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至10日上午按六个大区分组讨论，彭德怀在西北组七次发言和插话。他在1958年和1959年4月下旬，曾到湖南、江西、安徽、甘肃等十几省进行调查，在湖南湘潭乌石公社，一个残废军人给他的一张纸条上写着：“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与呼！”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问题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对问题谈得比较深刻、比较尖锐。但在讨论中，真正客观地、冷静地研究经验教训的空气不是很浓厚的，一些人不愿多谈缺点和教训，不能虚心倾听对“大跃进”的批评意见，而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对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左”倾错误及严重程度，对产生这些错误的根本原因和经验教训，认识很不够。7月10日，他在组长会议上批评党外-否定一切，批评党内有人说“大跃进”得不偿失。强调成绩与错误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提出会议15日结束。

彭德怀鉴于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耽心“左”倾错误能否彻底克服，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首先肯定1958年的成绩，然后实事求是地批评了1958年的缺点错误，分析了错误产生的原因：“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并谈了改进工作的建议。这封信反映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要求，体现了彭德怀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和责任感。从信的内容上和提出意见的方式上都是无可非议的。然而毛泽东对彭德怀的逆耳忠言不但听不进去，反而把它加上“彭德怀的意见书”的标题，于16日印发给会议讨论，并在-局常委中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批判了信中讲的“比例失调”，“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有失有得”等，要求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8月2日至16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定》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错误地提出：“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战斗任务。”会后，在全国普遍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运动的重点是党政军机关，同时殃及中下层干部、知识分子，以致工人、农民。

庐山会议对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所谓“反党集团”的批判以及会后开展的反右倾运动，是完全错误的，是建国以来我国-生活中的重大失误，它造成了严重后果：

第一，-上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错误地打击了一批敢于实事求是，反映实际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助长了浮夸、说假话的不良倾向，助长了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和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

第二，理论上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进一步发展，把彭德怀等对经济指标、速度高低问题的探讨、争论，斥之为右倾机会主义，上纲为“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阶级斗争引向党内，实际上是“党内资产阶级”理论的雏型，导致一系列错误理论泛滥，如：“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主要危险是右倾，必须不断反右；曲解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助长了个人迷信，以领袖的话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以对三面红旗的态度判断是非、划分敌我；迷信群众运动，不仅在生产建设上大搞群众运动，而且用群众运动来解决党内生活问题和意见分歧。

第三，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庐山会议以后，党中央对国内经济形势作了不切合实际的估计，要求提前两年实现“二五”计划的主要指标，提出1959年要完成钢1387万吨，比1958年的80O万吨增长73％，积累率高达43．8％，比1958年还高4．5％，结果轻工业生产萎缩，城市供应日趋紧张，粮食产量比1958年减少6O0亿斤，下降13％。在这危机四处露头的形势下，毛泽东继续坚持反右倾，1960年出现的继续跃进，把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风”的错误发展到新的高峰。1960年规定钢产量要达到1840万吨，结果只完成计划的48．3％，粮食产量计划达到600O亿斤，实际只完成2870亿斤，比1959年又减少530亿斤。1958—1960年国民经济损失1523．2亿元，因而使国民经济元气大伤，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背信弃义地撕毁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议，出现1959—1961年的经济困难。国民经济比例全面失调，生产大幅度下降，粮棉产量退到1951年的水平，人民生活严重困难，1961年职工的实际平均工资比1957年下降37．4％，北京凭票供应商品多达69种。非正常死亡情况十分严重，196O年死亡率达25．43%，大大超过尚处于战争年代的1949年20%，其中农村人口减少1702万。党和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牺牲和损失。

摘自：《历史学习》2000.7、8.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