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革命及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新的社会流动机会，造成了新的社会流动内容，也促成了新的社会流动走向。从总体上说，新的社会流动大致包括含义相左的“向上”与“向下”两方面内容。首先，从社会职业分层的角度上看，由于科技进步，人类的物质生产方式，即生产结构、生产过程、生产规模和生产组织方式都发生变化，特别是生产自动化的采用和发展，大大扩展了许多传统意义上被认为是“高级”职业的需求。现代的社会化、智能化生产需要大量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办公室人员来完成，据美国学者研究表明，20世纪中期，在美国约有30％的职业流动，是由于技术革命而导致的“低级”职业的消失及一些新的“高级”职业的产生而引起的。此外，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空前发展的条件下，由于国家在-、经济、社会管理等方面的职能明显扩张，从事社会管理工作的国家公职人员也因此人数倍增。法国政府的职能部门由19世纪的2－3个部发展到二战以后的30多个部，其公务员也增至1982年的263万人。在联邦德国政府机关服务的人员数量 1952—1957年增加2．5倍，1960－－1969年增加 33％。因此，从社会职业分层的的角度上看，当代西方国家的社会流动存在着明显的向上流动的倾向。

另一方面，从阶级分层的角度上看，当代西方国家中又存在着明显的向下流动的倾向。由于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进一步展开，原来属于有产阶级的小业主、手工业者、小农场主的人数不断减少，在日益激烈的残酷竞争中向下流动，加入被雇佣者的行列。此外，当代西方社会中人数增长最快的职员、办公室人员、科技人员、中低层经理、国家公职人员等，从实际意义上说，也是受雇于私人企业或国家机关的新型的雇佣劳动者，新型的工薪阶层。就其与所为之服务的机构或资本的关系来说，与雇佣劳动工人相同。另外，原来自己拥有一定的生产工具，可以直接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律师、医生、教师、艺术家等自由职业者，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潮流的冲击下，也发生变化，少数人积累了资金，掌握了以最新技术和最新设备为形态的资本，雇佣脑力劳动者，上升为资产阶级，大大小小的律师事务所、私人学校和私人医院的出现就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大多数以前的自由职业者失去了先前独立的社会地位，据法国政府1962年的调查材料表明，30％的法律工作者，近半数的卫生及其他社会事业的工作人员，约60％的艺术家和美术工作者，虽然仍从事着律师、医生、艺术家的职业，但实际上已经成为被雇佣的脑力劳动者①。1969年，法国的另一调查报告显示，当时法国每100名医生中，有22人是完全意义上的被雇佣者，32人是部分时间被雇佣，自己开业的医生不及医生总人数的一半②。在联邦德国，1960－－1981年，雇佣劳动者（包括工人、职员、学者、经理、政府官员等）的人数由2030万上升到2230万，所占就业人口的比例，由77．2％上升至86．5％，同期，非雇佣劳动者（包括资本家、手工业者、商人、农场主、独立的医生和律师）的人数由600万降至360万，所占就业人口的比例，由22．8％下降至13．5％。在法国，1954年雇佣劳动者占自立人口的66％，到1980年，雇佣劳动者已占自立人口的84％，在美国，1984年人口普查局的报告表明，独立经营的经理已由1957年的57％，降到1970年的27％，再降到1983年的9％，领取薪水的被雇佣的经理的比例却大大增加。难怪当时的美国社会学家就已经在惊呼，“美国的确已经变成一个雇佣者的国家”了③。

