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当时国际形势对日本十分不利。上海是当时东方最大的经济、金融中心和贸易港口，不但是四大家族的统治中心，也是帝国主义在华利益最集中的地区。日军对上海的进攻，直接危害了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因此欧美列强采取了不同于九·一八事变时的态度，纷纷对日本施加压力。1932年2月2日，英、法、美、意四国联合提议中日双方停火，并谴责日本违背了国联盟约、非战公约等国际公法；英美还共同抗议日本使用公共租界作为作战基地；英国增兵上海，军舰达10艘，兵员6000余人；美国几乎将其在亚洲的全部军舰集中上海，达17艘之多；法国在上海的兵力也增至3000余人。国联还决定在3月3日召开日内瓦缩军会议时召开特别大会讨论上海问题。而这时日本不但进攻上海受阻，而且对东北的占领也尚未巩固，因此日本十分担心因列强于涉而导致鸡飞蛋打，两头落空。日本内大臣牧野伸显说：“如果我国在上海失败了，则满蒙问题也将统统化为乌有。”藏相高桥也说：“如果在各国中孤立了，是否连迄今苦心经营的满蒙结果也会丢得一干二净？”

　　第三，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也采取了一些不同于九·一八事变时的抗战措施。日军进攻上海，不仅直接打击了四大家族的统治中心，也严重威胁了中国首都及主要的经济区域长江中下游的安全。此时国民政府虽没有真正下决心坚决抵抗，但对日本侵略也采取了一定的防卫措施。战争爆发的第二天，蒋介石被任命为军事委员，统管“对日作战”，并发表“自卫宜言”“告全军将士书”等文告鼓舞士气。1月30日，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宣布迁移洛阳办公。蒋介石在2月1日又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讨论“长期性”“全国性”的抗日作战计划，划分全国为四个防卫区和一个预备区，共有兵力240万人。并于2月5日增派以张治中为军长的第五军增援上海。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已不可能像九·一八事变那样轻易取胜，只好将战争限定在一定限度内，适可而止。

摘自：《历史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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