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课重点是清朝“闭关锁国”的政策。清朝“闭关锁国”政策是中国渐渐落后于世界而被西方列强欺辱一百多年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学生理解现实、学习新知识的基础，所以应重点掌握。

　　“资本主义萌芽”这一概念学生较难理解，为本课难点。　　

　　二、教法建议

　　1.本课开始之前，教师可提问：我国哪些农作物是从国外引进的?给出答案后，教师还应指导学生阅读课前提示中有关甘薯引入的详细内容，使学生更深入地了解甘薯引入的具体过程，用生动的史实强化学生对这一知识的学习。

　　2.“明清经济的发展”一目包含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四方面内容，教师可以分列四个细目分别讲授。应讲出农业、手工业、商业较前代的突出进步，以体现“发展”的含义。资本主义萌芽部分也应区别出明清两朝的差异和变化，使知识形成清晰的历史发展脉络。

　　3.关于农作物引入和推广的知识，首先，应清楚交待引入和推广的过程。例如，原产美洲的高产粮食作物甘薯，自明中期经菲律宾传入中国后，先在广东、福建种植，稍后传入周边省份。18世纪中期以前主要在南方传播，清嘉庆以后，已成为我国主要粮食作物之一。其次，还应说明高产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引种推广的意义。甘薯“每亩可得数千斤，胜种五谷几倍”，玉米“种一收千，其利甚大”，马铃薯的产量也很高，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不仅可以缓解人口增长压力，还能促进粮食商品化和农民转入手工业生产。经济作物的引进，则能促进农业中商品经济的发展，并为手工业生产提供更多的原料。

　　4.关于手工业，教材选取了棉纺织业、丝织业和制瓷业以反映这一时期手工业的发展水平。

　　这一时期棉纺织业最突出的进步是从南方推向了北方。学习这一知识，教师可采用两种方法：第一，提供相关史料，由学生研究史料，自己得出结论，使学生掌握知识的过程转化为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教师可提供以下四则材料：

　　山东邹县“鬻布于邻”。　　──吕坤《实政录风宪约》

　　说明到明代，南北方都涌现出一批棉纺织业基地。第二，让学生讨论“动脑筋”提出的问题，引发学生思考。既可以发展学生思维，又能促使学生认识到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才能和智慧。

　　讲到丝织业，可以让学生依据教材中大字内容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到了清朝，南京的丝织业可与原来的丝织业中心苏州相媲美，说明了什么?使学生认识到清朝丝织业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发展。

　　明朝制瓷业的发展有两点引人注目：第一，江西景德镇已成为全国制瓷业的中心；第二，开始于宋代、成熟于元代的青花瓷，明朝已达极盛。

　　5.商品经济空前活跃，是明清社会经济一个显著的特点。学习这部分内容可由学生回忆唐宋时期我国古代商业情况，以便对比了解明清时期商品经济较前代的空前发展。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直接导致工商业城镇兴起。学习这一内容，教师可提供一些史料证明城镇的迅速崛起，还可以详细讲解《皇都积胜图》，以说明明清两代商业发展的盛况。商人数量大大增多，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活跃的又一突出表现。他们拥有庞大资本，合伙经商，往往形成地域性的商业资本集团。教师可指导学生阅读教材中有关“徽商、晋商”的小字，使学生了解他们的经营范围。应特别注意他们还有人投资于手工业生产，这是一种新趋向。

　　6.讲资本主义萌芽部分时，可由学生阅读有关施复夫妇发家过程的小字，再引出明朝中后期社会生活发生的这一新变化。

　　7.“闭关锁国的政策”一目包含两方面内容：第一，清朝政府对内坚持“重本抑末”的传统政策，压制、打击工商业，束缚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第二，清政府对外实行“闭关政策”。关于“闭关政策”，教师可以分三部分讲述：即实行“闭关政策”的原因，从海禁到“闭关政策”出台的过程，“闭关政策”的影响。“闭关政策”影响可以由学生讨论，然后再指导学生归纳总结。

　　三、学法指导

　　1.注意总结知识。明清是我国古代历史的最后一个发展阶段。学习本节课后，可以将以前各朝代经济发展的内容按农业、手工业、商业分类，并作一梳理、汇总，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

