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8日，毛泽东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有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还让一名红卫兵给他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泽东的行为无疑给红卫兵以巨大的鼓舞。从此，完全脱离党和共青团各级组织领导的“红卫兵”一下子成了天之骄子，毛泽东也成了红卫兵的“最高统帅”。此后至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8次在北京接见了1100多万师生和“红卫兵”。在8月18日的大会上，林彪也发表了煽动性的讲话，支持红卫兵造反。从此，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遍及全国城乡。广大青少年富于“革命”热情，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怀着“反修防修”的宏愿参加了红卫兵。

就在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的时候，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社论说：“红卫兵……真正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旧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像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9月17日，《红旗》杂志第12期发表了《红卫兵赞》一文，这篇文章高度评价了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说“千百万红卫兵由学校走上街头，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清扫着几千年堆积起来的垃圾脏物。”这样，中央文革小组所控制的舆论工具也积极为红卫兵运动摇旗助威。

9月5日，针对大批学生、群众纷纷来到北京的情况，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从此，红卫兵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大串连。林彪、江青一伙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为借口，策动北京的红卫兵到全国各地散布“革命火种”。陈伯达也在1966年1O月16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说：“大串连、红卫兵，这些都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造。”从而引起全国更加混乱。

在红卫兵运动的狂潮中，无政府主义泛滥，出现了严重的打、砸、抢、抄、抓行为。对这些行为，毛泽东不赞成，但是囿于要“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同意了公安部的报告《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报告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而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则在红卫兵运动中大放厥词，到处煽风点火。康生针对红卫兵的行动曾说：“乱了可以治嘛。”谢富治露骨地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如果你（指公安局）把打人的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并要求“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

由此可见，正是由于毛泽东希望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由于林彪、江青等人恶意煽动和阴谋利用，再加上红卫兵的盲目冲动和缺乏理智，使得红卫兵运动在全国狂热掀起，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当然，我们更应该从深层次分析文革理论的形成。这才是红卫兵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

摘自：《历史学习》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