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石达开参予了与韦昌辉的密议。其主要依据是《李秀成自述》：“东、北、翼三人不和，北翼二人同心，一怒于东，后被北王将东王杀害。原是北（王）与翼王二人密议，独杀东王一人，因东王天王实信，权托太重过度，要逼天王封其万岁”这段话，从而推断出这一结论。然而我们翻开《石达开自述》却得到这样一段记述：“杨秀清平日性情高傲，韦昌辉屡受其辱。七年，达开领众在湖北闻有内乱之信。韦昌辉请洪秀全诛杨秀清，洪秀全不许，转加杨秀清伪号，韦昌辉不服，便将杨秀清杀死。达开返回金陵，要与他们排解，洪秀全心疑要刹韦昌辉；达开见机不好走到安徽，妻室儿女留在金陵，均被韦昌辉所杀，达开复由安徽回金陵，洪秀全将韦昌辉杀了，有谋害达开之意，旋即逃出金陵”。《石达开自述》中明明写的是韦杀了杨秀清后，石才返回金陵，回金陵的目的也是为“与他们排解”。这与《李秀成自述》的记述大相径庭。我以为《石达开自述》中的记述是基本可信的，石根本没有参与诛杨密议，其原因如下：

（一）当“天京事变”发生时，李秀成随秦日纲赴江苏镇江解围，当时并未在京城，他的消息可能是间接听到的，况当时李官职尚小，不大可能清楚事变的内幕，李很可能是根据韦昌辉（当时已掌握大权）一伙发布的消息来记述的。韦昌辉一伙为使自己的行动明正言顺，很可能把杀杨说成是受洪秀全默许，石达开支持的，因当时石达开在军民心目中地位极高，从“义王”这一称号就可略见一斑，况且此时李秀成正在韦昌辉的同伙秦日纲部，更有此种可能。

（二）众所周知，《李秀成自述》是在囚笼中写成的，为保性命李向曾国藩提出“招降十要”，无耻地称镇压太平军的刽子手曾国藩、曾国荃“中堂、大承大人恩德巍峨。”在这样的自述中，李很有可能极力夸大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内部矛盾，来迎合清统治者，也可以反衬李秀成自己的无上业绩。

（三）石达开后来出走后，洪秀全等伙把出走的责任推于石本人，很可能歪曲事实，为他们逼走石达开寻找必要的根据。

由此可见，石达开没有参与“天京事变”中的诛杨密议，更没有杀东王之谦。

二、石达开出走的责任在于谁？

有人说石达开出走是搞分裂活动，以图称雄一方，把出走天京的责任完全推于石达开身上。笔者以为石达开在“天京事变”后处处以大局为重，而洪秀全的表现却令人失望。当韦昌辉杀石达开一家时，洪没有采取任何保护措施，甚至连一点象征性的表示也没有。石驻军宁国要求洪处置韦昌辉，洪从石要求到韦昌辉被杀拖达一月。据外国人麦高文讲，最后，洪见全体军心皆归翼王，“不得不屈从其主张”，请注意是“屈从”二字。洪的用意很明显，借韦来牵制石达开，从中渔利。如洪想杀韦的话，何不借广大军民的支持以及翼王的支持来杀韦昌辉呢？事变后，“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众人欢悦，主有不乐之心，专用安福两王”，又是一个“不乐”，其意图在于“挟制翼王”。在这种“疑多将图害，百啄难分清”的情况下，石达开出走不失为一种缓解矛盾，避免大规模火并的上策，当然其中也含有保全性命的意思。谁能保证即使天王不杀石达开，而安福二王为己之利不会对石达开下毒手呢？这样看来，石达开出走责任完全在于洪秀全等人，而不在于石达开本人。

三、关于石达开出走的意图

有人说石达开出走的意图在于搞独立背叛革命。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很有值得高榷的地方。

石达开一贯对革命忠心耿耿，就是出走后仍想着“勉报主恩仁”，仍想着“一统太平日，各邀天恩荣”的反清重任。至于说石出走后对太平天国的一些制度进行变革是背叛革命，我以为是欠妥的。太平天国的制度不是神圣的，也是有弊端的，进行一些有益的改革未尝不可。如石达开想搞独立，那么为何不在天京利用手中的重兵来一次军事政变以取代洪秀全，占据“虎踞龙盘”的金陵帝都，凭长江天险而称霸一方，而去远征西南呢？石真正用意在于“久想占据四川省”，夺取西南重镇成都，与清军争夺长江上游，使长江上、中、下游连成一线，既可切断南北清军的联系起羽翼天朝的作用，又可利用“天府之国”的有利条件，扩大太平天国的势力。一旦形势有变，东西两路北上合攻北京，那么成功的可能性极大。石达开出走时能带走20万精兵，一则说明石深入人心，二也说明广大将士对石达开这个策略的支持。可以这样设想一下：如果石达开渡过大渡河，攻下成都（以当时力量完全可能）。如果大渡河水不“猛涨天余”，那么，我想太平天国的历史也应重写了。在这里事物的偶然性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虽然石达开的计划失败了，但唯物主义者从不以成败论英雄。这样看来，石达开是一位对革命有执著的追求，对革命赤胆忠心，是一位被误解的悲壮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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