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接连不断，出了不少偏差，一说反什么，往往就自上而下地来个普遍化，打击面宽了，伤了不少人。如，历时半年的反右倾斗争，全国被重点批判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干部达360多万人，他们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组织处理。不仅使党的优良传统遭到严重削弱，助长了不讲、怕讲老实话的坏作风；而且，由于中断了纠“左”的进程，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局面不断加剧，尤其是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面对严重困难的局面，党中央决定认真调查，纠正错误，调整政策。对过去被错误批判的干部党员进行甄别和平反工作就提上了日程，这样有助于举国一致共同战胜困难。如果对他们的问题不迅速处理，对于调动这批为数很大的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是很不利的。1961年5月21日——6月12日的中央工作会议研究了这个问题。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事实上划定了平反运动的范围，即县级以下被错误批判的同志，至于彭德怀，并不认为批错了，故而不属平反之列。从此，中央通过一系列会议和文件，开始对在反-、拔白旗、反右倾等历次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和处理的党内外人士进行甄别平反，明确规定：过去批评和处理得正确的，不再改变；过去批判和处理错了的，改正这一部分问题的结论；错误地对群众（包括富裕中农）进行的批判，应该向他们道歉，如果作了错误处分，还应该纠正。当然，各地进展很不平衡。七千人会议上党对待缺点错误的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给全党以鼓舞，加快了平反工作。1962年4月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制定、发出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平反工作的通知》。文件指出，在历次运动中被搞错了的或搞过了而应予平反的人，从数量上说，以基层干部和一般党员为最多。他们的问题比较简单，是应该而且可能采用比较简单的办法加以处理的。只要迅速解决了这批大量人的平反问题，就可以集中力量比较快地解决县以上一些人的甄别平反工作。《通知》提出，根据军队的领导经验，建议对全国县以下的干部，来个一揽子解决，就是对过去搞错了的干部，除个别有严重问题的外，都不要“留尾巴”。这样,
甄别平反工作才迅速全面展开。到1962年8月，全国有600多万干部、党员、群众得到平反。但是，中共中央当时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左”的指导思想的错误，从而使对具体工作中的错误的纠正大打折扣。虽然提出了要为1957年后的历次运动中的干部、党员甄别平反，但对彭德怀等人的处理，仍维持原判，不予平反，并肯定庐山会议对彭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的，这样就不可能彻底纠正并且从指导思想上清理“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因此这种平反很不全面，很不彻底，很不深刻。
二、对彭德怀的定性没有改变。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之争，说到底是党内正常的不同意见之间的分歧，具体表现为要不要比较彻底地纠正“大跃进”中的“左倾”错误。但是，毛泽东认为，彭德怀等人的意见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是右倾机会主义纲领，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从而错误地认定“他们实质上否定总路线的胜利，否定大跃进的成绩，反对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反对农业战线上的高额丰产运动，反对大办钢铁运动，反对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对党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即‘-挂帅’”，犯了“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因此“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20年，可能要斗争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消灭，斗争才会止息。”把正常的不同意见当成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显然是完全错误的。但七千人会议党在指导思想上，并没有彻底改变“左”的思想，仍肯定大跃进等三面红旗。对彭德怀，虽然不再讲他庐山信件的错误，却仍不予平反，理由是他有一个“反党集团”，又有“国际背景”。在大规模平反活动展开之后，1962年6月16日彭德怀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党中央请求党全面审查他的历史。实践的发展证明，彭德怀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意见是正确的，事实上七千人大会后已经大幅度调整了政策，又为许多干部进行平反。但毛泽东却认为彭德怀的要求是搞翻案，不能平反。八届十中全会决定成立专案委员会，对彭进行审查，斗争反而升级。可以说，在党没有彻底改变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时，是不可能给彭德怀等人平反的。
三、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影响了对彭的平反。毛泽东作为中共的主要创始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但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一五计划的顺利进行，毛泽东变得不那么谨慎、谦虚了，个人独断专行作风愈益发展，严重地破坏了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听不进不同意见。他的个人专断，在重大问题上先造成既成事实，再由党的一定会议通过的情形一再发生。大跃进的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和推行，在相当程度上都是毛泽东个人专断，先造成既定事实的结果。有错误要纠正，也只能是毛泽东提出。怎样纠正，纠正到什么程度，也只能由他划定。否则尽管是正确意见，也会被视为对领袖正确性的怀疑，甚至是对领袖的挑战。庐山之争，毛泽东无非就是要求党的主要负责同志总结“大跃进”人民公社经验教训的深度和广度不超过他所允许的限度和范围。而这样就不可能比较全面比较彻底地纠正“左倾”错误，扭转工作中的被动局面。彭德怀以党、国家事业为重，不计个人安危，大胆直陈意见，表现了一个-党人的坦荡无私，但不为毛所容忍。由于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对毛泽东发动批判彭德怀的错误行动，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公道话，或从中缓解就是不可避免的。在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估计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解决彭德怀的问题。1965年毛泽东对彭德怀有过这样的表态：“你要向前看，你的问题由历史做结论吧。也许真理是在你这一边。”初看起来，毛泽东似乎有过对批彭举动的一丝怀疑，其实这也同样表明毛泽东并没有改变他的一贯结论。
历史是公正的，也是无情的。在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所作的错误结论，重新肯定了他为中国革命事业所建树的伟大的功绩。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摘自：《历史学习》
[关闭窗口]
< 1 > <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