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对“九·一八”后形势荒谬的分析。他们认为在国际上，“九·一八”事变将成为世界大战尤其是反苏战争的导火线”。“是最露骨的反苏战争的序幕”，“反苏联成为最主要的最迫切的危险”。对于国内形势，他们片面强调“九·一八”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镇压中国革命的一致性。只强调日本侵略中国是为了镇压中国革命，只注意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反动性，完全否认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政权之间的矛盾；过分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即1931年5—12月，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派继续争夺国民党最高统治权而进行角逐，12月蒋下野）。夸大革命力量的发展。

其次，在阶级关系上：左倾机会主义把国民党看成铁板一块，把国民党内各抗日反蒋派别，说成是“反革命的在野派别”，认为他们打出抗日反蒋的旗号，是“利用他们在野的地位”，“欺骗民众，愚弄民众，帮助国民党来维持它的统治”，以“挽救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最后崩溃”，因此要统统打倒，完全无视国民党内抗日反蒋力量的增长。左倾机会主义看不到“九·一八”后民族资产阶级-态度的变化，无视民族资产阶级在事变发生后提出的“立息内争，共御外侮”的主张，更不接受民主党派提出的“组织国民政府”的口号，并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甚至断定，中间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由此可见，左倾机会主义者在阶级关系问题上犯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

基于以上错误认识，临时党中央作出了一系列错误的决策。在主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没有注意到必须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了完全脱离中国社会现实的口号：“武装保卫苏联”。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同时，提出必须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必须进行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斗争，而且指出，“推翻国民党政府，是胜利地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先决条件，并且还要集中主要力量打击最危险的敌人－中间派别。基于他们主观分析判断的存在所谓国民党统治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就决策：“九·一八”事变后，红军的中心任务是夺取中心城市，实行布尔什维克的全线进攻，推翻国民党政府，组织党机关和赤色群众团体进行罢工、示威等等；并指出：“成立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是‘九·一八’后革命最迫切的需要。”

王明的左倾错误能够在临时党中央占统治地位以及“九·一八”后中央作出的错误判断和决策虽然与-国际的指导有关，但最主要的仍然是临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没有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而是照抄照搬-国际的指令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没有随着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适时作出科学的判断和策略调整，犯了教条主义错误；意识不到“九·一八”后，国内阶级矛盾地位已下降，而中日民族矛盾向主要矛盾地位上升，看不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是其吞并中国的严重步骤，并在阶级关系上犯了关门主义错误，因而也就不能立即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摘自：《历史学习》2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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