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清民主思想对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民主思想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

19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列强入侵的刺激以及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不断地探求着救国救民之路，从康有为、严复、梁启超、谭嗣同到孙中山、章太炎等近代思想家们，一方面从西方思想中寻找批判封建主义的武器，另一方面又要在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中寻找可资利用的思想材料。于是，一度中断，湮没达两个世纪的明清之际的早期民主思想，便成为近代先进人物所借重的武器。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明夷待访录》）节钞，印数万本，秘密散发，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梁启超又说：“我们当学生时代，（《明夷待访录》）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我自己的-活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此外，五四运动中，毛泽东、蔡和森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组织的早期革命团体还以“船山学社”命名，表明他们对王夫之思想的倚重。（王夫之在抗清失败后，为躲避清廷的追捕迫害，他辗转迁徙，直到1669年才在荒岩绝壑的石船山麓定居下来，世称船山先生）。由此可见，明清之际的民主思想对近代思想家反封建民主思想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明清民主思想自身的缺陷使之未能成为近代反封建斗争的思想武器。

明清时期产生的民主思想还处于启蒙状态，与西方民主思想相比还有一定的缺陷。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明清民主思想主张的不完善，从而在国内（更不用说在世界范围）影响不大呢？原因有三：第一，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萌芽较为嫩弱，使早期民主思想的产生、发展缺乏强有力的物质基础。从发展空间上看，资本主义萌芽仅仅局限于江南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个别地区（如苏州）和个别生产部门（如丝织业），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从发展程度上看，商人资本既有投资手工工场、支配生产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大量的资金却是流向了土地，“以末致富，以本守之”，致使手工工场资本不足。加上封建官府的沉重剥削，人民购买力低下，国内市场狭小，同时政府又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广阔的国外市场也不能为我所用，这样资本主义萌芽缺少持续发展的土壤，只能在封建专制的缝隙中艰难地挣扎，这就决定了中国早期民主思想的发育不健全。第二，中国文化传统的束缚和影响。中国文化长河源远流长，重伦理、政务，自古至今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传统，而黄宗羲等思想家在从古代文明中吸取养料时，这些核心思想必然会对他们产生巨大的影响力。这样他们虽然对封建伦理学说提出了一些批评，抨击、否定了专制君权，但是他们无法从根本上突破传统伦理学说的罗网，建立起新的伦理学说体系。第三，高度强化的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压制使早期民主思想未能形成完整的体系。明末清初王朝更替，社会剧烈动荡，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封建社会的危机日益加深。此时黄宗羲等人积极参加抗清活动，以抨击君主专制制度为自己的使命，向传统观念挑战。而统治者则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专制统治，大兴文字狱，压制反清的民主思想。在这种压制下产生的反封建民主思想虽然激进，但不可能“枝繁叶茂”，而这些思想家的“门人故旧又无一有力者为之推挽”，没能将其民主思想发扬光大，因此最终也没能形成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

与中国明清民主思想的产生、发展不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反封建反神学的民主思想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到启蒙运动时已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并影响到美国、拉美、日本等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思想家探寻新道路时，广泛传播的西方思想对他们触动更大，于是他们把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作为武器同本国的封建势力进行斗争，为拯救中华民族做出了贡献。

摘自：《历史学习》2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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