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从历史角度分析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很正确。但我认为，除上述历史原因外，中国古代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的冷暖干湿变化、过度垦代造成生态失衡及江南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也是经济重心南移的重要历史地理因素。

一、纪元以来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呈逐渐干旱的总趋势。

唐宋以前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黄河中下游地区温暖而湿润。如西安半坡遗址和安阳殷墟中都发现了生活在湿热地区的竹鼠、獐等，说明那里曾经森林繁茂、竹林广布、沼泽存在和河水流量充沛。西汉武帝时曾多次从南方移植荔枝等热带植物于长安。唐初长安还有梅树和柑桔种植，都说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远比现在温暖。中唐以后，虽也有气候的温暖变化，但总的趋势是寒冷、干旱。根据近五百年旱涝统计资料表明，旱灾远多于水灾，并有两宋时期、明代中叶及清代前期持续出现较长干旱的时期，使动植物生存日趋困难。依赖竹林生存的竹鼠是生活在亚热带的典型动物，但因寒冷而干旱的气候及人为破坏，竹林消退，其分布已从北纬34°－36°—线的陕西、河北、河南等地迁移到北纬33°线以南的四川、云南，成为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逐渐寒冷干旱的有力证明。而日趋寒冷干旱的气候，使黄河中下游地区在工业化社会前的农业文明失去了经济发展良好的，也是最基本的气候支撑。

二、过度垦伐与森林植被破坏，使黄河中下游地区自然生态环境失衡。

很长一段时期以来，我们讲到古代经济发展时，都对古代封建统治者推行垦荒政策予以充分肯定。垦荒虽在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恢复经济方面曾有一时之功，但过度垦伐对自然生态造成严重破坏，并使经济失去持续发展的后劲，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黄河中下游地区由于长期曾是我国古代经济重心所在，人口众多，开发早，中唐后，随农垦区不断扩大，农牧分界线不断北移，不仅半农半牧区域成为农业区，就是亘古以来的大草原也不断被垦辟，成为新的农业区，而现有草原也有衰退现象。历史上那种“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情景已不多见。

黄河中下游地区是我国森林植被破坏最早和最彻底的地区。根据《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一文所揭示的规律，本地区森林植被破坏大致经历了西周——战国、秦汉——北朝、唐宋和明清四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前期，黄河中下游地区一片郁郁葱葱，河谷平川的农田被淹没在绿色海洋中。到后期，平原地区森林基本破坏殆尽，已无成片林木存在。第三个时期，由于采伐范围不断扩大，山地森林已严重破坏，像中唐修建长安的良材巨本要取之于岚（今山西岚县）胜（今内蒙准格尔旗的十二连城）二州。第四个时期是本地区森林遭毁灭性破坏的时期。这种破坏就是明代大规模垦荒的结果。有人曾估算，春秋战国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森林覆盖率为53％，唐宋时，已下降到32％，以后甚至下降到3％左右。过度垦伐的结果使森林植被遭到毁灭性破坏，进而造成黄河中下游地区日趋严重的水土流失，使本地区经济发展因自然环境日趋恶化，加之相关的历史原因而陷入低谷，终致经济凋零，失去经济重心地位。

三、江南地区具有发展经济必需的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

江南地区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这里四季分明，热量丰富，降水丰沛。良好的水热条件，有利于植物和农作物生长，生产潜力大。遍布江南山林丘岗地带的红壤虽不是优良土壤，但适宜种植茶树、柑桔等经济林木。丘陵、平原地带优良的水稻土，配以良好的水热资源，使江南地区水稻广泛栽种，成为我国水稻的主产区。

江南开发较黄河中下游地区晚，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也远不如北方严重，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小。同时，由于面临广阔海洋，唐宋以来，与南洋各国及亚非其它国家联系日益紧密，它与较高起点的农业相结合，使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并促成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最早在江南地区出现。

摘自：《历史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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