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战争还是大国间的常规战争都不存在“胜利者”和“失败者”,谁都不会保全下来。一旦战争发生,一切生灵都将从地球上消失而不复存在。现在“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 ,应当使自已的举动不导致翻船”。
二、承认当代世界的多样性 ,主张从极不相同的国家利益中寻求各国利益的均衡。当代世界已成为一个既充满矛盾又相互联系 、相互依存的整体世界,人类面临着诸如保护自然 、环境 、资源、大气层和海洋等一系列全球性的共同问题, 这些问题的解决,不能单靠几个大国,而是需要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共同努力。两大不同社会体系之间是对立统一、 长期共处、相互依赖、不可分割、同等安全、和平竟赛的关系。
三、承认各个民族都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主张国际关系非意识形态化。戈尔巴乔夫声:“各国人民既不能也不应该受制于美国,既不能也不应该受制于苏联”、“决不能把意识形态分歧搬进国际关系的领域”。
戈尔巴乔夫依据其对外政策新思维, 在外交上对东欧实行全面收缩,放松对东欧势力范围的控制,并最终从东欧退出。这是酿成1989年东欧剧变的关键性外部因素。根据“二战”后期确定的雅尔塔体系,战后东欧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 但是冷战开始后,美国一再寻机向东欧渗透,秘密扶植东欧一些国家的反对派势力。苏联则一直把东欧视为自己的梦脔,为防止其阵营的分裂,维护其势力范围, 实行对东欧各国严格控制的“勃列日涅夫主义”,苏联把本国的战略防御线设置在东西欧两大军事集团的交界处,在东欧部署大量军队,把东欧变成与美国对抗的一个主战场。因此
,维护东欧现状 、保持东欧与苏联既有关系历来是苏联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每当东欧有脱离苏联的倾向出现,莫斯科都会做出强烈反应,直至出兵武装干涉。1956年匈牙利事件发生后,苏联出兵匈牙利平息了暴乱,1968年苏联出兵镇压了捷克斯洛伐克的 “布拉格之春”,1980年波兰也险遭苏联入侵的厄运。但是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后,苏联对东欧的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首先,苏联从理论上摒弃了“勃列日涅夫主义”承认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化和“大家庭”各国的独立主权不再要求东欧国家套用苏联的经验;承认各国无分大小完全平等、相互尊重、自愿合作、互相学习;提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整个体系要严格建立在完全独立自主的基础之上,“合作的形式”也应当“更新”。
其次,苏联在实际政策上推动和鼓励东欧各国变革其-经济体制,试图以东欧的变革反馈于苏联本身,达到“以外促内”的目的,同时亦想通过苏东关系的更新来实现建立东西方合作的“全欧大厦”的构想。
1987年11月2日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宣称:“苏联对盟国发号施令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1989年东欧发生剧变,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反对派掀起声势浩大的-运动,要求实行民主选举和私有化,对这些国家出现的对苏离心倾向和同西欧接近的趋势,以及反社会主义自由势力的兴起,苏联都采取了容忍退让和不干预的态度。即使东欧一些国家的*势力搞起了“不流血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苏联驻军也是在一旁静观。1989年11月,针对东欧的形势,苏联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勃列日涅夫主义已经死亡”,苏联的态度是采取听其自然,不予干涉的政策。苏联对东欧国家政策的这种转变,对于那些一向追随苏联的东欧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毋庸置疑,1989年东欧各国发生剧变的根源在于其内部矛盾,但如果没有苏联实行的对外政策新思维给东欧各国开放绿灯这一外部条件,也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同时,东欧各国的变局大多由其原执政党转变路线方针而引起的,而这此党转变路线方向又得到了苏联的支持,因此有理由认为“东欧剧变的引爆火星来自莫斯科”。诚然,东欧剧变的结果未必符合苏联的初衷,毋宁说这是“新思维”外交政策结出的一个苦涩之果。因此,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政策的“新思维”,推动了东欧各国的改组、分裂和蜕变,是东欧剧变的催化剂。
摘自:《历史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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