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开国与汉、唐王朝不同。它是通过兵不血刃的兵变而立，社会未经大的动乱，因而未经过一番艰苦奋斗的重建过程。后周世宗富国强兵、卓有成效的改革，使得北宋王朝在统治初期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国家岁入财赋，两倍于唐室”（宋太宗语）。加上宋太祖以和平方式剥夺朝中大将和地方节度使的军权，加强了皇权，-日趋稳定。北宋周围的南北各国，总的衡量是南弱北强，即使“北强”的契丹，也是“睡王”穆宗（951——969年在位）统治，荒-无度，不问政事。辽景宗（969——982年在位）时代进行的改革，收效也不大。宋辽比较，北宋明显占据优势。那么，北宋统治者成功地结束十国割据局面，为何却在伐辽中一败再败，难圆一统天下、恢复汉唐旧境的宏愿？简要分析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北宋实行“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错过了趁辽穆宗昏庸取辽之机。

早在959年，后周世宗“乘其胜威”，选中辽穆宗统治腐败衰弱的“不可失之机”，进行收复幽云的军事行动。周军进展神速，很快就收复了被辽国占据的瀛、莫、易三州及益津、瓦桥、淤口三关，“取瀛、莫、定三关，兵不血刃”。很可惜周世宗身染重病，中途班师回朝。周世宗未竟事业就落到后来王朝身上。北宋建立后，在如何统一天下大业的问题上，宋太祖兄弟基本上沿袭后周世宗“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但是在平定南方割据政权、移师北方后，北宋却改周世宗“先契丹后北汉”方针为“先北汉后契丹”的战略方针，避重就轻，颠倒主次，从而失掉了伐辽复地的极好良机。等到宋太宗消灭北汉再伐契丹，辽朝内部的-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江景宗的改革活动，虽成效不大，但它是辽朝“中兴”的转机。辽圣宗年幼即位（983－1O30年在位），在母后承天后和汉官等巨僚的辅佐下，进一步实行了全面的封建化改革，使辽朝逐渐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因此，如果北宋没有充分的准备和严密的军事部署是很难达到复地目的的。979年，宋太宗在消灭北汉后，不顾诸将异议，仓卒发动对辽战争，结果是惨败而还。

二、有宋以来，统治者对辽朝的力量估计有过高的倾向，因而产生了一种“畏辽”心理。

“先南后北”及“先北汉后契丹”统一策略，就是这种思想情绪的反映。宋太祖在位时，曾三次举兵伐汉，都因契丹出兵极力援助，宋军兵败而还。这一结果一方面说明北宋王朝统一决策的失误；另一方面更加重了北宋统治者业已存在的“畏辽”心理。在如何收复幽云十六州问题上，宋太祖的考虑也是“和议”为先，“用兵”在后，即收复失地方式存有上下两策。“上策”指“赎取”方法，即用一些金帛贿赂契丹贵族，达到收复目的。为此，宋太祖专门设置“封桩库”，贮积金帛，“欲俟斯库所蓄满三五十万，即遣使与契丹约（和），苟能归我土地人庶，则当尽此库金帛充其直。”如果契丹拒绝，那么，“朕将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耳。”此乃“下策”。这一打算表明北来统治者对幽云地位的重要性以及收复活动的艰巨性认识不足，又是惧怕与辽朝交恶的心理体现。再如，雍熙北伐时，当战争形势对北宋不利，尤其当宋太宗得悉东路主力军惨败消息后，不是及时调整部署，巩固阵地，组织有效反击，而是不顾一切，匆忙下令全线撤军，结果给辽军有机可乘，宋军一泻千里，先前收复之地得而复失。正是这种“畏辽”心理情绪，影响着宋朝收复失地的进程，也是收复活动失败的重要思想根源。

三、雍熙北伐是在宋太宗经过几年的充分准备、周密部署及亲自指挥下进行的。

按照军事部署，宋军分三路出兵：东路由曹彬等率领为宋军主力，采取缓慢行军战术，虚张声势，向幽州进发，以牵制辽军的主力；中、西路军分别由田重进和潘美率领，同时出击，速战速决，吃掉辽军右翼，然后中、西路军会合东进，与东路主力合势攻取幽州。

北伐开始后不久，西路军收复了云、应、寰、朔等四州；中路军也攻下了飞狐、灵丘、蔚州。与此同时，东路军私自冒进，接连攻占了新城、固安、琢州等地。中、西两路宋军频频进攻，屡战屡捷，实属意料之中，而东路军的过早出击却在意料之外，以致东路军进展神速，一路奏捷，连宋太宗也颇为惊讶。由于东路军打的是胜仗，固属嘉奖之列。因此，即使曹彬的行动与事先部署相悖，宋太宗也没有加以制止。北伐部署就这样开始走调。曹彬占领涿州后，又退兵索粮，再次攻取涿州后不能坚守，最后在契丹军队反击下，惨败于歧沟关。至此，宋太宗亲自制定的“北伐”方略完全被破坏。

可见，由于东路军曹彬等将领贪图功名，擅自进攻，打乱了“北伐”的整体部署，而作为“北伐” 的总指挥的宋太宗被暂时胜利冲昏头脑，不加制止，在遭挫后又匆忙撤军，致使“北伐”行动功亏一篑。这就是北宋伐辽复地活动失败的主要原因。

雍熙北伐的溃败使得北宋元气大伤，也严重挫伤了宋太宗收复失地的决心。在过高估计契丹力量情绪的支配下，宋朝放弃了武力收复幽云的打算，对辽方针，由战略进攻改为战略防御。需要指出的是，宋朝对辽战略方针的改变，除北伐失败因素外，还由于当时内外形势使然：一是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大规模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就是发生在宋太宗末年（993年）；二是民族关系愈趋复杂，除契丹政权外，西北党项族的李继迁势力，也威胁北宋边境。986年，李继迁降服于辽朝，结辽抗宋。宋太宗认为，“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扰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好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于是，“守内虚外” 成了后来北宋历代治国的指导思想。

摘自：《历史学习》20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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