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随着父亲宦游南北，到过许多地方，所以对当时社会有一定的认识。王安石不像一般士大夫那样，热衷于追求个人名利，而是要在经国治民方面作出些成绩。1058年，王安石调入朝廷任度支判官（掌握财政收支的高级官员），他向宋仁宗上了一道“万言书”，提出改革-、培养人才、富国强兵等-主张，未被朝廷采纳。

1069年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开始主持变法。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他在几年内发布了一系列新法。有限制高利盘剥的青苗法，有减轻农民差役的免役法，有平抑物价的市易法，有解决物资流通的均输法，有清查土地的均田法，有兴修水利的农田水利法，有加强军队和国防的选将法、保甲法等，还大力改革科举考试并整顿学校。他的改革效果非常明显。随着新法的推行，北宋社会的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到元丰六年（1083），呈现了前此百年来未有的繁荣景象。在军事上也一改过去挨打的被动局面，取得了熙河之役的胜利。

但是王安石的变法触动了特权阶层的利益，所以从一开始就受到这些人的反对，保守派官员和太后等人联合起来攻击王安石，引发了一场大争论。王安石以身许国，义无反顾，面对流言蜚语，毫无畏缩，依然敢作敢为。他提出“人言不足恤，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的理论。

王安石被命为参知政事后，守旧派御史中丞吕诲捏造了王安石十大“罪状”上告，攻击他是大奸大诈，骚乱天下，文过饰非，罔上欺下，想把王安石弹劾下台。神宗看到了吕诲的弹文，想罢去吕诲之职，又怕对安石不利，左右为难。王安石知识后毅然表示，“我即以身许国，陛下处分人事只要理直义正，我决不因怕人毁谤而束缚自己行动，去留听便。”神宗立即罢了吕诲御史中丞这一职务。

在变法过程中，随着新法一项项颁布，造谣诬蔑直向王安石泼来，他却坦然处之，说：“如今要作事，何能免人纷纭！”他坚信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正确的，让人家去说吧。“人言固有不足恤（不足虑）。”

保守派以“天变降罚”作舆论武器，破坏变法。1072年司天监灵台郎（管天文）亢瑛奏言：天久阴，星失度，这是由于强臣擅国，政失民心之故，应当罢免王安石。枢密使文彦博为了阻挠市易法，上书说：“市易司既然建立，招民怒，致使华山崩塌。这难道不是天意在警告吗？”王安石则以“天变不足畏”的战斗唯物论加以反击。王安石指出，天意不是人可以知道的，人的行为，也不必去合乎什么天意。

保守派提出“祖宗之法不可变”来恫吓和镇住王安石。王安石喊出了“祖宗之法不可守”的战斗口号。王安石说：“仁宗在位四十年，曾有好几次修改过法令。如果说法不变，子子孙孙当世世守成，那么为何祖宗屡屡加以变动呢？”

王安石的变法后来由于保守派的激烈反对和神宗皇帝的动摇，还是失败了。但王安石在与反对派的斗争中高举“三不足”的理论武器，驳斥了反对派的谬论，显示了他过人的胆识、智慧、能力和勇气。王安石不愧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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