农的大量存在。“摊丁入亩”的目的理应是有这层意思的，既然自耕农对封建经济有很大适应性，那么就无法与资本主义相并存了。实际上，新的资本主义萌芽所需的条件不能在自耕农中形成。因为自耕农生产规模狭小，其手工业处于服从地位，社会分工极难发展。其土地只是零星小块，能成为自己生活的有限条件就不错了，根本谈不上成为剥削他人劳动的手段。

　　“摊丁入亩”后，农民的赋役负担大致普遍均衡起来，人为地阻碍了小生产者的分化。而这些被置于相同处境上的农民，其生活是相当痛苦的。

　　“摊丁入亩”对丁徭的取消助长了人口的增殖。以湖北为例，这以前每年人口的增长数字极小，甚至逐年下降。《黄冈县志》第四卷载黄冈县从康熙十年至五十年期间，平均每年只增一个半丁。这以后就绝然不同了，人口增长达到前所未有的指标。人口的急增不但不能反映生产力的提高，反而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因为生产资料的增长赶不上人口的增长，就必然造成大多数人口忙于生活消费资料的生产，农产品中的商品部分就必然降低。

　　当然，“摊丁入亩”作为一项地主阶级的改良措施，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浙江《嘉兴府志》评价说：“田亩起丁，田多则丁多，田少则不少，计亩科算，无从欺隐，其利一，民间无包赔之苦，其利二，编审之年，照例造册，无须再加稽核，其利三；各完各田之丁，无不能上下其手，其利四”从康熙五十年到光绪九年长达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摊丁入亩”在遇到各种非议和斗争之后，还是最终推行于天下，想必于统治阶级说来是得利无穷的。那么，“摊丁入亩”对资本主义萌芽有利无利不是一目了然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