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对清朝统治阶级的心理打击是巨大的。如果说鸦片战争的震撼主要冲击了沿海地区的话，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则把沉重的震撼带到了中国社会的中枢。它发端于广东一隅而最终进入华北，使上国帝京一时成为夷狄世界，夷夏之大防因之而完全崩溃。咸丰帝“车驾北狩”，圆明园在烈火中化为灰烬。在战胜者对于战败者的军事统制之下，华夷旧序已经完全颠倒过来。昔日京华景象荡然无存。战争期间签定的不平等条约把咸丰皇帝的自信变成了虚骄，强硬变成了懵懂，镇静变成了自欺。其宁肯舍弃关税之利，也要死死坚持的“切训示”的四项内容全部变成了既成事实，其保华夷之间的藩篱和沟壑、尤在避免中国君主与西方人的直面相对的一相情愿，被西方人用大炮轰得粉碎。经历了英法联军之役后，士大夫们痛苦地名之曰“庚申之变”。这个名称本身就说明，中国人已经体会到有一种不受欢迎，但又无法拒绝的变化正在发生，尽管在开始的时候，这种意识还朦胧地掺杂着种种臆测和附会，但比起鸦片战争之后十几年中浑浑噩噩的天朝旧梦来，终究是另一番境界了。

二、第二次鸦片战争促使了地主阶级的分化。洋务派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地主阶级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分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之后，居中央枢要之职的奕訢、文祥、桂良为了谈判而同侵略者交往；握东南军政重权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则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与溯江而上的西方人相遇。这两部分人是那时候地主阶级当权派中最早同资本主义打交道的人。今日被称为洋务派首领的曾国藩、奕訢，本来并不乐于此道。他们与官僚士大夫群中的其他人一样鄙夷西方人，并相信天朝的挞伐可以驱赶逆夷。但民族战争失败以后，在被迫与西方人周旋交际的过程中，他们渐从对手的身上感触到另外一个世界，获得了中国传统历史经验所没有的新知识，思想因之而发生变化。他们与恪守传统的顽固派之间出现了区别和分歧。于是产生了中国最早的洋务派。洋务派的改革主张同中国两千年历史上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已经不能相提并论了。就其主观动机而言，他们未必有心打破旧轨，但他们的主张却历史地包含着逸出旧轨的趋向。因此，洋务派的产生，意味着凝固的硬壳绽开了前所未有的裂痕。以此为起点，几千年来的封建地主阶级开始分化了。

三、第二次鸦片战争引发了革新思潮。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增开了通商口岸，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因此而进入长江流域和华北。这是条约带来的直接变化。与此同时，某些腐旧而且僵固的封建传统观念被迫发生变化。从孔夫子以来，在中国已有几千年历史的、把华夏以外一切外族的人和事称作“夷”的做法，被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签定的《天津条约》所限制。这是“洋”与“夷”替代的交接点。这一替代反映了中国传统观念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虽然是被迫的结果，但却包含着合理的成分。因为它意味着从华夷秩序走向世界民族之林的一步。从夷务到洋务再到后来的外交事务，记录了中西交往刺激下中国人世界观念发展的脉络。这个过程是漫长的，每一步都滞重而艰难。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和战争之后，出现了一些反映初步革新思想的议论和著作。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是资本主义革新纲领，其内容，在许多地方实开早期改良派的先声。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反映了正在分化中的地主阶级对西方思想的吸取。洋务运动中的举措虽可罗列很多，其要者则不出冯桂芬所论。郑观应的《救时揭要》在当时的新议论中较多地表现了对经济的关注和见解的内行。其若干主张早于实际的历史进程好多年。比以上三人更西化的容闳提出了改良政府、军队，改变教育体制，举办洋务等建议，并借助于湘军主帅曾国藩，把一部分议论转化为现实。这些都是1860年前后出现在中国的反映时代脉搏跳动的改革思想。

因此，1840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而就社会观念的更新来说，1860年具有更加明显的标界意义。

摘自：《历史学习》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