　　2.要善于联系地看问题。例如，高产农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引进和推广，有利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工商业城市的普遍建立和大商人的增加，是商品经济活跃的表现。在商品经济空前发展的基础上，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这一新的历史现象。清朝推行“闭关锁国”政策，是当时国内、国际-、经济等诸多因素作用的结果，这一政策对此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只有联系地看问题，才能正确解释历史。　　

　　四、问题探究

　　动脑筋

　　1.在明代，北方地区用棉花纺纱织布，经常断纱，织不出高质量的棉布。明朝末年，北方出现半地窖式房屋，屋檐高出地面二尺多，开窗透入阳光，在里面纺纱织布，织出了紧实细密的棉布，这是为什么?想想看，谁说的对?

　　小女孩说的有一定道理，但小男孩说的更准确，因为纺纱织布不仅要求一定的温度，更重要的是要求一定的湿度。半地窖式的房屋既有利于保持一定湿度，也有利于维持常温，所以可以织出好棉布。

　　2.对比一下明朝郑和下西洋、引进外国作物和清朝闭关锁国的不同后果，谈谈你的想法。

　　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引进外国作物，增加了粮食产量，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而清朝“闭关锁国”，则使中国在世界上迅速落伍了。

　　有关“想法”的大致思路如下：①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与世界隔绝，应广泛交往。否则，将被时代所淘汰；②在交往过程中应积极学习别国的长处，发展自己；③我国目前的开放政策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有力保障。

　　练一练

　　A

　　活动与探究

　　1.右图是明代《南都繁会图》的局部，上边有“东西两洋货物俱全”“西北两口皮货发客”等招牌。想一想，这种景象反映了什么?

　　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应搞清楚几个词的含义：南都指南京；东西两洋指东洋、西洋；西北两口指张家口和古北口。这些招牌，反映了当时南京经营货物的广泛性，是当时商品经济繁荣的一个缩影。

　　2.议一议：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请联系当前对外开放的现实，谈谈你的看法。

　　闭关锁国政策的严重后果：①限制了对外贸易和航海事业的发展，进而阻碍了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②限制中外文化交流，妨碍了中国掌握世界先进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使中国落伍了；③中国由于落后，最终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想法”的思路大致是：①从“闭关锁国”政策中汲取教训；②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之路。

　　(北京教育学院丰台分院　　孙楠)

　　参考资料

　　明代从国外引进玉米

　　玉米在明朝的文献中称为“御麦”“玉麦”“番麦”“西番麦”“玉蜀黍”“玉高粱”，原产美洲大陆从美国南部经墨西哥直到秘鲁和智利的狭长地带。1492年，哥伦布航海到美洲大陆，见到玉米。1494年他第二次航海归来，把玉米果穗作为珍品奉献给西班牙国王，玉米开始传入欧洲，而后向世界各地传播。16世纪时传入我国，传入的路线有三种说法：一是从西班牙传到麦加，再经中亚引种到我国西北地区；二是从欧洲传到印度、缅甸，再传入我国西南云贵地区；三是从欧洲传到菲律宾，再由葡萄牙人或中国商人经海路传到我国福建、浙江、广东等沿海地区。教材采用后两种说法。我国文献中，以杭州人田艺衡的《留青日札》最早记载了玉米，书中说：“御麦，出于西番，旧名番麦，以其曾经进御，故曰御麦。干叶类稷，花类稻穗，其苞如拳而长，其须如红绒，其粒如芡实，大而莹白，花开于顶，实结于节，真异谷也。吾乡传得此种，多有种之者。”玉米传入后，首先是从山区开始种植的，到明末，福建、浙江、云南、贵州、广西、河南、河北、山东、甘肃、陕西等地都有种植。　　

