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晚期以来，当英、法已经成为统一的民族国家而崛起于欧洲的时候，德国却仍处于300个左右小国割据的四分五裂状态。这种状态导致德国在国际上的诸多失败：三十年战争，使德国“被人为地固定在一个中世纪式的混乱和软弱的水平上”。拿破仑征服了德意志诸邦。后经俾斯麦统一而崛起，但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仍是一个被限制的国度。德国的这种现实生存状态，反而滋生了日耳曼民族优秀、是主宰世界的民族、非日耳曼民族腐朽、可以被践踏、奴役的强烈的种族主义思想。比如，当普鲁士被拿破仑在耶拿打败受辱之际，德国思想界的泰斗菲希特当即在柏林大学的讲坛上发表了具有强烈种族主义精神的《告日耳曼民族书》，高唱日耳曼民族的伟大以激起民众的奋起：“他们的语言是最纯的，与众不同的。只有在他们的影响下，历史才能展开一个新的纪元。”继他之后的黑格尔，也因企盼德国的统一、崛起而揭起日耳曼民族优秀的旗帜：“德国的时辰将会到来，它的使命将是振兴世界。”与这种种族主义、日耳曼民族优秀相伴的，则是非日耳曼民族，特别是犹太人的低劣与腐朽。菲希特在他的《告日耳曼民族书》中就说：“拉丁民族——特别是法国人——和犹太人是腐朽种族。”德国思想家们的这些种族主义主张像烈酒一样强烈刺激着德国国民，逐渐形成一种带社会性的思想。希特勒也是因为一次大战的失败而坚定了铲除犹太人的决心。他参加大战受伤住院治疗后到柏林观光，发现怠工的人遍地都是。他认定他们是犹太人。一路他看到的是：“办公室里犹太人充斥。几乎每一个办事员都是犹太人，每一个犹太人都成了办事员……1916—1917年间，几乎全部生产工作都是在犹太人的财政控制之下……犹太人掠夺了整个国家，把它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加上十一月革命后的共和国签订了停战协定。即此，他认定德国的失败是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这“无形的敌人”导致的。“德国并没有在战场上被打败，它是背后中了国内卖国贼的暗箭”。因此，向犹太人和“十一月罪人”进行攻击的信念，就在他心中坚定下来。总之，德国的分裂、软弱、被战败等，刺激了德国的思想家们用日耳曼种族优越来唤醒日耳曼民族——当然是一种负面作用，企图用精神的优秀来抵消现实的厄运。而不断的现实厄运又更加强了这种精神的优越论，从而成为一种普遍的民族观念，使德意志成为一块种族主义的肥田沃土，以致在日耳曼人区，种族主义、惩治犹太人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它不但成为一种社会潮流，而且，任何人要想在-上有所建树，都非得是一个反犹主义者不可。比如，卢格市长虽然私下善待犹太人，但在公开场合，却是一个积极的反犹主义者。任何事情只要纳入反犹轨道就能获得民族认可而顺利推行。如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说：“命运待我国不薄。它把俄国交给了布尔什维主义”，而“这实际上意味着把俄国交给了犹太人。”希特勒把反布尔什维主义纳入反犹范畴，而不是将反犹纳入反布尔什维主义范畴，这充分说明，在德意志，反犹比反布尔什维主义有更深厚的社会根基。纳粹党疯狂迫害犹太人，就是在德意志这块反犹沃土上生长出来的。

2．疯狂迫害犹太人是德国历史上反犹思想恶性发展的结果。

德意志的反犹，不自希特勒始，希特勒还在读中学时，已有反犹的报纸在各处发行。事实是，中世纪末期以来，反犹活动就严重存在着。马丁·路德就是一个热烈的反犹主义者。他希望德国清除掉犹太人，主张在把他们打发走的时候，没收他们的“全部现款，珠宝和金银”，还要“放火焚烧犹太人的会堂和学校，拆毁他们的房屋，让他们寄宿在马棚或马厩里，像吉卜赛人那样……处于痛苦和-之中。因为他们不断向上帝哭诉我们的不好。”而马丁·路德对德国人生活的影响，无论是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其深刻程度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他通过自己的讲道和出色的圣经翻译，不但创造了现代德语，而且也形成了一种热烈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菲希特、黑格尔、特莱希克这些德意志的精神领袖们，无不师宗马丁·路德的这些思想，从而在精神方面养育了第三帝国。特别是第三帝国的直接精神创始人豪斯顿、斯蒂华·张伯伦等，他们将一种疯狂的种族主义传达给日耳曼人。希特勒继承这些前辈的思想，进一步加以发展，将反犹的思想演变为实践上的种族斗争，认为种族斗争是人类发展的主要动力。他说；“人类初创的文化肯定是建立在对低级人类的利用上而不是建立在驯服的动物上……因此，最初的文化产生于雅利安人在遇到低级民族后征服低级民族并迫使他们服从自己的意志的地方。”“对于创造高级文化来说，低级人类的存在是最基本的先决条件之一”。这样，在希特勒那里，惩治犹太人就成了人类进步的一种保障性措施了。他说：“血流的混杂和由此带来的人种水平的下降，是旧文化衰亡的唯一原因。因为人类并不会由于战争的失败而灭亡，却会由于抵抗力的丧失而灭亡。而这种抵抗力只有在纯粹血统中才能继续保持。世界上，凡是不属于优良种族的人都是糟粕。”特别是犹太人。扫荡犹太人就当然是为着人类进步的“伟大”行动了。从历史的角度可以看出，纳粹疯狂迫害犹太人，明显是德意志民族反犹思想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希特勒则为实践这种思想找到了他独创的方式。

