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以“实业救国”相号召， 提倡“棉铁主义”。

张謇总结了东方小国日本富民强国的经验，认为它主要是“尤重工政”，“于通商都会遍设工场，聚民间所出器日百货、第其最精”，又“仿西洋之例”的缘故。故当“向来洋商不准内地开办工厂，制造土货，设立行栈”这“小民一线生机”也被《马关条约》破坏后，特别是“苏杭及内地通商条款”使中国“尽撤藩篱”，并且“外洋之工作巧于华人，外洋之商本厚于我国”，使张謇认识到这次“通商之害为今日毁机器，明日焚机房，一有他变，立起兵端，必有民怨而开外衅”。更严重者，使各国“从此尽窥中国虚实，更将肆意要挟，事事曲从，无以立国”。于是，张謇于《马关条约》签订后，提出了“实业救国”口号，并“身体而力行之”。通过“查前清光宣两朝各海关贸易册，进口货之多，估较价格，棉织物曾达二万万以外，次则钢铁，他货物无能及者”，并认为“国人但知赔款为大漏厄，不知进出口货价相抵，每年输出，以棉货一项论，已二万一千余万两，铁已八千余万两；暗中剥削，较赔款尤甚”。还说“今日世界今日之竞争，农工商业竞争也……农工商业之至大者，日棉铁，次则日用百货”。所以，他认为“要操经济界之全权”，必须发展棉铁工业，并一再强调“棉尤宜先”。

2．利用官力而不为所制。

张謇认识到洋务运动时的“官督商办”不利于自己企业的发展，同时，也意识到在当时情况下必须靠官方的力量。于是，他凭借其状元及第的身份，依恃与清朝南北封疆大吏的关系，利用地方政权的支持，成功地办起了企业。如在大生纱厂建厂时领有官机“二万四百啶”，“值二十万万两”；对周转资金也向官方求助，他向盛杏孙写信乞从铁路公司存款中“拨借十万以一年为期，息认八厘”；同时，他再次请南洋刘坤一“筹拨十万”。在尽力争取官府支持的同时，又竭力摆脱官府的羁绊，在大生一厂运转并盈利之后，便逐渐归还官股，并在以后创办和扩建的企业中很少使用官股，基本上指望商股。

3．谋求设厂专利权。

张謇在创办企业的同时，力图为自己的企业谋求设厂专利权。在创办大生纱厂时，他就呈请给予“二十年内，百里之间，不得有第二厂”的特权。故当1904年皖商朱畴在江苏海门购地，张謇立即援引专利进行反对，他以“工商实业，无不以统系而成，以倾挤而败”为由，并以上海纱厂为例——“自上海洋商始设纱厂，接踵而起九家……时乎买花，则九家争买，而价格必抬高；时乎卖纱，则九家必卖，而价必落贱……以是上海纱厂之利，往往不及他处”，“呈请大部，伏乞俯鉴商艰查照前案，仍饬上海总商会，转饬该革道另行择地建设，各安实业”。最终使朱畴不得已将裕泰纱厂改设在江苏常熟。张謇不仅对大生纱厂，对他所办的一切企业，都力图获得专利权。可见，张謇对于设厂时取得专利权，防止他厂在该地区内竞争这一点是有深刻认识的，而张謇对此也是孜孜以求的，这也是设厂在当时没有被挤并、并能盈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4．重视资金和人才。

由于旧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重义轻利，重官轻商的观念，到近代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这样一来，就使得张謇在创办工厂的过程中，资金缺口太大；在筹集资金的过程中，所遇困难太多，有的人“一闻劝入厂股，掩耳不欲闻”，有的人“相率缩首而去”。为了稳定“全凭张罗筹调而来”的商股，不得不“破中西各厂未出纱不付息之例”，每年先付百分之八的固定官利；并且，“南通大生纱厂在第一次欧战时期，某年结帐，付给股东之息金竟有百分之五十之多”，这不能不说是张謇笼络资本家投资所造成的。在重视企业资金的同时，张謇也非常重视人才。他认为“世界今日之竞争，农工商业之竞争，学问之竞争，实践、责任、合群、阅历、能力之竞争也”，“无人才不可为国”。所以，在创办企业的过程中，他特别注意选用有真才实学的人，并打破了地方观念和国家界限，聘用外国人担任重要职务。例如，大生纱厂曾聘用过英国的汤姆斯、忒特和玛特，同仁砂公司曾聘用过日本的盐工师等。同时，为了实业发展的需要，自己筹集资金，兴办学校。据统计，到1924年，张謇共创办小学校370余所，中等学校6所，高等学校3所，特殊教育学校2所，职业教育学校4所。无疑这些学校为他的实业的发展起了极大促进作用。

5．精选厂址，创办配套工厂。

大生纱厂所在地通州地处“产棉最优，销纱最多之区，亦即收棉较廉售纱较盛之区”，同时“通产之棉，力韧丝长，冠绝亚洲”，并且南通是水陆码头，交通便利。在创办大生纱厂的同时，也创设了一系列配套工厂。为解决棉籽出路，创办广生油皂厂；为维修，创办资生冶铁厂；为解决运输问题，分别在天津和天生港创办轮船公司等等。这些配套工厂的设立，既扩大了规模，又有效地防止了利润流失。这样一来，大生纱厂在20多年时间内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巨大的企业系统，到1921年，他的企业总资本已达到3400多万元。

摘自：《历史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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