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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做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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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总长，均为国务员，与梁启超期望做国务大臣相符。不过作为学者做官，其运不长。梁启超虽然两度出任总长，但都难以实现其-理想，北洋军阀勾心斗角，-更加黑暗，使梁启超的做官梦如昙花一现，很快就-下台，无辉煌政绩可言。在-舞台上难以作为后，梁启超才醒悟过来，为-奔波了二十多年后才改变了人生追求的初衷，遂于1917年辞去段祺瑞内阁财政总长后发誓：“愿终身为一学者式之政论家”。晚年从事研究学术研究，成就显著，在中国学术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在众多学术领域内都有开拓之功，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座高峰，后曾执教于清华大学，为清华“四大导师”之一。
袁世凯称帝时，求其赞同帝制，梁启超多次上书，反对帝制，并撰写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欲发表，袁世凯知道后即愿出20万大洋买下此文，而梁不为金钱所动，仍然发表了这篇在当时产生轰动一时的反袁檄文。这也合了梁启超的“然苟非能实行吾政见，则亦终身决不做国务大臣者也”的夙愿。
（金昌市金川公司一中 737100）
（2003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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