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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民族主义和民族优越感给日本民众带来很大影响

　　在宣扬“万世一系”“天皇惟尊”的皇国思想的同时，随之，日本民族主义和民族优越感也日益膨胀，对外扩张欲望日益强烈，影响着日本民众盲目追随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孝忠天皇与民族主义膨胀，是互为因果的关系，两者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明治维新启蒙时期，今泽正志 等人就鼓吹“尊皇攘夷论”，认为日本是“神国”，日本人是“神”和“神国”的臣民，而中国等“外夷野蛮”。明治维新后，日本更鼓吹“富国强兵”，经济与军事实力迅速发展，也促使日本开始自负，自恃大和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
　　特别是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及日本吞并台湾与朝鲜后，民族主义更加膨胀，自我感到不仅可向亚洲人也能向西洋人挑战。实行殖民统治、独特的岛国文化、经济与军事的发展，都促使日本民族滋生优越感，同时更加歧视中朝等亚洲人。在二次大战时期，日本“最优秀的民族”的优越感也更加膨胀，把日本吹为“万国之本的国家”。日本政府及军国主义集团为推行侵略扩张政策，也更加鼓吹这些东西。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在当时的社会广为泛滥，对广大民众也产生广泛影响，促使其拥护军事侵略扩张政策。二战期间，不少人就相信“日本的天皇将成为世界的天皇的日子必将到来”、“世界上最优秀的日本民族将征服世界”。有的士兵甚至蔑视中国人和朝鲜人为“虫子一样的东西”。
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二战中还大力宣扬“大和魂”、“大和精神至上”，进行“国民精神总动员”、“国家总动员”，甚至连小学生也受到激励，踊跃地“要到满洲去”。所谓“大和魂”、“大和精神”，就是武士道精神，就是军国主义思想，这种精神被广为灌输到日本民众之中。
　　在日本军国主义统治的中国东北、台湾、朝鲜等地，日本宣扬“五族协和”，实际上是日本人居于上等的优越地位，歧视、虐待中朝各国和各族人民，使他们受到完全不平等的非人待遇。
这种民族主义及民族优越感，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支柱之一，也使日本背上了促使其走向反面的精神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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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寻求维护民族生存利益为名，诱惑民众投身侵略战争

　　日本是个岛国，国土狭小，资源不足，市场有限。围绕生存与发展问题日本存有一种危机感。由此，在日本的一些民族主义者的思想上便产生扩张心理。早在德川幕府末期，便出现了向海外扩张的思潮“海外雄飞论”，这是其后来侵略中国的思想基础。后来山县有朋在对中朝两国国情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利益线”论，为日本对外扩张制定了基本理论。
日本首先看中了中国这块肥肉，其后更加将“利益线”具体化。在1927年“田中奏折”发表后，日本又提出“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并提出“保卫北部生命线满洲”。松冈洋佑在“九?一八事变”后，又称“无满蒙即无日本的生命线”。所谓生命线，就是要为确保民族的生存而开拓、夺占新的领土和资源，这在当时的日本很有诱惑力和吸引力。二战期间，日本在南方也提出“保护海上生命线”，即扩大海上军事行动范围，把侵略行动扩大到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并将东南亚视为日本的“资源圈”。
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使日本获得台湾、澎湖、朝鲜和辽东半岛，并获得白银2亿两和大量财物，如此巨大的收获也促进了日本国内经济实力的增强，从而更加诱使日本军国主义者强迫民众从军，大肆推行侵略扩张战争。日本在中国和朝鲜以种种名目巧取强夺各种资源和财富。例如“满铁”就是具体实施掠夺的机构。
　　为了长期霸占和掠夺这些“生命线”，日本关东军于1936年提出了20年内往“满蒙”移民100万户、500万人的庞大计划。日本政府声称移居满蒙“可以得到肥沃土地”和“过上好日子”，这对于广大偏僻农村缺乏土地的贫苦农民来说，无疑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因此，不少人参加“开拓团”，移居中国东北。到日本投降时开拓团人数为27万，占在华日本人的17%。1941年，日本也以不决一死战就要被美国断绝海上“生命线”为由，欺骗国内民众，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日本在蒙骗民众的同时，确实通过侵略战争获得重大利益，仅在中国就掠夺粮食5.4亿吨、煤炭5.86亿吨、钢铁3350万吨。从民族利己主义出发进行这种掠夺，到头来也使广大日本国民遭受巨大的牺牲和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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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以为亚洲国家为借口欺骗民众，推行侵略扩张政策

