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袁世凯政府对内加强剥削、搜刮，激化了社会阶级矛盾，广大人民奋起反抗，沉重打击了袁世凯的反动统治。袁世凯政府一建立，就立即通令各省“将旧税速速恢复，新税一一进行”，除属于中央的各种“国家税”之外，各省还“可自行筹画”征收各种名目的“地方税”。“国家税”是“不容稍有短绌”的，“地主税”则更漫无限制，随意征收。如与辛亥革命前的1905年相比，1913年各地的地租额普遍增加 10％，烟税增加3倍，印花税增加8倍，统捐、统税竞增加了60倍。使中国人民陷入了苦难的深渊。因此，广大人民不断奋起反抗。例如 1913年汉阳兵工厂工人为反对政府以贬值纸币发工资举行罢工。福建莆田县农民武装抗纳钱粮。1914年1月河南洛宁县、甘肃宁县人民的反验契税斗争。同年，袁政府又实行“清丈田亩”，对人民进行搜刮、压榨，“民生凋敝日益加甚”，人民“十（之）八九不能自活”，引起了全国各地农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山东、山西、四川等数省发生“民变”或武装起义。其中，白朗起义是规模最大、坚持最久的一次武装起义。起义军以“打富济贫”为口号，纵横驰驱豫、鄂、皖、陕、甘五省，袁世凯调集了20多万大军才镇压下去。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沉重地打击了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加速了其灭亡的过程。

第三，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经济萧条，失信于民。清末社会动荡，金融紊乱，各地滥发纸币。袁世凯政府建立后，下令当时最大的两家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纸币兑换券，逐步收回各地纸币。到1915年底，两行共发出兑换券近2000万元。护国战争爆发后，袁世凯急令“中国银行增发纸币1000万，交通银行增发500百万，以济眉急”。从此两行滥发纸币遂成不可遏止之势，到1916年5月前，“计中国银行滥发4500万元，交通银行滥发8400万元”。致使两行失去信用，人心动摇，挤兑风潮随之而起，并迅速漫延全国。袁世凯急令两行停止兑换现洋，结果人心更加浮动。停兑令宣布后，市面异常恐慌，两行纸币迅速跌至六折，“米盐油炭日用品及洋货奢侈品价格提高三、四成，米价比原值增加百分之五，金价每两五十元增至八十元，当铺则止当候赎，商号则停办生货，生意萧条，市场惨淡”。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商会纷纷请求政府收回成命。袁世凯非但不听，反而派出军警，严行弹压，遂使怨恨之声遍于全国，使本来处于中立地位的商界与袁世凯渐成对立之势。袁世凯以滥发的兑换券作为军费也引起了军队的强烈不满，在前线与护国军作战的军队士气十分低落，很多官兵表示不愿再继续打下去。政府官吏早在停兑之前就对强行减俸和搭配公债券十分不满，这时又拿到不断跌价的纸币兑换券，生活水平降低许多，怨恨之声甚嚣尘上。所以，去掉袁世凯几乎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第四，复辟帝制、镇压革命耗资甚巨，使袁世凯政府的经济近于崩溃。袁世凯在帝制活动中的-性收买、采访、通讯、宣传、行贿等费用数额惊人，据1916年9月6日《申报》载：“财政部调查帝制耗款，实数达六万万有余，询可骇矣！”镇压革命运动也耗资甚巨，如在镇压白朗起义过程中，财政部统计仅1914年l－6月半年就耗费了2000万元。为了镇压革命，袁世凯不断扩充军队，大量购买-，也耗去了大量的款项。护国战争爆发后，南方各省应解中央之款一律被地方扣留，使上半年袁世凯政府实际收入不到预算的五分之一。另一方面，由于战争爆发，突然增加了每月500万元的军费支出，又给袁政府危如累卵的财政以致命一击。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采取了一些紧急措施，一是对内强征苛捐杂税，结果无异火上浇油，引起了人民更加激烈的反抗。二是提前发行公债，由于失去了人民的信任，结果发行了2000万元，三个月后只售出近30万元。再就是速借外债。但因世界大战，欧洲各国无力对华贷款，只有美国勉强贷了315万美元，杯水车薪，远远不敷所需。而日本为了达到独霸中国的目的，-上乘机提出了二十一条，经济上不但拒绝给袁世凯贷款，而且还鼓动五国银行团拒绝向袁世凯提供贷款。结果在日本的鼓动下，五国银行团不仅没给袁世凯贷款，反而将按规定应付给袁政府的盐税结余550万元扣留，使袁世凯在经济上又遭到沉重打击。所以，在护国战争爆发后，袁世凯政府的经济已全面崩溃，袁世凯在忧惧中死去，也就不奇怪了。

摘自：《历史学习》20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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