当代西方国家社会分层变化的另一个明显趋势是社会分层复杂化、细微化。原来在采掘业、冶炼业、纺织业、建筑业、运输、电气、煤气、汽车等传统产业部门劳作的产业工人，被通称为“蓝领”阶层，现代科技的进步，首先解放并取代的就是这些在传统工业部门的流水线上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劳动者。1973——1985年，美国的工业产量几乎增加40％，而同期“蓝领”工人的人数却减少500万，科技的发展还将使“蓝领”工人进一步减少。生产自动化的发展及知识密集型生产部门如电子、原子能、半导体、航天工业、激光、计算机工业和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工程的兴起，使企业中的科技和管理工作日益重要，对工人的文化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出现了主要从事自动化作业管理的操纵按钮的“灰领”工人，以及从事脑力劳动的“白领”工人，如自动装置工人、电脑程序编制员、电脑操作员、实验技术员，以及基层管理人员等。这些人的工作虽不一定是传统意义上的制造产品，而是处理信息，但也是在从事生产。目前，在发达国家中从事脑力劳动的雇佣劳动者已经接近或超过体力劳动者。1978年，美国脑力劳动者占雇佣劳动者总数的50％，同年，在英国和法国，这一数字为40％，在加拿大和瑞典为45％。1980年美国“白领”工人和“蓝领”工人的比例是50：32。可见，当代西方工人阶级的成分趋向多元化、复杂化，“蓝领”、“白领”（白领工人主要是指白领的下层）、“灰领”、“敞领”，还有“粉领”（主要指担任秘书、出纳、理发员、小学教师的女性）等称谓，代表工人阶级的不同分层，现在很难再用产业工人一词来概括雇佣工人的全部。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当第一和第二产业减少的同时，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员，如银行出纳员、饭店旅馆的服务员、公共娱乐及卫生保健人员等不断增加，他们在整个就业人口中的比例，在美国，1950年就已达到53．2％，1976年为65．7％，目前在主要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约占60％左右。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从技术进步的角度上讲，当代西方社会被称为“知识经济”的时代，“信息革命”的时代。处在这样一个知识就是资本、科技就是生产力的时代，专业知识和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特殊作用和特殊地位不容忽视。知识分子掌握着可以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知识、技术和思想，通过专利、版权、专业许可等方式，更多的是通过工资制度，将知识资本和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在这方面最具典型的例证就是美国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他凭借着自己掌握的计算机技术，在短短的十几年内，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庞大的计算机王国，不仅使自己位于世界首富之列，而且对整个人类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随着现代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私人占有形式的深化蔓延，知识阶层的社会影响将与日俱增，他们将是改造社会、影响未来的最有希望的一个社会群体。

1951年，35岁的美国社会学家C．莱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出版了《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White Collar》）一书。该书一炮走红，在西方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牛津大学出版社包揽了包括这本书在内的他的全部著作的版权，作者也一举成名。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学者之所以能够如此，就是因为他从社会学的角度，较为敏感地捕捉到由科技革命而引生的当代西方国家社会分层方面的重要变化。

从历史上看，中产阶级是一个非常广泛的社会范畴。它与近代工业文明相伴而生。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曾用这样一些词汇来论及中产阶级：“中等阶级”（mittel－KKlaSSe）、“中间阶层”（mittelklassen）、“过渡阶级”（uberganagsklassen）、“中等阶层”（mittelschichten、“中层等级”（mittels   tande），还有“小资产阶级”（kleinburgertum）等等。在近代，特别是近代早期，中产阶级或中间阶层虽然被用来泛指资产阶级，但实际上它是相对于处于社会顶层的封建达官显贵、大资产阶级和处于社会下层的无产阶级劳动大众而言的,它不一定就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阶级的含义。它大致包括这样一些社会成分：正在上升的中等资产阶级、中小工商业者、中小食利者、占有土地的中小农场主等，此外，独立营业的医生和律师也属于中产阶级之列。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代资本主义的迅速推进，深深地影响改造着原来意义上的中间阶层、中产阶级，原来构成中间阶层人数最多的社会集团——农村中的中小有产阶级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潮流冲击下明显减少，在美国，农场主和农业工人1950年的时候还占劳动力人口的近12％，而1980年，只占2．8％，1995年只占劳动力人口的1．9％④。造成发达国家农业人口减少的直接原因，是科技革命直接导致的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和农业向机械化生产的过渡，而战后各发达国家采取的一系列鼓励和刺激大农业生产的调节措施，以及工商业资本对农业的直接渗透，促成一体化农工商综合体的出现。在美国，大公司带着百万美元资本侵入农业，建立起“田野工厂”和“农业企业”，所有这些都堵死了个体农民和中小农场主原有的发展之路。他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分化，很多人被排挤出农村，还有的人为城市新生活所吸引而涌入城市，个体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历史性地减少了。在农村中的中间阶层急剧减少的同时，一个由现代社会条件所造就的新的中产阶级或称中间阶层悄然降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化劳动分层的加深，管理、情报、信息活动作用的增长，国家行政和企业管理机构膨胀，一个由中级职员、中级官员、专门科技人员所组成的新的中产阶级——白领阶层衔尾而致，顶替老中产阶级遗留下的空缺，成为现代社会中举足轻重的中间阶层。

