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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新思考

    术进步。甚至远在边陲的广东,根据出土的犁田耙田模型考证,已经围田而耕,灌溉和排水系统完整。并且已经采用一牛一犁耙田技术。商业活动明显增多,许多世族贵族也参与经商。与海外的贸易活动,南朝宋齐梁诸朝,几乎没有间断过。(4)宜兴青瓷销往各地,后来又开始制陶,此时宜兴已初具陶都雏形。可以这么说,广大南方地区,继东吴较大规模开发后,魏晋南北朝时期进入了第二次大规模开发时期,其参与开发的人数之多,地域之广,技术起点之高,是三国时不可比拟的。淝水之战后,避免了来自北方的战乱.历史给了它不可多得的机会,在经济发展的沃土上终于结出了文学丰硕之果。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这个时期不仅形成了繁荣的文学,而且也是南方保存了中国文学的宝贵遗产,使之继续创新和延续,为隋唐文学高潮的来临,作了充分准备,起了奠基石的作用。中断了文学链条中魏晋南北朝的一节,整个文学史将是别的面貌。

        隋唐文学最近的源头:“永明体”     地记及志怪小说

        《南史·陆厥传》记载:“永明末,盛为文章。沈约、谢朓、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为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徴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最迟在南齐永明年间,沈约已将周颙发现的汉语四声知识运用到诗歌的声律上,同时指出应避免的八种声律毛病,称之“八病”。沈约等人身体力行,大力提倡讲究声律、对偶的新式诗歌,形成了这种新诗体“永明体”。从内容上说;沈约等人创作的新诗歌干涸贫乏,先是咏物,咏山水为题材,后来又走进了宫体诗的死胡同,但从形式上看,这种新诗体给后人以崭新的启迪,毕竟给人以一种音乐美,符合诗歌发展的内在规律。经过历代诗人的创作实践.如鲍照对五言诗的突破,开创七言体,首创隔句押韵;又经初唐四杰的努力,律体尤其是五律已经成熟。到沈佺期、宋之问时五律七律已经基本定型,完全成熟。(5)从这一脉胳发展看,南朝时声韵学的突破,永明体的出现.奏响了盛唐诗歌的第一个音符,其功不可没,其源不可忘。

        魏晋南北朝的散文不很发达.与这时期的骈文相比不很闪亮,但是清秀、健康的文风却在散文之中。倘若把骈文喻为浓妆艳丽的-的话,那么这时的游记、地记散文则是天然秀气的少女。张承宗先生在《南北对峙与文化交流》著作中已经注意到学术界长期漠视的问题,对这一时期的散文给予了应有的评价:“散文作品以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为上品。梁代陶弘景的《答谢中书书》、吴均的《与宋元思书》,虽用骈体但对江南山水的描写,清丽简炼,其中直叙白描的散行句子很多,实际上是骈散相兼。姚察、姚思廉父子采用散文撰写史论,改变了当时史书用骈文写论赞的做法,开了唐代古文运动的先河。”⑹张承宗先生的观点无疑是独持和正确的。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散文的精华在地记之中。辉煌的如郦道元《水经注》,有特色的如庾仲雍的《江记》、袁山松的《宜都记》、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陶弘景的《答谢中书书》、吴均的《与宋元思书》实为骈体化的地记散文,而陶渊明的《桃花园记》本质上也是一篇优美的地记文学,只不过可能是虚构的罢了。把上述地记散文总体考辩.再与唐代古文运动大师柳宗元的永州八记相比较,不难看出在柳宗元山水游记中.有着陶潜的超凡脱俗,吴均的清丽隽永,郦道元的错落有致。唐代古文运动还有它另一个源头:魏晋南北朝的地记散文。

        志怪小说的出现,完全与佛教盛行有关。“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7)这一时期成就比较高的志怪小说有干宝的《搜神记》,假托名的《搜神后记》,颇象当今拉美文坛的荒诞现实主义小说。中国小说始于鬼神记录,对后世的小说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检阅唐代传奇小说,“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8)如沈既济的《枕中记》直接取材于《搜神记·杨林柏枕》,不过属文人有意创作,情节更为丰富。唐代传奇大体上已经把小说推向了成熟期。唐代以后,志怪小说作为独特的文学现象以文言的形式一直延续到清朝,蒲松龄可谓集大成者。小说从魏晋南北朝的“怪”到唐朝的“奇”,就其浪漫主义创作方法而言,完全是一脉相承的。

        陶渊明思想新析:儒家思想是其精神支柱

                        儒与玄、佛的激烈内心冲突

        陶渊明田园诗、咏志诗的创作,以其平淡醇美的风格,自然朴素的思想内容,赢得了文学史上公认的崇高地位。然而,一般来说,对陶渊明本人的思想分析,大抵指出他理想和现实矛盾的痛苦,总是着重于他蔑视富贵,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高贵品德的颂扬,或者指出他有逃避现实、乐天知命的消极态度。这些论述只看到他形式上、外表的人生态度,实际上陶渊明表现出的清高人格,有其重要的精神支撑,那就是对儒家思想的坚定信念。外形上的陶渊明是出仕的,而精神上的陶渊明却是入世的。从他的作品中可以探寻到他思想的轨迹。

