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我党还未最后夺取城 市之际，就已明确制定了建国以后的发展方向， 即将中国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没有工业的新 中国在西方敌对之下是难以生存的，民族也不可 能彻底独立。要巩固政权，国家要进步就必须大 力进行工业建设。进行工业建设需要大量的资 金。新中国的经济底子是“一穷二白”，工业基础 相当薄弱。建国后，虽然争取了苏联的经济援 助，但仅靠苏联的援助还无法全面开展工业基础 建没，因此国家需要通过高积累来筹集资金，加 快农业发展，使农业不仅不能拖工业化的后腿， 还要为工业建设做出贡献，于是就有了加快农村 所有制改造的步骤，这是当时执政者认可的社会主义模式。另外，现代工业生产与以人力、畜力 为主的农业生产在劳动效率上存在着巨大差 异。这种差异造成了农村与城市的差距。要缩 小这一差距，也必须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或工 农业并举，但其结果必然出现大量农村人口进 入城市。如果出现这种现象，又要造成国家财 政上的压力。所以，要保证农民的利益，就意味 着放慢甚至放弃工业建设，要加快工业建设就 必须牺牲农民的利益。世界上任何国家在治理 对社会整体秩序构成冲击的群体时，所采取的 办法无非两种：将其限制在一个范围内活动， 或是消除其特征，使之不能构成威胁。从理论 上讲后一种办法更理想，但必须创造一些前提 条件，比如消除城乡差距，这在我国一时难以 做到，于是只好采取“禁锢”的办法。可以说，在 建国初期，我国采取的即是这种办法，广大农民在崇高的理想、谆谆的教育和政策的实施下，通过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道路，放弃了对 土地的自由经营，在贫困的土地和低水平的生 活环境中被“禁锢”了30年之久，而这正是我 国工业艰难起步和成长的30年。农民以几乎 全部的劳动成果为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一过程也许是必须的。但是，农民被迫 放弃土地自主权，为工业建设做出牺牲的同 时，农村生产力又被重新束缚起来。长年的“禁锢”和毫无报酬的苦干，最终形成了农民对劳 动的厌恶倾向，失去了生产积极性。

　　 当改革春风在中国刮起时，多年的饥饿问题成为改革的起点，农村成为改革的突破口，农民成为改革最初始的推动者和参加者。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事实上又一次把土地的经营 自主权交给了农民，党中央再三强调农民对土 地的承包制50年不变，其目的在于密切生产 资料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使农民成为土地真 正的主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重新调动起 来，农村生产力因此又一次得到了解放。但所不同的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为农村彻底摆 脱落后面貌探索了一条新路。乡镇企业的发展 不仅为农业尽快进入现代化轨道开辟了一条 新路，而且缩小了城乡差距，对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也起到了抑制作用，这是完全的、中国特 色的现代化道路。改革开放以后农业经济的全面振兴，解决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问题， 其理论意义不亚于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开辟 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就是邓小平做出的 历史性的重大贡献之一。

摘自：《历史学习》200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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