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熟铁厂、熔铸厂、重大机器厂、炮位船机厂。正东开治平坦，广七十余丈，直出浦江，植木为柱，高九丈，以便起重。又开船坞，广十余丈，袤三十丈有奇。旁有屋，亦设蒸釜，运机则坞水任意放纳。”
于直观的叙述中颇能描绘出蒸汽机生产的宏恢场面。这是一种以小生产为基础的传统社会所容纳不了的东西，它的引入和积累虽出于实利的预想，但其内在的要求却会唤来预想所未见及的种种社会变迁。
与此同时，聚集于这些企业中的成百成千雇佣工人体现了近代中国新的社会力量。这些人的存在依连于大机器生产，他们操作机器，而机器生产的特性又会养成他们不同于传统手工生产的利益和观念。在此以前，西方人设置的船坞货栈之类，也曾募雇中国人工作于其中，但就总体而言，这个时候的雇佣工人并未成为社会群体。只有在洋务企业出现之后，才有数量意义上的整整一代产业工人的产生，就其原始，军事企业正是催生者。这两个方面是洋务军事企业的时代意义所在。

洋务军事企业始于60年代，在70年代达到高潮。在它达到高潮的同一个时间里，出现了最初的洋务民用企业。两者之间，有着一种内在的联系。一方面，出使外国的人们通过实地观察，目睹了西人工商业的蒸蒸日上，初知由富致强，坚船利炮本非孤立之物。另一方面，西人入内地。折冲周旋之际，商务之事目远多于军事事目，刺激既多，遂生保卫“利权”之想，于是而有“商战”一说。比之林则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命题，洋务派的认识无疑已更深入了一层。以民用工业求富，其荦荦大者为：1872年设立的上海轮船招商局；1877年设于滦州的开平矿务局；1887年设立的漠河金矿；1880年修筑的唐山—胥各庄铁路（后扩展为天津—山海关铁路）；1882年设立的上海机器织布局（1893年毁于火，重建后更名为华盛纺织总厂）；1889年设立的湖北织布官局。此外，还有火柴业、电报局等等。到甲午战争之前，民用企业总数已达40个以上。除了近代银行之外，其他各类近代企业大体上或多或少都已具备。这些企业，多有拒洋动机，少数还能办出成绩。

洋务运动中的民用工业，移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其本身的资本主义性质已为今日时论所公认。问题在于如何估价它的垄断性及其对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在中国，很多事情老百姓是仿效为官者的。作之君，作之师，官员不仅是-的权威，而且是教化的楷模。这是传统孵育出来的社会心理。因此，没有权威与楷模的倡率，新的东西总是难以为人接受和仿效的。洋务工业的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官领其总，商出资本，无疑是一种切实的倡率引导。它们于不知不觉中把封建主义的坚冰钻开了些微裂缝，而后，民族资本主义则可以沿着这些裂缝慢慢渗开。但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终究是一种畸形物。因“官督”而涌来成串总办、会办、帮办以及腐朽的官场习气，由此而产生了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深刻矛盾。它所带来的垄断性抑制资本主义自由竞争，这又造成了民族资本主义萌生和发展的困难。两者的矛盾是时代的矛盾。
　
（选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