　　日本军国主义在发动侵略战争期间，提出不少貌似有理的谬论，蒙骗日本民众和国际舆论，这些谬论对日本民众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早在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曾制造舆论称，俄国行将占领“满洲”，为了阻止它逼近日本的“威胁”，日本不得已出兵中国对俄开战。二战期间，日本又以阻止苏联“赤色威胁”为借口出兵中国 ，行侵占中国之实。
　　在亚洲地区，日本以“建立大东亚新秩序”、“从白人统治下解放亚洲”为名，推行实为侵略扩张的大亚洲主义，把侵略亚洲国家的“大东亚战争”称为“圣战”。二战期间日军中有一首歌曲唱道“为了东洋和平，不惜牺牲生命。”在这些谬论的欺骗下，广大日军和民众还误以为日本所推行的战争“是保卫亚洲和平的正义战争”。
　　二战期间，日本又提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强调要“共存共荣”，这一口号在亚洲和日本国内民众中也颇具诱惑力。实际上，日本也难以掩饰其是在“共荣”“新秩序”的名义下，建立日本的“王道乐土”。日本的傀儡1937年时的缅甸总理巴莫战后就曾回忆说：“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们只是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待一切”，“这些军国主义者们只有一种目的与关心，那就是日本国民的利害和利益”。然而这种利益也并非落到日本国民头上，对这种利益的强烈追求，最终也使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民众落入战败的深渊。
　　日本军国主义者企图利用这些口号和舆论，使其在亚洲的侵略扩张合理化与合法化，因此对内称是为了“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对外则称是为了“亚洲的利益”、“为了东洋人的利益”，是在“替天行道”，这些口号在当时确实起到了很大的欺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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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消除军国主义影响，端正历史认识

　　上述几个方面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起到关键性的影响作用，又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精神的核心和重要组成部分，在日本社会中曾具有广泛、深刻的影响，起到了很坏的作用。正是这些舆论和思想把日本更加推向了战争的深渊。只有对这些问题进行充分的认识和批判，才能深刻、全面地认识日本军国主义，正视这些东西，树立正确的战争史观，走出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误区。
　　然而，战后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这些认识问题非但没有得到解决，而且一些人的认识仍停留在战时军国主义的认识程度上。主要表现在“皇国史观”与“自然主义史观上”。近些年来出现了不少这样的言论，1995年出版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便集中地反映出这些问题。
　　例如日本是否仍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的国家”？日本与俄国交战是“阻止俄南下”还是在中国的国土上进行的熊与狼之间瓜分中国之争？日本是进行了“拯救亚洲的战争”还是给亚洲带来历史性灾难？亚洲是被从白人手中“解放了出来”还是驱走了虎熊又来了豺狼？是否应把别国看成是自己的“生命线”而进行血腥侵略、掠夺？是否仍要以武力到处保护“侨民”和“生命线”？在现代社会是否仍存在民族优越感和歧视前殖民地及发展中国家的意识？
　　从目前状况看，对这些问题并没有彻底搞清楚，在日本还存在各种认识，有些人甚至还坚持或为军国主义辩解。其原因：一是军国主义思想对一些人的影响至深；二是由于战争责任未得到彻底清算，历史教育偏颇，使民众弄不清历史是非。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将会误导当代人和下一代人的思想意识，无论对本国人民还是其他国家人民都将会产生负面影响。
中日及亚洲国家各界特别是学术界，对这些问题进行客观、慎重和实事求是的探讨，将有助于解决日本本身及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有利于对军国主义的深入研究和探讨，有利于中日两国的世代睦邻友好，也有利于亚洲及世界未来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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