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称得上是中国新文学的“开山鼻祖”之一

1917年2月，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提出文学改良的八项内容：“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之呻吟。五，务去滥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陈独秀称胡适的这篇文章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稍后，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中，胡适又提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学，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1918年，他在《建设新文学革命论》中，又把所谓“八不主义”总为四条：“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他强调，他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胡适上述言论，概括起来只有一个意思，就是对在中国延续了二千年的文言文说“不”。这是一件很不容易很不轻松的事，它除了向传统文化的载体——文言表述方式提出挑战外，还要向其承载者——包括胡适自己在内的每一个文化人的习惯势力宣战。常对别人讲“说老实话，包你有力量”的胡适，从其提出文学革命主张的一刻起，就强调了“说你自己的真心话”、“说老实话”的白话文主旨，为以新文学取代旧文学打开了缺口；对于开展文学革命和创建新文学，起了重要的倡导和推动作用。这也正是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主要贡献。数千年来，中国通用的书面语没有白话文的合法地位，只有与口语脱节的文言文才算正统。直到“五四”时期，经胡适的提出及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白话文的运用迅速增长，终于取代了文言文在书面表述上的支配地位，也开辟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崭新纪元。

“五四”文学革命前后，胡适还身体力行地投入文学创作与评论的实践之中。在文学理论方面，他陆续发表了《论短篇小说》、《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谈新诗》等文章。从创作理论的角度阐述了新文学与旧文学的区别，大力提倡新文学创作。在引进西方文学作品方面，他翻译了法国都德、莫泊桑，挪威易卜生等名家的部分作品，为国内的新文学创作提供精品借鉴。最为可贵的是，胡适一马当先，尝试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1917年2月出版的《新青年》上，发表了他的几首白话诗，这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批新诗。这些作品，虽然还留有旧诗的若干痕迹，但采用自然音节和自由句式，开始打破传统的诗歌格律，内容也表达了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倾向。正如他把它们结集时取名《尝试集》所表明的，他为新诗创作进行了积极有益的“尝试”。胡适又于1919年发表自称为“游戏的喜剧”的《终身大事》，剧作明显带有易卜生的影响。尽管反封建的主题思想相当软弱，却以其触及觉醒中的青年普遍关心的婚姻恋爱自主、妇女解放等社会课题，激起过强烈反响。所有这些，使胡适成为“五四”文学革命和初期新文学运动中的重要代表人物。

与此同时，胡适还致力于白话文学史的研究和章回小说的考证工作。著有《白话文学史》（上）一书。1920年起陆续写成的关于《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三国志演义》等书的考证文字，结集为《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出版。他将所考证的小说分为两类，一类以《水浒传》为代表，称为历史小说，着重研究其历史演变过程；一类以《红楼梦》为代表，称为创作小说，着重考证其作者的身世、经历。1921－1933年间，共作5篇考证《红楼梦》的文章，否定了索隐派的旧红学，创立“自传说”，促进了后来被称为“新红学”学派的成立。

胡适这一时期的文学主张、创作实践、研究工作，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了较大影响。没有“胡适”，恐怕也就没有“白话文运动”——至少运动也不会在那时发生。

胡适的学术研究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有重要地位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立即在学术界引起反响。这篇文章中，虽包含着“远离-”的主张，但却从学术研究上提出了胡氏治学的“三步法”。后来，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他又把它们概括为“实验的方法”：1．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2．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3．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胡适还把他从杜威那里学来的治学方法用于“整理国故”的具体实践。同年8月，胡适写了《论国故学——答毛子水》一文，强调了用科学的研究法去做国故研究的意义，并把整理国故同新文化运动联系起来，指出：“新思潮对于旧有文化的态度，在消极的一方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的一方面，是运用科学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因此，他把新文化运动概括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于是，一场“整理国故”运动兴起了。1921年，胡适草拟了《整理国故的计划》。在胡适等人倡导下，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国故基本丛书》、《国故基本丛书简编》、《学生国学丛书》、《国学小丛书》等数百种书籍。胡适在有关历史的方法论、古籍整理、个人传记写作、考古学、专史研究甚至档案文献学方面，都有了不起的建树。其治学方法与路径，更影响了几代中国学者。

另外，胡适在哲学方面也有很大建树。他输入实用主义哲学不限于一般的宣传，而且用以解释中国的现实，把它具体运用到-、历史、文学、教育等各个学术领域，因此有比较广泛的影响。在“五四”运动前后，胡适宣传实用主义哲学，具有反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的进步意义；但另一方面，其“少谈些主义”的论调，则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相脱节。

总之，胡适对中国新文化运动贡献极大，堪称中国新文化运动中一颗巨星。他一方面介绍欧美的思想、文化，一方面用西方的科学方法来整理重估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并兼顾自己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在文史哲三个领域都著作颇丰。从新文化运动时期起，历次重大的学术文化争论，他都直接间接地参与其中。作为一种思想和学派的代表人物，在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摘自：《历史学习》20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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