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报》2002年12月8日第三版刊登了周红阳同志的一篇文章，题曰《“说课”四弊》，把“说课”说得一无是处。恕我直言，此文的观点笔者不敢苟同。今撰此文与周红阳同志商榷，兼为“说课”正名。

    周文言称：“‘说课’如同西汉王朝的‘和亲’外交，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救急措施，属下下策。除了操作简单、快捷，其科学性、充实性、丰富性等都极差。”好一个“不得已而为之”，好一个“救急措施”，好一个“下下策”，好一个“极差”！既然各方面都“极差”，“操作简单、快捷”还有什么意义？“说课”岂不是一塌糊涂一无是处了？如此说来，我们近些年来的教研活动除了“说课”什么也没稿，什么招数也没有了。于是乎，只好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把一个“极差”且有许多弊端的“说课”抬出来“救急”了。事实果真如此吗？如若果真如此，那我们全国这么多的教研机构这么多的教研人员这么多年岂不全都无所事事白吃饭了吗？“说课”做为教学研究的一种新的形式于1987年在中华大地上诞生，至今十多年几乎遍及全国，这本身就说明了这一新生事物具有一定的优势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怎么就成了“极差”的“下下策”了呢？若如果如周文所说，那全国这么多研究“说课”的人员一个一个岂不全都是白痴吗？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任何一种教研形式都有它的可取之处，但也都有它的局限性，都有需要改进完善的地方。“说课”当然也不例外。如果抓住“说课”活动中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就把“说课”说得一无是处予以全盘否定，那也不是科学的态度。我们知道，“说课”具有三要素，即：教（学）什么，怎样教（学），为什么这样教（学）。这就逼着教师去熟悉教材、熟悉学情、研究教（学）法，并找出理论依据。这难道无助于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和理论素养吗？这难道无助于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