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党崇尚桃园结义和水浒异姓兄弟患难与共、团结互助的精神，使贫苦百姓在面临单个力量无法抗衡的强暴时，可以依靠集体力量来保障安全和生存。会党成员自身遭受的压迫与孙中山等人发动的一系列反封建斗争一拍即合。孙中山在1894年11月24日成立兴中会后，即着手联络会党。1899年，孙中山派陈少白、郑士良在香港联络两湖地区的哥老会和闽粤地区的三合会首领成立兴汉会。兴汉会以孙中山为总会长，实现了革命党人与会党的联合。华兴会、同盟会等革命团体也吸收了大批会党成员入会，同时还依靠会党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革命派还通过各种途径向会党宣传革命理论，使会党的不少山堂逐步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这样，会党就成为革命派赖以发动一系列起义的基本武装力量。

但是，会党成份复杂，成员涉及各阶层，除贫苦农民外，还有小商贩、雇工、匠人、穷苦落第知识分子、衙役、士兵乃至殷实户、流氓、地痞等，团体散漫，纪律松弛，个别会员公然在茶楼酒肆谈论革命细节，泄漏起义秘密，加之饷械不足，训练缺乏，致使各次起义“发难易，成功难”。从1908年起，革命党人将发动群众起义的重点转向新军。新军士兵参加会党的人数极多，一般占总数七成左右，如武昌起义时，湖北新军中不少士兵甚至部分下级军官就属会党中华山成员。所以联络新军仍然是以会党为媒介进行的。由于有与会党先前合作的基础，所以革命派在新军中的宣传和组织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至武昌起义前夕，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势力已占居明显优势，新军的革命积极性、自觉性大大提高。因此，当起义总指挥部被破坏、领导核心成员被杀害、革命形势万分危急时，新军各标营的革命党人和会党同仇敌忾，纷纷自动秘密串联，共同集议，相约起义。可以说，正是新军和会党英勇顽强的斗争挽救了革命，促成了辛亥革命的成功。

清王朝被推翻，会党的历史使命宣告完成。不少会党组织被地主豪强势力控制，破坏新生政权，横霸一方，成为革命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所以各地政权开始取缔、打击、镇压会党。会党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联合至此结束。

正如毛泽东所说：“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失去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是他们的-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毛泽东对会党革命性和破坏性的双重性的评价，可以当作辛亥革命期间会党与革命派关系的最好概括。

摘自：《历史学习》2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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