白领阶层包含范围广泛，职业结构复杂，无所不在地充盈于现代企业、政府部门、文化传播机构和学校之中。在西方国家，白领的上层通常被称作新中产阶级，这主要是从由职业所决定的社会地位的角度来界定的。白领的上层包括政府部门的各类专职雇员、中级官员。大企业公司里的中级经理、技术专家，在国家机构、学校、文化传播部门就职的各类知识分子等等，都属于白领阶层。他们依附于庞大的国家机关或私人企业机构，专事非生产性行政管理工作，或专门技术工作，身着白领是其共同的特征。白领的下层，包括那些普通办事员、打字员、推销员、电话员及一般中小学教员、护士、普通艺术工作者等，这些人就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工作性质、社会地位、社会威望及个人收入而言，与产业工人类似，不属于社会的中间阶层。随着现代国家机器的膨胀及私人企业公司机构的扩展，西方发达国家中各类“白领”，特别是中间阶层的“白领”的人数不断增长。据统计，195o－1970年，在美国制造业中的中级经理人员增长23％，同期，服务业的经理人员与中央和地方政权机构中的中级官员几乎增长2．2倍。在英国，1951—1961年，中级经理和行政管理人员增长1．5倍，1961—1971年又增长50％，从63万增到94万，1981年达到128万⑤。在法国，1954－1980年，这类新的中间阶层人数由125．2万增至351万，在经济活动人口中的比例，也由6．5％增至16．3％。在德国，受政府和大企业雇佣的中级官员和中级管理人员，1950年有114．9万人，1970年增至235．5万人，在全国经济活动人口中的比例由1961年的6．9％增长到1980年的11．5％。这些新中间阶层的薪金收入一般是熟练工人的3－4倍。在美国，1969年中级职员的平均年收入是15000美元，同期，熟练工人的平均年收入是8174元；在法国，1970年中级职员收入是4195法郎，熟练工人为1924法郎。另外在工作条件、休假和福利待遇等方面还有很多优惠。仅就物质享受来看，新中产阶级的生活条件等同于甚至优越于以往的中产阶级。

然而，“白领”不是资产者。从这一意义上说，它又不同于以往的资产阶级。他们所缺少的是以往中产阶级所赖以自豪的私人财产和独立地位，以及由此而生成的根深蒂固的、深入骨髓的自由意识和安全感。“白领”是由高度发达的现代官僚体制和正规化企业科层管理体制所造就出的特殊的社会群体，也是现代政府官僚体制和现代生产科层管理体制正常运转的不可或缺的推动者和参与人。他们置身于大都市，游刃于大机关和大公司之中，囿于文牍工作和技术工作，完全脱离了自然的生存条件，将自己的智慧、知识和技术与职业、权力和科层制度相结合，成为现代社会中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从其与资本的关系来讲，他们也是被雇佣者，但却占据着社会运转的控制部门，行使着社会管理和企业管理的职能，成为实现社会控制和生产管理的不可替代的中介力量。由于处于社会上层和社会下层之间，他们既面临着升入上层的强烈吸引，又面临着沦为下层的潜在可能，因此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此外，他们职业分散、独立性强，彼此之间没有一致的目标和共同的主张。因此，与其说它是一个阶级，不如说它是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作为一种新生的社会力量，他们掌握现代知识，易于接受新思想和新观点，是已经完全进入现代社会的先驱。另一方面，他们又过于依赖现代国家机器和现代社会生活，在新的存在形式中找不到思想归宿，在经济顺畅发展时，可能推波助澜，发生经济危机时，也可能挺而走险。这一新的特殊的中间阶层的出现，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分层变化的一个突出现象，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绝大多数人变成雇佣劳动者的历史趋向。

早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当社会化生产发展到一定规模，社会分工达到相当程度的时候，在西方发达国家就出现了代替资本所有者承担指挥和管理企业职能的职业管理者——经理。马克思曾指出，在资本主义成熟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已经使那种完全同资本所有权分离的指挥劳动比比皆是”⑥。“实行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即别人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即单纯的货币资本家”⑦。20世纪初，列宁又指出，“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与其他一切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的极大程度的分离”⑧，即资本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已经成为垄断资本主义的特性。在当代，随着股份制公司这种现代企业形式的广泛发展，社会生产的更加集中，企业规模的更加扩大，以及企业之间竞争的加剧，大批具有专门经验和科学见解，用现代知识武装起来的高级经理人员迅速成长，接替资本所有者，成为现代企业日常经营、分层管理和科学决策的主要力量。