　　明代从国外引进甘薯

　　甘薯在明代的文献中称为“白蓣”“红蓣”“紫蓣”“红薯”“金薯”“蕃柿”“白薯”“番薯”“红山药”等。原产南美洲的墨西哥和哥伦比亚一带，1492年哥伦布航海至美洲后逐渐传播到欧洲和东南亚，明万历年间传入我国的广东、福建等地。《东莞县志·物产·薯》所引《凤冈陈氏族谱》载：“万历庚辰(万历八年，1580年)，客有泛舟之安南(今越南)者，公(指陈益)偕往，比至，酋长延礼宾馆，每宴会，辄飨土产曰薯者，味甘美。公觊其种，贿于酋奴，获之。……未几伺间遁归。……壬午(万历十年，1582年)夏，乃抵家焉。……嗣是种播天南，佐粒食，人无阻饥。”据此，可知甘薯在万历十年(1582年)由东莞人陈益从安南首先引入广东。到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五月，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又从吕宋(今菲律宾)携带薯藤归国，六月其子陈经纶献于福建巡抚金学曾，金“恐土性不合”，令“速即觅地试种，收成之日，果有成效，将薯呈验”。陈经纶试种后，“甫及四月，启土开掘，子母钩连，大者如臂，小者如拳”，再献于金学曾，金大力推广，并撰《海外新传七则》广为介绍，甘薯的种植渐遍闽中(《金薯传习录》)。　　

　　明代从国外引进马铃薯

　　马铃薯也称土芋、土豆。原产于南美洲，大约在万历年间(1573—1620)传入我国。传入的路线有两条，一是从东南亚传至我国东南沿海的闽、粤；另一条是从海外直接传入我国的京津地区。欧洲直到18世纪末，还将马铃薯当作观赏植物，但清初康熙年间(1662—1722)成书的《畿辅通志·物产志》已提出：“土芋一名土豆，蒸食之味如番薯。”这说明我国人民比欧洲人更早认识到马铃薯的食用价值。　　

　　明代从国外引进花生

　　花生又称落花生、地豆、番豆、长生果、万寿果等，原产于南美洲。1492年欧洲人到达美洲后，把花生种子带到欧洲。关于它传入我国的途径，学术界有不同说法，一说是大约在16世纪初由来到我国东南沿海进行非法贸易的葡萄牙人输入的；另一说是欧洲人将花生传入南洋后，大约在15世纪晚期或16世纪早期，由我国商人从南洋引进的。嘉靖《常熟县志》、黄省曾所著的《种芋法》、万历《仙居县志》、屈大均的《广东新语》都提到过花生。应该指出的是，我国也是花生的原产地之一。考古工作者1962年在江西修水县原始时代的遗址中，曾发现过四粒炭化花生，表明花生在我国的种植历史至少已达四千年以上。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元代陈杲的《食物本草》，都提到过“蔓生”“花开落地结子”的花生，证明早在欧洲人发现新航路、到达美洲之前，我国已有不少地方种过花生。不过，尽管花生在我国种植较早，但从没有把它作为重要的油料作物。直到传入原产南美洲的花生新品种之后，它才成为我国许多地区的主要油料作物。　　

　　明代从国外引进向日葵

　　向日葵也称葵花、朝阳花等。原产北美洲，新航路发现后传至欧洲，1510年西班牙人开始在马德里植物园中种植，作为观赏植物。大约在17世纪，它从东南亚传入我国，当时称为西番葵、丈菊。《群芳谱》描述说：“西番葵，茎如竹，高丈余，叶如蜀葵而大。花托圆二三尺，如莲房而扁。花-，子如草麻子而扁。”《花镜》也描述说：“每干顶生一花，黄瓣大心，其形如盘，随太阳回转，如日东升则花朝东，日中天则花朝上，日西沉则花朝西，结子最繁。”我国在先秦时代已知葵这种植物。《左传》成公十七年载，孔子言“鲍庄子之知不如葵，葵犹能卫其足。”后来，历代颇多有关葵的记载。古人也已食用葵子，《通志·昆虫草木略·菜蔬》曰：“葵……子如豆，生青熟黑，按之则色紫。”不过，虽然我国古代已经种葵，但它并没有成为主要的农作物品种。向日葵成为我国主要农作物之一，那是明代从国外引进美洲新品种以后的事。　　