        陶渊明所处的时代,崇尚清谈,风行玄学,但在他的诗歌中没有一点玄的痕迹。对神仙方术他也是不屑一顾:“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9)对待自己的生命,他是何等豁达:“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10)他所处的时代另一风尚,就是佛教盛行。他对佛教神不灭论和报应论提出不同见解;陈寅恪先生已经指出,陶渊明与范缜同主神灭论,但他生活在范缜之前,故称之为“孤明先发”。陶渊明既不信道,也不信佛,归根到底还是学儒、信儒和崇儒。

        早在少年时代.陶渊明已深深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     (11)他以儒家入世的态度.体会人生,立下“大济苍生”的雄心壮志,“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12)便是他满腔热血的生动写照。然而第一次出仕后做江州祭酒,很快失望回家。第二次出仕做桓玄的幕僚,又发现桓玄极力扩张自己的地盘和军事实力,并不能帮助他实现“复真羲农”的理想。(13)正好此时陶渊明母亲去世,按规定他辞去官职,归家守制。就是在家守丧期间,他仍没有忘却自己的抱负。诗《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中表达了典型的儒家思想,“先师有遗训,忧道不犹贫。”把忧虑社会理想放在忧虑社会贫困之上。紧接着.陶渊明又咏道:“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孔子的要求甚高,恐怕自己难于做到.那么就转而立志长期的劳耕吧!这里,陶渊明无意识的流露了归隐的念头。诗的下半部说得更明白:“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陶渊明多么希望,在他耕种休息时,遇见像孔子那样有志于治世的人来问路啊!执著的入世精神,忧道济世的儒学真谛,字里行间顽强的表达了出来。

        第三次出仕,对刘裕的幻想破灭。做彭泽令,“不为五斗米折腰”成了陶渊明人生的重大转折,这是对理想破灭后的愤然的“非暴力不合作”行动。之后,他以锄为武器,以诗为宣言,无畏地开拓出了一个儒家式社会理想的桃花源.向现实进行了永不停息的抗争。

        《桃花源诗并记》集中反映了陶渊明的社会理想。先辈们在《诗经》中已经喊出“乐土乐土.爰得我所”。在跨越了漫长时空之后.有了清晰的历史回音。儒家理想中“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道社会.(14)在陶渊明的笔下再次生动地描绘了出来:桃花源确是一片欢乐的土地,“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一派“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谐”的怡然景象。从历史思维方式考察,陶渊明的历史思维方式与孔子也是惊人的一致,把远古社会朝不保夕的低级生产方式加以美化.加以提炼,升华为诗化的社会生活。

        归隐后的陶渊明所作的二十首《饮酒》诗,象酒一样醇美,象酒一样甜净。但“酒中有忘言,酒中有真意。”(15)为什么要写《桃花源诗并记》?陶渊明没有明确回答过,但《饮酒》二十的答案可作参考:“凤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孔子曾有凤鸟不至之叹,虽未逢盛世,但使礼乐等典籍焕然一新,陶渊明为什么就不可以把自己的理想化为篇章、昭示后人呢?儒家不能行政,可以“立言。”他对秦始皇“焚书”表示了愤慨:“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16)他对汉代年迈的儒生出来传授六经给予了深切关怀:“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17)他对当代儒家经典没人去光大表示了无限的悲哀:“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18)他对儒学的振兴表示了由衷的急切:“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19)恐怕陶渊明在这里不是虚指.他归隐后服饰是儒式的.头上戴着儒生的方巾。

        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诗中至少三次用了“子路问津”典故,前所述一次;另外两次出现在《饮酒》二十和《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中,再次感叹“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又说:“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这哪里是在隐居,哪里象一个“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分明是一个心系天下的贤臣形象,一个空怀壮志不得施展的孔明形象。可惜的是,刘裕不是刘备,陶渊明只能走长沮、桀溺的隐士避世道路,出于一种无奈的选择。

        鲁迅先生曾论述过陶渊明思想性格的两个侧面,他说:“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20)“猛志固常在”,坚强地表现出了陶渊明的济世志向.表达了他坚定的儒学信念。这种对儒的执著的精神,一直保持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遗憾的是.汉代已经把儒学糟蹋的面目全非,尤其是汉代中后期谶讳式儒学变成了迷信的道具。要重振儒学,在陶渊明时代已非易事。难能可贵的是,在陶渊明儒的精神世界中还是一片未被玷污的土地,他要恢复儒的光荣。“道”式的追求成仙的归隐没见到多少人的好评,陶渊明“儒”式的归隐受到了普遍同情。尽管真正入世到底他有多少行政能力无法证实,现实毕竟过于无情。陶渊明个人悲剧的全部意义在于:实际上是他的儒学思想与现实的玄、佛思潮激烈冲突无法调和的必然结果。

    注释:

    ⑴陆时雍《诗镜总论》

    ⑵杜甫《论诗绝句》

    ⑶⑹张承宗《长江文化史》第404页

    ⑷《梁书·海南传》

    ⑸王世贞《艺苑卮言》

    ⑺⑻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⑼陶渊明《归去来兮辞》

    ⑽陶渊明《行影神三首》

    ⑾陶渊明《饮酒十六》

    ⑿陶渊明《杂诗·五》

    ⒀⒂⒃⒄⒅⒆均出自陶渊明《饮酒》

    ⒁《礼记·礼运》

    ⒇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

                                本文在1999年获苏州市(大市)历史论文评比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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