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征服了欧亚大陆，建立了许多政权，这就使交通上减少了许多障碍。蒙古政权以-为目的开设的官道、宿驿、置守备等，减少了商人来往的危险和困难。我国西北陆路从天山南路可以达到中亚西亚和印度等地，由天山北路经由西西伯利亚可以达到欧洲。波斯、印度以及欧洲商人来华者不绝于道，中国商人循此道而散居撒马尔罕（注：原苏联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中部古城，撒马尔罕为首府）等回教国家的也不在少数。

　　东南沿海交通也很发达。元政府曾设立沿海站，“自泉州至杭州立海站十五，站置船五艘，水军二百，专运番夷贡物及商贩奇货，且防御海道为便”（《元史》卷十五），当时的泉州、杭州、温州等都成了人烟稠密的大城市，在泉州居留的波斯、大食商人约一万多人，其商税占元朝收入极为重要部分。

　　二、元政权对外商特加保护，鼓励发展商业贸易是商业繁荣的主要原因。

　　早在铁木真西征以前，蒙古商人和西方各国的贸易是相当频繁的。铁木真征服花刺子模（注：在今里海东、咸海西、锡尔河南）这个中亚大国，主要就是为开辟商路，保护商人。在灭金、灭宋的过程中，在军事战争期间，蒙古军队对商人也加以保护。忽必烈建立元朝，完成统一后，就马上与中原封建地主以及胡商高利贷资本相提携，建立封建地主商人政权，以适应宋朝以来已经高度发展的社会经济，又利用政权来保证重商政策的实施，招谕番商来华，并在贸易过程中对他们加以保护和优待。“往来客旅、斡脱、商贾及贵擎财物之人，必须于村店设立巡防弓手去处止宿，其间若有失盗，勒令本处巡防弓手立限根捉”（《元典章》卷五一），商人所损失的财物，令当地人按价赔偿，并颁发拘雇商船商车的-，以防止权势者对商人的侵害。商贾可以佩虎符、乘驿马，凡西域商贾皆不当杂泛差役，官给饮食，遣兵防卫。这些措施，对国外贸易影响甚大，所以欧洲与西南亚及南洋诸国商人纷至众来，杂聚我国的各大城市，更加繁荣了元朝的商业贸易。

　　三、元代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为商贸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工商业的发展，一般来说，是与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因为封建社会工商业的发展是建立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蒙古族作为一个游牧民族，进入中原以后，首先是对土地的掠夺，而这种掠夺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特别是黄河以北，昔日的粮田都变成了牧场，蒙古贵族企图用自己从事畜牧业的生产方式取代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方式。但是由于中原人民的斗争，也由于蒙古贵族中一些明智者逐渐认识到农业生产的优越性，所以忽必烈完成统一事业中，实行劝说农桑的政策，并于1270年设立了司农司，专门管理农桑水利，还派出劝农官巡视各地农业生产情况。为了推广当时先进的耕作技术，司农司组织农业专家，参阅古今各种农书，研究和总结13世纪前的农业耕作经验，于1273年编成了《农桑辑要》一书，在全国颁行。元初一度出现了“户口增，田野辟”的景象。黄河以南还保存了南宋以来的租佃，加上元政权组织兴修许多水利工程，下令减轻佃户私租，不仅粮食产量不断提高，而且棉花种植得到有力的推广。因而元人代的农业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如果没有农业生产发展这个基础，商业贸易则不可能达到空前的繁荣。

　　三、元代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为商贸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工商业的发展，一般来说，是与农业生产发展相适应的，因为封建社会工商业的发展是建立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蒙古族作为一个游牧民族，进入中原以后，首先是对土地的掠夺，而这种掠夺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特别是黄河以北，昔日的农田都变成了牧场，蒙古贵族企图用自己从事畜牧业的生产方式取代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方式。但是由于中原人民的斗争，也由于蒙古贵族中一些明智者逐渐认识到农业生产的优越性，所以忽必烈完成统一事业中，实行劝说农桑的政策，并于1270年设立了司农司，专门管理农桑水利，还派出劝农官巡视各地农业生产情况。为了推广当时先进的耕作技术，司农司组织农业专家，参阅古今各种农书，研究和总结13世纪前的农业耕作经验，于1273年编成了《农桑辑要》一书，在全国颁行。元初一度出现了“户口增，田野辟”的景象。黄河以南受破坏较轻，长江以南还保存了南宋以来的租佃，加上元政权组织兴修许多水利工程，下令减轻佃户私租，不仅粮食产量不断提高，而且棉花种植得到有力的推广。因而元代的农业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如果没有农业生产发展这个基础，商业贸易则不可能达到空前的繁荣。

摘自：《历史学习》2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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