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初，笔者参加某中学的开学典礼，校长在讲话中提到了要求师生爱护学校的一草一木，尤其是新添现代教学设备，更应倍加爱护，因为学校教学经费有限，每添设一两样硬件设施，都是校领导上下奔走呼号，多方求援，尽力筹措，不惜看人脸色，请人吃喝，才能求得一二，建设学校。经费筹措之难真是一言难尽，不为常人所道。
    无独有偶，近来读书，看到上个世纪前半叶我国近代教育初创，一些前辈教育家为办学筹款，向权贵折腰，向富豪乞求，筚路蓝缕，艰辛备至，阅后使人对他们崇敬之情顿生，心中不快之意垒起。二三十年代，国民党元老邹鲁两次执掌中山大学，在他第二次出任中大校长时规划并筹建了“石牌新校址”，占地4万余亩（包括林场），校园之大，或世之无双。当时正值国家经济落后，民不聊生之际，邹鲁先生凭着他在执政者中的地位及威望，多方筹措经费，努力数年终建成规模宏大的中山大学新校园。后来他在回忆建校筹款之难时写道：“我曾对学生说，为了筹款，除没有叫人爸爸和向人叩头之外，可说一切都已做到。这并非戏言，而是实在的情形。”以地位如国民党元老邹鲁者尚且如此，那么其他办学人的艰辛就可想而知了。
    著名历史学家柳诒徵先生在旧中国曾担任过东南大学（时称第四中山大学）的筹备委员，在任期间为了向省财政厅讨来教育专款，不惜研究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