　　棉纺织业在明代已从南方推向北方

　　明代的中、后期，棉纺织业的技术不断提高，工具日益进步，分布范围也更广泛。松江府成为棉纺织业最发达的地区，“家纺户织，远近流通”(徐光启《农政全书》)，上海县产的标布尤为盛行。苏州府也是诸县皆产木棉布，“而嘉定、常熟为盛”(正德《姑苏志·土产》)。浙江的嘉善县纺纱织布都很发达，所产棉纱数量尤多，有“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嘉善县城所在地)纱”之谣(《浙江通志·物产》引万历《嘉善县志》)。北方地区由于“风气高燥，棉毳断续，不得成缕……不便纺织”，明末北直隶肃宁人”乃多穿地窖，深数尺，作屋其上，檐高于平地仅二尺许，作窗棂以通日光。人居其中，就湿气纺织”，后来就织出了细密几与松江中品相类的棉布(《农政全书》)。以后，北方各地的棉纺织业便迅速发展起来。山东邹县、登州等地所产的棉布，在明朝末年已开始贩运到邻近地区。到了清代前期，北直隶的高阳、饶阳、宝坻以及山东的巨野、济南，河南的孟县、辉县等地，都发展成重要的棉布生产基地，使过去“吉贝则泛舟而鬻诸南，布则泛舟而鬻之北(《农政全书》)的局面得到彻底的改变。

　　南京的丝织业后来居上

　　丝织业在明代以苏州最为著名，明清之际遭到破坏，康熙时得到恢复，到雍乾时已有发展。当时，“苏州东城比户习织，专其业者，不啻万家”(乾隆《长洲县志》)。南京的丝织业发展更快，超过苏州而跃居全国之冠。南京的丝织业集中在聚宝门内，居民“业此者不下数千家”，而剪绒的机户，则聚居于孝陵卫一带(甘熙《白下琐言》)。全城拥有织机三万多张，其中缎机通常由132个部件组成，所牵引的经线一般达9 000根，有的多达17 000根。所产“江绸”“贡缎”驰誉全国，时人称：“江绸贡缎之名甲天下。”(同上)此外，广州的丝织业发展也很迅速，到乾隆时已有织工数万人，所产纱绸之精良已远胜于南京及苏州，博得了“广纱甲天下”的盛誉(乾隆《广州府志》)。　　

　　景德镇所产的青花瓷

　　制瓷业在明清继续发展，制作技艺更加高超，进入以青花瓷为主流的时期。景德镇是全国制瓷业的中心，无论是官窑或民窑，都以青花瓷的产品为大宗。明代的官窑由官府出面经营，集中了最优秀的工匠，垄断了高级青料和生产工艺，产量质量一般都远胜于当时的民窑。明代官窑生产的青花瓷，永乐宣德时期(1403—1435)使用的青料据说是郑和下西洋带回的“苏麻离青”，烧出的青花色泽浓艳，青色深处常会出现黑色铁斑，交映成趣，成为后世难以仿造的珍品；成化弘治时期(1465—1505)，由于进口青料断绝，改用江西乐平产的陂塘青，烧出的青色不如从前浓艳，也不见黑斑，而以淡雅见长；到正德时期(1506—1521)，除使用陂塘青，还使用江西瑞州上高县所产的石子青，烧出的青花颜色呈蓝中带灰；从嘉靖到万历(1522—1566)，则普遍使用从云南进口的“回青”，烧出的青花色泽，蓝中泛出红紫，尤显“幽青可爱”。清代质量最好的青花瓷器，则是康熙年间(1662—1722)的民窑产品，使用“浙料”，色泽莹澈明丽，层次浓淡分明，特别适于描绘山水，有“五彩青瓷”之称。　　

　　晋商

　　山西的晋商，是明清时期崛起的一大商人集团。这个集团，是利用山西靠近北方边镇的有利地理位置发展起来的，主要经营盐、丝、粮食、铁器、棉布等军需用品以及金融典当业。活动范围先以黄河流域的北方地区为主，后来逐步扩大到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北部蒙古地区和西北地区，甚至远至国外的俄国、日本、东南亚等地，号称“足迹遍天下”。晋商的资本极为雄厚。在明代中后期，史称“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徽州)，江北则推山右(山西)。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新安奢而山右俭也”(谢肇《五杂俎》)，晋商巨富已有资本百万以上。到清代，晋商的资本又有很大的增长，“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清高宗实录》)。据《清稗类钞》记载，山西富商以亢氏为最，号称数千万两，四五百万两至七八百万两者则有介休侯氏、太谷曹氏和祁县乔氏。晋商曾雄踞国内商界达五百年之久，到近代才衰败下去。　　

