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李鸿章对日本敢于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和决心判断有误，寄希望于国际调停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就制定了其“征韩侵华”的大陆政策，此次利用朝鲜农民战争之机，挑起事端发动战争，蓄谋已久，抱有不达目的不罢休之决心。对此李鸿章却懵无所知。他认为与欧洲列强相比，日本小弱，必将有所顾忌，终不敢悍然不顾国际情势，打破远东均势而发动战争。日本在朝鲜的行动不过是一种挑衅罢了。因而把努力与希望寄托于国际调停。1894年6月，朝鲜农民战争平定，中国要求日本撤兵，日本拒不依约履行，以致朝鲜局势日趋紧张，李鸿章请求俄驻华公使喀西尼电请俄政府出面调停，喀西尼当即欣然同意，并希望清政府与俄国“彼此同心力持”。俄外交部接到喀西尼电报后，颇以干涉之意为然，乃复电准其所请。同时致电驻日公使希德洛夫，劝请日本政府撤回在朝鲜的军队。直至中日两国宣战之日，圣彼得堡、天津、东京三地之间，电报往来频繁，都是俄国实行干涉的事实。喀西尼在向李鸿章转达俄外交部之意时说：“俄皇已电谕驻日俄使转达日本政府劝请撤兵，如果日本不肯遵办，俄国将以武力压服”。李鸿章大悦，即电嘱驻韩清军镇静，避免发生事端。然而事态的发展却不是李鸿章所予计的。当俄国了解到日本侵韩具有坚强之决心时，便认识到调停已不能达到目的，如果武力干涉，势将卷入远东纠纷之漩涡。而当时对朝鲜问题密切关心的英美各国，都表示无意以武力压迫日本撤兵，这使俄国对处理朝鲜问题的热情顿减，更加慎重。而且日本在拒绝了俄撤兵劝告同时，向俄国保证：日本出兵旨在解除中国和朝鲜的传统关系，不仅“无意”占有朝鲜，而且愿意尊重俄国在朝鲜的利益。俄遂转向暗中支持日本在朝鲜扩大事态，借机加强自身的地位，坐收渔翁之利。而李鸿章却不知内情，一味希望俄的武装干涉，贻误战机，招致失败。李鸿章还曾请求英国政府出面斡旋。英国为了对抗俄国，有意拉拢日本，日本则向英保证开战后不侵犯英在上海及长江流域的势力，英日达成“谅解”，签订了《日英通商条约》。英国外相金伯理在签字仪式上说：“这个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了清国大军还远为有利。”而李鸿章却把希望完全寄于列强的调停上，幻想着利用列强与日本的矛盾，来牵制日本，避免战争，甚至幻想牺牲自身利益来满足俄国的侵略要求，以此来“联俄制日”。

第三，慈禧忙于准备自己的六十寿辰，一心力保“和局”，苟安现状。

慈禧是位权力欲望极强的人物，善于玩弄权术。自辛酉政变掌握大权后，其心思全在于如何控驭朝廷上下，巩固其权力和地位，将顽固派和洋务派玩弄于股掌之间。对国家民族之命运漠然视之，对洋务派的变革敷衍了事，对于当时中国所处的危局，实无根本之认识。中日战事日趋紧张之时，慈禧却忙于过六十大寿，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对北洋海军增添炮舰之呼声置若罔闻。修建颐和园共耗资白银三千多万两，其中海军军费就高达二千多万，“谁敢让我今天不高兴，我就让谁一辈子不高兴”，置国家民族利益之不顾。慈禧的战争态度是李鸿章采取“避战自保”方针的重要原因。

第四，李鸿章的私心太重，害怕自己的实力在战争中丧失殆尽。

李鸿章靠镇压太平天国办洋务起家，能爬至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地位实属不易。北洋海陆军及军需等重要部门李鸿章一律安插其淮军旧部或安徽同乡。这必然引起满清统治者对汉族新兴势力的猜疑防范。慈禧利用顽固派牵制洋务派，同时满清政府还扶植其他地方武装，如宋庆之毅军、张曜之嵩武军、董福祥之甘军、岑毓英之滇军等以此来牵制李鸿章淮军势力。在这种复杂的派系纷争中，李鸿章将北洋水师看作成自己的-资本，害怕在战争中消耗掉，为保存实力计，故坚持“避战自保”方针。

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避战自保”，最终酿成战争的失败，给国家民族带来沉重灾难。追根寻源，还是清政府的腐败造成的。

摘自：《历史学习》2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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