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交困，迫使沙皇政府静下心来思考改变自己处境的对策。1856年亚历山大二世在接见莫斯科贵族时说：“与其等农民自上而下来解放自己，不如自上而下解放农民”、“必须立即进行改革，没有时间再耽搁了”，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在国务会议上更进一步说：继续拖延只会引起更大的灾祸，对整个国家，特别是对地主会造成有害的、灾难性的后果。因而宜尽快通过改革方案。亚历山大二世在国务会议最后审查改革方案时对地主代表们说：“诸位会深信，凡是能够维护地主利益的措施都已一一地做到了。”最后终于制定出了改革方案。1861年俄历2月19日，亚历山大二世正式批准改革法令，并签署了废除农奴制的特别文告。

   废除农奴制法令宣布，农奴在法律上是“自由人”，地主再不许买卖农奴和干涉他们的生活，农民有权自由转换职业，从事工商业活动。这样，农奴成为自由人。农奴制废除保证了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自由劳动力，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准备了条件。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两前提条件之一，简单的说是“人”。同时扩大了工业品的国内市场。

    农民获得“解放”时可得到一块份地，但是必须出钱赎买这快份地。农民取得的份地，按当时的市价，总值约6.5亿卢布，而需付出的赎金却高达9亿卢布。后来他们实际付出的总共不下20亿卢布。收取巨额的份地赎金，一方面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积累了大量资金，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两前提之二，简单的说是“钱”。另一方面又是对农民的一次大规模的掠夺。“农民在获得‘自由’的时候，已经被剥削得一干而净。”列宁农民手中仅有的钱被农奴主掠夺，农民无力购买工业品，国内市场相应缩小，而俄国工业品又不具有国际竞争力，这不利于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农民虽然付出了高昂的赎金，但分得土地的面积比改革前减少，质量也更坏了。地主趁机把最好的土地割走，把最坏的土地留给农民。由于土地减少，农民经济更加不能自立，他们不得不在受奴役的条件下向地主租地。这样，获得“解放”的农民又在“工役制”或“对分制”的形式下，重新受到地主的盘剥。这些都是农奴制的残余。因此1863年沙皇政府报告书指出“农民抱怨……负担的义务过重，特别是在原来利用的附属地面积超过了现有份地的那些地方；他们不肯缴代役金；他们拒绝服役或希望保留原来三天的劳役的办法。”

    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度是在受到内外挑战的情形下进行的，是一场由以沙皇为首的农奴主为阻止自上而下的人民革命运动的发生，在尽量维护贵族和地主利益的前提下进行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应该说当时的俄国所遇到的挑战是危险与机遇并存。改革无疑是利益的再分配。如何协调好各阶级、阶层的利益是改革成败的关键。亚历山大二世很清楚，若不弃小利，则大利难保。因而他不顾“部分保守贵族廷臣的反对”，宣布废除农奴制度。但他也承认“为了保护地主的利益，凡是能做的一切他都做到了”。历史证明，俄国抓住了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农奴制的废除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俄国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但这次改革留下大量封建残余，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农奴制残余交织在一起，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都比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很多。劳动人民受着资本主义和封建残余的双重剥削和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