　　徽商

　　徽商是指明清时期徽州府籍的商人集团。当时的徽州府下辖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绩溪六个县，其中的婺源县今属江西，其他五县今属安徽。新安江从境内穿流而过，晋、隋、唐曾在此地设新安郡，后世因以新安为徽州的别称。早在东晋，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但形成一个徽商集团，则是明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的事。嘉靖以后直至清乾隆嘉庆时期(1736—1820)，是徽商发展的极盛时期。至清末走向衰落。徽商的活动范围很广，明朝嘉靖万历年间即有“钻天洞庭遍地徽”(《古今奇闻》)之谣，说苏州洞庭山和徽州的商人为了牟取厚利，无孔不入，无处不到。南北二京、各省省会和大小城镇乃至穷乡僻壤、荒漠沙岛，都有徽商的足迹，有的还从闽广扬帆出海，从事海外贸易。他们“无货不居”，主要经营食盐、粮食、布匹、茶叶、木材的贸易和典当业。有的徽商，还投资手工业生产，从事棉布的漂染踹、木材的采伐等。他们的资本也很雄厚。明万历时有拥资百万两者，到清乾隆年间，“淮商资本之充实者，商以千万计”(《淮槎备要》)。清朝末年，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徽商也日渐走向衰败。明清时期的商业城市

　　明清时期，北京和南京是全国性的商业城市。明成祖通过“靖难之役”夺取帝位后，永乐元年(1403年)将自己的原封地北平升为北京，从永乐十四年(1416年)到永乐十八年(1420年)对北京进行大规模营建，于永乐十九年(1403年)正式迁都北京，从此北京成为明清两代的都城，不仅是全国的-中心，同时也是全国的商业和文化中心。“因帝都所在，万国梯航，鳞次毕集”(谢肇《五杂俎》)，“彼其车载肩负、列肆贸易者，匪仅田亩之获，布帛之需”，“凡山海宝藏，非中国所有”皆贩运至此，“以故畜聚为天下饶”(张瀚《松窗梦语》)。南京是明初的建都之地，明成祖迁都北京后，这里作为留都，仍是江南的经济、-、文化中心，成为全国性的商业城市，在明清两代一直维持着繁荣的局面。此外，苏州、杭州、松江、扬州、宁波、福州、泉州、广州、武昌、长沙、开封、济南、西安、太原、成都、盛京(沈阳)等城市，商业和手工业也很发达。一些边远的边疆地区，在清代也出现了很多商业城市，如库伦、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张家口、多伦诺尔、西宁、打箭炉、伊犁、哈密、阿克苏、叶尔羌等。　　

　　苏州、松江等地的机户

　　明朝中后期，在苏州、杭州等地的纺织业中，出现了许多拥有大量资金和几台至几十台织机，雇佣几个至几十个工人的机户。如杭州人张瀚的《松窗梦语》，记载其祖毅庵，“家道中微，以酤酒为业”，成化末年因“水淹入室，所酿酒尽败”，遂罢酤酒业，购置织机1张，纺织各种丝织品出售。由于织品“备极精工，每一下机，人争鬻之。计获利当五之一，积两旬复增一机，后增至二十余。商贾所货者常满户外，尚不能应。自是家业大饶。后四祖继业，各富至数万金”。万历时苏州府长洲人陆粲的《庚已编》，记载其里人郑灏，家里有“织帛工及换丝佣各数十人”。浙江嘉兴人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记载苏州富民潘璧成之狱，说“潘氏起机房手，至名守谦者，始大富至百万，生子、璧两人”。这些机户，都是拥有一定数量的资金和织机，雇佣较多机工的手工工场主。　　

　　施复夫妇成为机户

　　明代小说家冯梦龙的《醒世恒言》中有一篇小说《施闰泽滩阙遇友》，描写了嘉靖年间吴江县盛泽镇施复夫妇发家的故事。故事的梗概是：

　　(施复)夫妻两口，别无男女。家中开张(绸)机，每年养几筐蚕儿，妻络夫织，甚好过活……施复是个小户儿，本钱少，织得三四匹，便去上市出脱……

　　那施复一来蚕种拣得好，二来有些时运。凡养的蚕，并无一个绵茧；缫出丝来，细圆匀紧，洁净光莹，再没一根粗节不均的。每筐蚕，又比别家分外能缫出许多丝来。照常织下的拿上市去，人看时光彩润泽，都增价竞买，比往常每匹平添许多银子。因有这些顺溜，几年间就增上三四张机，家中颇颇饶裕……

