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秋，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高潮。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名义，强令长江南北和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合并，由50万人缩编为10万人，而且要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到黄河以北。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按照蒋介石立即将新四军“解决”的密令，从抗日前线撤出兵力，由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指挥7个正规师8万余兵力，在皖南长江南岸，从东、西、南三面包围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驻地，利用长江天险，与江北顽军李品仙部及沿江日军第15师团和116师团配合，准备围攻新四军皖南部队。

皖南新四军活动于长江南岸铜陵、青阳、泾县、南陵、宣城、芜湖之间的狭长地带；同时，新四军军部靠近国民党的大后方，周围都属国民党第三战区部队防地。这里对新四军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地区，随时有被国民党军队袭击的危险。11月19日，中国-党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电复何应钦、白崇禧，一面坚持原则，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严词拒绝国民党要八路军、新四军限期撤到黄河以北的无理要求，一面为了顾全团结抗日的大局，作了必要的让步，愿将皖南新四军撤到江北。在当时，这是防止皖南新四军在国民党可能发动的事变中遭受损失的措施。党中央电告真正掌握新四军实权的项英提高警惕，而且，从1940年10月开始，多次命令新四军军部尽快经铜陵、繁昌，直接从无为以东北渡长江，进到皖东；或经苏南，由镇江过江到苏北。

但是，当时任中共中央-局委员、东南局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政委兼副军长的项英，否认国民党会发动事变，对国民党的可能进攻缺乏精神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提出“北移困难”，认为新四军军部留在皖南较为有利，因而使皖南新四军迟迟不能脱离危险境地。至12月，皖南形势更为严重。经中共中央12月26日的严厉批评和严令督促，12月28日，项英召开了新四军军委分会会议，决定于1941年1月初开始向江北转移。在北移路线上，项英放弃了经铜陵、繁昌，在无为以东直接北渡和经苏南到镇江过江的两条有利路线，决定皖南部队以临战姿态，由新四军军部驻地向南行进，绕道茂林、三溪、旌德，沿皖浙边境天目山北麓，经宁国、郎溪进至溧阳苏南根据地，尔后待机北渡。这条路线大部分经过国民党统治区，对我军行动十分不利。

为便于在转移中统一指挥，1941年1月3日，新四军军部将原新四军三支队的6个团改编为三个纵队。1月4日晚，新四军军部和教导总队（随二纵队行动）及三个纵队共9000余人，从云岭分三路南进。5日，一纵队，即左路纵队到达大康地区；二纵队，即中路纵队，到达茂林以东的凤村地区；三纵队，即右路纵队，到达茂林、铜山地区。6日，新四军即遭到国民党反动军队预先周密策划的突然袭击。顾祝同所属上官云相等部8万余人，在蒋介石“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密令下，向新四军发起攻击。当日，新四军军部在潘村召开会议，决定一纵队出裘岭，二纵队出丕岭，三纵队特务团出高岭（第5团任全军后卫），三路会攻星潭，突围出去。7日，会攻星潭受阻。当日下午至晚上，新四军军部在丕岭山下的百户坑开会长达7个小时，项英犹豫不决，蜘蹰不前，处置失当，拒绝了叶挺攻下星潭突围的正确主张，决定部队原路返回丕岭以西。这一决定，严重挫伤了部队的士气，打乱了所有的行动部署，增加了突围的困难，是皖南失败的关键因素。之后，新四军在高坦等地与敌激战，于10日被敌包围在石井坑地区，所守阵地相继失守。12日晚，叶挺决定被围部队分散突围。14日下午，为了保全部队，挽救危局，中共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让叶挺去跟国民党谈判。叶挺带着侄子叶青青、叶一舟、叶钦和等人下山，在谈判时被国民党无理扣押。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出重围后，隐蔽在大山丛林之中，寻找去江北的路，3月14日深夜，军部副官刘厚总叛变，乘项、周熟睡之机，将二人杀害于延岭坑右首石牛坞山上一个叫蜜蜂洞的山洞里。-部主任袁国平突围重伤拒俘牺牲。新四军指战员大部分壮烈牺牲，一部分被俘，只有约2000人在黄火星、傅秋涛率领下突出重围，或渡江到达江北无为地区，或到达苏南溧水地区，或留皖南就地坚持游击战。总之，皖南新四军在向南绕道北移中，部队损失惨重。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制造分裂的滔天罪行在事变中暴露无遗。

摘自：《中学历史学习》2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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