经理阶层对大企业的接管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生长的最初阶段，以海盗似的冒险投机精神聚敛财富，从而创造出天方夜谭似的经济奇迹比比皆是，昨日还一贫如洗，今日即腰缠万贯的爆发户屡见不鲜。19世纪中晚期以后，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促成了像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那样巨型家族企业的问世。在这样家族式的公司内，适应新的竞争要求的分层式中级管理体制（middle management）培养出一批现代管理的先驱——中层管理人员。这些人在企业运转中负责管理生产与销售的各个环节，如流水作业、设备维修、会计稽查、质量检查、开拓市场、产品推销等等，但在企业发展、资金使用等重大问题上，还是由企业主，即资本持有者独断专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再次出现企业合并的浪潮，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一批混合联合公司和跨国公司。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成为战后国际经济关系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不仅美孚石油公司、德国法本公司这样的老公司进一步发展，新的子公司也层出不穷。1957—1970年，美国的母公司由2800家上升到3500家，西欧共同市场的跨国公司的规模也增加两倍。大公司股东成群，控股权分散，更加难以实现以往资本持有者个人对企业的管理与控制。而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经营其生产、科研、销售和金融网，现代大企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在国际范围内实现的。

这样，对企业管理的中心任务就由原来简单的协调产销、核算成本，转化为从金融、材料、市场、资源等方面对企业的未来发展进行科学预测和战略规划。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持有者再也不可能以个人驾驭全局，完成如此重要而复杂的工作，必须聘请掌握现代技术又经验丰富的专门人才对企业进行管理。这样一来，现代企业的高级管理体制（top management）由是产生。在这种现代企业管理体制下，高级经理成为企业经济运转的实际主宰。

高级经理一般指大公司企业的正副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他们是现代资本主义资本所有权与资本管理权分离的历史现象所造就出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从理论上讲，他们虽然也是资本持有者的雇佣人员，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职能特殊，他们端坐于企业分层管理体制的顶端，处于企业内部金字塔权力结构的塔尖上，掌握着实际上的企业管理权。这些人薪俸优厚，不仅一般中等阶级难望其项背，就连政府的高级官员也不能与之相比。据1982年5月《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显示，349家美国最大的企业领导人中，年薪为100－266．85万美元的有26人，70－100万美元的为74人，60－70万美元的75人，50－60万美元的为102人，即使是这些高级经理中最低的年薪也是美国总统20万美元年薪的3倍，而前面所列举的最高的年薪266万美元，则是美国总统年薪的12倍。西欧各国的情况也与此相似。除此以外，这些经理们利用高级俸禄及公司提供的优惠价格购买本公司的股票，逐渐成为本公司的重要股东。美国《财富》杂志1976年5月公布的材料显示，500家最大的工业公司的总经理中，有29．8％的人握有本公司100万美元以上的股票，而没有本公司股票的只占9．8％。福特公司的总经理麦克马拉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1946年进福特公司，1960年提至总经理的位置，时年握有160万美元该公司的股票。另一哈佛商学院教授卡特原来是两袖清风，后来成为西部一家最大的零售公司的总经理，握有l00万美元的该公司的股票，成为最大的股东之一⑨。上述情况表明，总经理们在以自己的管理才能和现代知识服务于现代企业的同时，其本身也在资本化，因此，不能将他们等同于一般的受雇佣者，打入雇佣劳动大军，即便是脑力劳动大军也不行，因为从本质上说，他们是现代社会中的资产者。

值得进一步深思的是，当这些“管理型企业”在当代西方企业竞争中占据优势的时候，少数“家族公司”在战后几次合并浪潮中也能幸免于难，其公司企业的经营大权仍由其家族子弟们牢牢把持着。这些家族公司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有意识地用现代知识培养其家族子弟，使他们成为有知识、有能力、能够适应现代社会激烈竞争的企业经理。这一现象说明，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中，资本管理机制的改造与进化，既促成了资本所有权与企业管理权分离的历史过程，也引起了资本持有者本身的改造与革新，当代西方国家出现的经理人员资本化与资本家知识化的现象就说明了这一点。

  ①［法］《经济与-）杂志，年11—12月合刊，第40页。

  ②法共中央经济部编著：《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81页。

  ③④丹尼斯·吉尔伯特、约瑟夫·A·卡尔：《美国阶级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8页。

  ⑤A．伍德沃德：《英国1961—1981年职业趋势》，剑桥，1975年，第34页。

  ⑥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35、493页。

  ⑧《列宁全集》第二卷，第780页。

  ⑨［美］《商业周刊》，1972年4月15日，第91页。

  摘自：《历史教学》20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