　　且说施复是蚕丝利息比别年更多几倍，欲要又添张机儿，怎奈家中窄隘，摆不下机床。大凡人时运到来，自然诸事遇巧。施复刚愁无处安放机床，恰好间壁邻家住着两间小房，连年因蚕桑失利，嫌道住居风水不好，急切要把来出脱，正凑了施复之便。……〔施复〕夫妻依旧省吃俭用，昼夜营运，不上十年，就长有数千金家事。又买了左近一所大房居住，开起三四十张机，又讨几房家人小厮，把个家业收拾得十分完美。

　　这虽然是篇小说，但文学艺术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它通过施复夫妇发家的故事，反映了当时丝织业中小生产者的两极分化：有的因经营亏损而失败，沦为受人雇佣的机工；有的则像施复那样，因为善于经营，不断赢利，积累起数千金的资产，由三四张织机扩充至三四十张织机，雇佣众多机工(即“讨几房家人小厮”)，从小手工业者发展成为机户，成为早期的资本家。　　

　　苏州的机工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苏州府风俗考》及同书《考工典·织工部》载：苏州“郡城之东，皆习机业，织文曰缎，方空曰纱。工匠各有专能。匠有常主，计日受值。有他故，则唤无主之匠代之，曰‘唤代’(一作‘唤找’)。无主者黎明立桥以待，缎工立花桥，纱工立广化寺桥，以车纺丝者曰车匠，立濂溪坊，什百为群，延颈而望，如流民相聚，粥后俱各散归。若机房工作减，此辈衣食无所矣。每桥有行头分遣，今织造府禁革，以其左右为利也。”《神宗实录》，载江苏巡抚曹时聘的奏疏说：“吴民生齿最繁，恒产绝少，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又说：“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房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　　

　　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

　　顺治初年，为了对付东南沿海及台湾的抗清势力，清政府实行海禁，“片板不准下海”。并下令在福建、广东、浙江、江南、山东、北直隶六省实行迁海，将沿海居民内迁数十里，迁出之地焚其房屋，荒其土地，以防居民出海。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统一台湾后，开始开放海禁，允许中国商民出海贸易，并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作为对外通商口岸，但规定禁止炮械、军器、火药、硝磺的贸易。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因为担心本国商人到南洋勾结海寇进行反清活动，除东洋贸易外，严禁中国商人至南洋贸易，只许外商来华贸易。雍正五年(1727年)解除这项-，至乾隆十二年(1747年)又复行禁止。后来，因发现到宁波的英国商船数量不断增加，并带有大量武器，清政府担心“洋船至宁波者甚多，将来番船云集，留住日久，将又成一粤省之澳门矣”(《粤海关志》卷8)，遂以“浙民习俗易嚣，洋商错处，必致滋事”(《清高宗圣训》卷281)为由，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下令停止厦门、宁波、云台山等港口的贸易，只留广州一个港口与外商贸易，并规定外商不得直接与官府交往，由“广州十三行”办理一切有关外商的交涉事宜。对出口货物的品种也加以限制，除原先规定的不许-出口外，粮食、五金、书籍也严禁出口，丝茶的出口品种和数量也有一定限制。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又制定《防夷五事》，规定外国商人在广州必须住在政府指定的行商的会馆中，并不许在广州过冬，中国商人不得向外国商人借款或受雇于外商，不得代外商打听商业行情。　　

