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以军事工业为第一步，意在模仿西方军事技术以求自强。这种想法最初产生于鸦片战争后期。林则徐在身获重咎离开广东以前，曾奏议“以（粤海）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同时有皖人郑复光著《火轮船图说》，表达了民间爱国之士的认识。但前者受到道光皇帝“一片胡言”的拒斥，后者也罕得知音，不能形成声响。

真正由议论施为实务的，是1861年设于安庆的内军械所。它寄托了两江总督曾国藩“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演习试造，以勤远略”的意愿。而后，1865年，由曾国藩支持，李鸿章筹办，在上海成立江南制造局（其经费从海关收入提取，因此能成为当时最大的*工厂）。同年，李鸿章在南京设立金陵机器局；次年，左宗棠在福州设立福州船政局；后年，崇厚在天津设立天津机器局。这四个是主要的新式军事企业。此外，各省先后办过20个机器局（其中湖南机器局后来停办，因此实际存在过的是19个），这种机器局都是兵工厂。如此阵容，很能说明当时已有相当一批人认识到练兵则不但关乎技击之术，而且须凭仗利器。这个过程不仅搬入了西方的枪炮、轮船、弹丸、雷管，而且使外国制器之器（机器）也由此而入中国，中国社会因之出现了若干大规模机器生产的场所。这一类企业，由国库支付开销，以调拨分配产品；内无利润积累，外无市场联系。因此，其生产不是价值规律制约下的商品生产。当然，在商品经济已经存在的条件下，它又不可能一点不受价值规律的影响。例如顽固派攻击洋务军工“糜费太多”，就是用价值观念估算而得出的结论。不过这里的影响是一种折射。从生产关系来说，它是历史上官办封建工业的延续。

但是，这些企业所引进的大规模机器生产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生产力，时人状写上海机器局景象说：
“基广二百余亩，周以缭垣，中建广厦，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