3．争夺生存空间是反犹的深层经济根源。

生产与市场之间的矛盾，一直是近代以来德国发展必须解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因而，生存空间就成了无数代德国人为之奋斗的一个目标。威廉二世的“我们也要求阳光下的地盘”就是对这个问题的直接表达。他企图通过发动世界大战的武力手段解决这个问题，结果却使这个问题更加尖锐突出：德国的海外殖民地被“委任统治”瓜分，国土也缩小了。可是道威斯计划后的德国经济又迅速崛起，成为欧洲的一个经济大国，1929年开始的大危机期间，各国设置关税壁垒，组建货币集团，使德国向外经济渗透走投无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希特勒发出了“要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为德国人民取得每天的面包”的叫喊，其他民族必须为日耳曼民族腾出生存空间。“大自然并没有为任何民族或种族保留这片土地的未来占有权。相反，这片土地是为有力量占领他的人民而存在的”。“必须敢于团结我国人民及其力量走上这条能够引导我国人民从目前有限的生存空间走向新土地的道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必须努力消灭我国人口与我国面积之间的不平衡状态”。为了日耳曼民族的生存空间，希特勒对外主张侵略扩张，对内则主张对非日耳曼的犹太人残酷惩治。排斥犹太人的种族法律充分表现出这种斗争具有着向犹太人夺取生存空间的特征。第三帝国建立的1933年，纳粹党规定犹太人不得竞选公职，不得担任文职官员、不得在新闻界、广播业、农业、教育界、戏剧界、电影界工作。1934年，犹太人被赶出交易所，后来又禁止犹太人从事医药业和商业。这种对犹太人从业权利的剥夺显然是一种生存空间的争夺行为。1935年的纽伦堡法律，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籍，这是这种争夺的最彻底表现。经济大危机给这种争夺以大好时机，从而获得日耳曼社会普遍认可。广大普通日耳曼人自发地在面包店、肉铺、牛奶站、食店门口挂上“犹太人不得入内”的牌子。希特勒正是借助经济危机这个大好时机全面展开了他的反犹太运动。也正是从反犹的种族斗争中，无数日耳曼经营者由于没有了竞争对手而盈利颇丰。大量的日耳曼失业者又有了工作（当然也包括其他的一些经济恢复手段），以致工人们常开玩笑说：“至少在希特勒的统治下，不再有挨饿的自由。”第三帝国也因此获得大量输血。大约有60—80亿马克的财产转归到雅利安财阀和希特勒党魁手中，希特勒的战争经济全权总代表沙赫特说：“我们的军备的一部分是用我们的-敌人（主要指犹太人）的钱来支付的。”

4．犹太人的非民族化特征，给反犹运动提供了良好条件。

自从犹太人被逐出家园之后，他们就散居欧洲各国，没有一个统一的地域。这种非民族化特征决定了犹太人是缺乏种族的自我保护能力的。这也给纳粹疯狂迫害犹太人提供了有利条件。因为无论纳粹怎样残酷地惩治犹太人，也不会有地区性的民族问题产生。因而，迫害犹太人的野兽行为愈演愈烈。

5．希特勒的个人遭遇，给反犹提供了方式暗示。

希特勒惩治犹太人的手段是独创又残酷的。这种残酷的手段是他个人所遭残酷生活现实的克隆性表现。《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威廉·夏伊勒说：“希特勒有一种虐待狂（反过来也有一种被虐待狂）。”也就是说，是从他的被虐待中，产生出了他的虐待狂。这是确实的。

希特勒的早年生活是严峻的。家资微薄，父亲刚愎自用。在校学习期间，他成绩低劣，常遭师生冷遇，不得不多次转校而终未能中学毕业。而1909—1913年的四年，更是他“一生中最悲衰的时期”。父母先后去世，他只身来到维也纳。“当时，饥饿是我忠实的伴侣，它同我形影不离，有福同享……我的生活就是同这个无情的友人进行的一场长期搏斗”。正是这种遭遇，养成了希特勒的冷酷与刚愎。生活使他深深地体味到恐怖的可怕，体会到“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恐怖对个人和群众的重要性”。于是他也采用恐怖来对待一切，用恐怖来对待犹太人。德意志给希特勒以无数的恐怖的日子，希特勒加倍还给了德意志。受害最大的则是犹太人。

综上可见，迫害犹太人，不是单一因素的产物，而是个人、社会、历史、现实多方面因素综合的结果。吸取历史的教训，从多方面入手加以防范，历史的悲剧才不致重演。

摘自：《历史学习》20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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