　　清政府闭关锁国的严重后果

　　中国一直是对外贸易的出超国，有发展贸易的有利条件。但清政府害怕国内人民和外国人勾结“滋事”，实行闭关锁国，千方百计限制商人出海贸易，如规定出海商船不能超过五百石，“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76)，乘船出海的客商、水手“各给腰牌，刻姓名、年貌、籍贯，庶巡哨官兵易于稽查”(《清文献通考》卷33)。由于-森严，中国大商人都视远洋贸易为畏途。即使有个别商人想与外商展开竞争，也因清政府的打击而无法开展业务。如康熙时上海大商人张元隆想打造100艘远洋帆船，与外国商船竞争，即被江苏巡抚张伯行诬为结交海盗，非刑逼供。早就活动在东南亚各地的中国商人和华侨，清政府也不给予支持，如雍正帝就说：“此辈多系不安本分之人，若听其去来任意，伊等益无顾忌，轻去其乡而飘流外国者益众矣。嗣后应定限期，若逾限不回，是其人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朕亦不许令其复回。如此则贸易欲归之人，不敢稽迟在外矣。”(《清文献通考》卷33)中国商人和华侨出国贸易受到阻挠和打击，对外贸易的主动权和高额利润便长期落入外国商人手里而为他们所垄断。明代以前一直居于世界先进地位的造船业和航海业，也随之衰落下来，往日出没于东南亚海面的中国大型船队遂告绝迹。清朝的闭关锁国，还严重地阻碍了其他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例如，在中国出口货物中占有很大比重的茶叶，主要产于福建、安徽等地，清政府不准就近从海上出口，必须经陆路运往广州再出口。经陆路长途运输，不仅时间长，茶叶容易变质，而且被沿途的关卡层层敲诈勒索，又增加成本，这对茶叶生产的发展显然是个障碍。明朝以前，中国是当时世界上经济和科学最发达的国家，到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已落在西方的后面了。

　　学术动态

　　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争论

　　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曾是我国学术界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之一。建国以来，经过深入的研究和讨论，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封建社会中已经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至于出现的时间，则有战国、两汉、唐、宋(特别是南宋)、元末明初、明中期、明后期和清康雍乾时期的不同主张。明中后期经济作物的推广，商品性农业的成长，家庭手工业从为本地市场转变到为外地以至国外市场提供产品，赋役制度的改革和农民、手工业者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进一步削弱，工商型城镇的出现，商业资本向手工业的渗透，官营手工业的民营化倾向，民营手工业中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出现，以及海上私人贸易冲破官府的海禁而不断发展等事实，为明中后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提供较为充足的论据，使之获得了多数学者的认同。

　　在西方，19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和德国古典哲学家曾提出中国社会停滞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更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形成的家产制具有传统主义与独断意志两个明显特点，无法提供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法律和管理，不可能产生现代意义的工商业资本主义。这种学说在上世纪70年代伴随着全球的“韦伯热”而传入中国。到80年代，中国也有学者撰文指斥中国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是首先产生于英国而后扩散于全球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一种无视事物发展内因的外因论，因而未被广大学者所赞同。　　

　　图画说明

　　明朝松江府的棉布

　　明朝松江府棉布业优于全国，松江棉布号称“衣被海内”，除了供应官府以外，还远销北京、山西、陕西、江西、湖北等地。精美的松江棉布，每年送往京师的有十万多匹，进入宫廷的布有龙凤、斗牛、麒麟等花纹，染上大红、深紫、赭黄各种艳丽色彩。一匹上好的松江棉布，有的价值百两银子。本图选用的是上海马桥出土的明代松江府印花布。出土时花纹清晰、色彩艳丽，是研究明代棉纺织业迅速发展的实物资料。　　

　　青花海水龙纹扁瓶

　　见彩色图画说明图26。　　

　　《皇都积胜图》

　　这是明朝人绘的反映明代中后期北京商业繁荣的图卷。全图长2 182厘米，纵32厘米。画面从卢沟桥经广宁门(今广安门)进入北京城区，又经正阳门、棋盘街、大明门、承天门(今天安门)、皇宫等街市，向北延伸至居庸关。描绘了北京繁华市区的商业街道面貌。街上车马行人熙来攘往，茶楼酒肆店铺林立，招幌牌匾随处可见，马戏、杂技演场聚有大群看客。在效区的一条大街上，人们马驮、车载、肩挑、手提着各种物品，来来往往。正阳门和大明门之间的“朝前市”，出售着布匹衣裳、毛皮绸缎、陶瓷器皿、书籍字画等种类繁多的商品。游人顾客边走边看、非常热闹。这是了解明朝的城市建筑以及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资料。此图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