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之二：立宪派的迅速成长和倾向、参加革命。在清末立宪运动中，立宪派奔走呼号，不断向清王朝施压。19O9年，清王朝被迫在各省成立谘议局，其领导权几乎全为立宪派控制。谘议局作为地方谘议机关，虽无监督行政的权力，但却使立宪派利用这个合法机构，开展活动，大大地扩大了立宪派的影响。1911年“皇族内阁”的出笼，使原本寄希望于通过立宪参与政权的立宪派吁声一片，大失所望。立宪派随之迅速分化。立宪派并不接受民主共和的主张，但在推翻清王朝这方面，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已与革命党人形成默契。武昌起义后，部分省区的立宪派代表人物通过谘议局或劝说巡抚宣布独立，或径自宣布独立，从而加入到当时的独立浪潮中。前者如广西立宪派劝说巡抚沈秉堃宣布独立，后者如广东绅商联络各界，由谘议局开会商议，宣布广东独立。

原因之三，部分汉族地主背离清王朝加入独立浪潮。汉族势力的不断上升是晚清-的一大特点。汉族势力的崛起，一方面在较长的时期内延续着清王朝的统治，另一方面又对满洲贵族的统治构成巨大威胁。在预备立宪运动中，以袁世凯回乡养疴为标志，满洲贵族极力打击汉族地主、官僚势力，结果造成了汉族地主、官僚对清王朝的背离，最终导致诸如江苏巡抚程德全、山东巡抚孙宝琦等一批心怀不满而又手握重兵的汉族官僚、地主汇入武昌起义后的独立潮流中。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武昌首义，诸省响应”的局势不是因为有一个强有力的资产阶级政党统一领导发动的结果，而是多种各怀目的的-势力作用的结果。这种局势及其成因对以后革命形势的发展乃至民国初年的-产生了重大影响：

其一，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武昌首义后，各省独立，使清王朝的统治基础严重动摇；南方各省的独立，使清王朝丧失了重要的财政来源；各省的独立，使列强对清王朝丧失了信心，转而扶植新的代理人；同时也使一度被排挤的袁世凯东山再起，并掌握军政大权，而袁世凯在几个月后，凭借手中的实力及帝国主义的支持，玩弄两面手法，终于使末代皇帝从金銮宝座上退了下来。

其二，导致了民国初年地方势力的坐大。由于同盟会的无力，加之革命阵营成分复杂，宣布独立的各省政权，大多被立宪派和旧官僚所操纵，这些省区的军政府连同革命党人控制的地方政权大多截留田赋和其它税收，拒不上缴中央，对临时政府发行的国债不理不睬，对中央的命令敷衍塞责，实为独立王国。这不仅加剧了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危机，也因中央的命令无法渗透到地

方而使南京临时政府自成立之时起就面临严重的行政危机。最能代表地方势力的-主张在当时是”地方自治”。地方势力的坐大和地方自治主张的流行不仅在孙中山执政时是如此，在以后袁世凯及袁世凯以后的相当时期也这样。

其三，导致了革命后新政权建设的困难。由于清王朝被推翻的过程太为容易和迅速，以致于既没有为革命派在战争中创建一支强大的可作为新政权基础的军队，也没有造就一个为建设新政权所必需的较为成熟的领袖集团，以及一个具有强大魅力和感召力的“革命英雄式的领袖”。外部环境的恶劣、地方势力的坐大以及革命派自身的诸多局限，使得新生政权很快易手于军阀集团。

摘自：《历史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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