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资料

康有为

康有为（1859－1927年）广东南海县银塘乡人。他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里，祖父康赞修，是道光年间的举人，父亲康达初，做过江西补用知县，康有为自幼受过严格的封建教育，攻读孔孟之道的论著。19世纪70年代，中国面临严重的边疆危机，正在形成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开始酝酿着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康有为开始朦胧地意识到应该探求新兴的学问了。1879年康有为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阅读了《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等书，乃始知西方治国有法度。在西学的影响下他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寻找真理。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书，回来研究。他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资产阶级-观点，初步形成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1888年，他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1891年后，他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1895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听到《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联合一千三百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又未上达。当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书，得到了光绪皇帝的赞许。7月，他和梁启超创办《万国公报》，不久，在北京组织强学会。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第二年1月，光绪皇帝下令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他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又进呈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4月，他和梁启超组织保国会，号召救国图强。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国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百日维新的措施，大抵都是康有为、梁启超所筹划。

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往日本，设立保皇会，鼓吹“开明专制”，反对革命。1913年，回国后主编“不忍”杂志，宣扬尊孔复辟。1917年，伙同张勋复辟失败。1927年，病死于青岛。

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年），广东新会县茶坑村人，祖父和父亲都是封建文人，出身于和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地主家庭，15岁时，受业于阮元在广州创办的学海堂，17岁考中举人。1890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开始看到《瀛环志略》和江南制造总局翻译的书籍，初步接触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1891年，他就学于康有为，接受维新思想的影响。1895年，他在北京协助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1896年，他在上海主编《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编辑《西政丛书》。第二年，他到湖南，担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在他和谭嗣同的努力下，湖南的变法运动迅速开展。1898年入京，以六品衔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变法失败后，他逃往日本，主编《清议报》，后又创办《新民丛报》，鼓吹君主立宪，反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但是他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说，对当时知识界有较大的影响。1907年，他在东京成立政闻社。辛亥革命以后，他回国，纠集立宪派、保皇党徒组成进步党，拥护袁世凯，并出任袁政府司法总长。1916年，他与蔡锷联合反袁。8月，他组织宪法研究会，依附于段祺瑞，出任段政府财政总长。1920年，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鼓吹孔孟之道。晚年在清华大学讲学。他的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光绪帝

光绪帝（1871—1908年），即爱新觉罗·载湉。道光帝之孙，同治帝的从弟，醇亲王奕譞的儿子。1875—1908年在位。年号光绪，庙号德宗。是清定都北京以后的第九位皇帝。同治早夭无子，慈禧太后为了继续垂帘听政，于1874年择立年仅4岁的载湉入继大统，是为光绪帝。光绪帝在位期间，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在皇帝和西太后周围逐渐形成两股势力，产生了帝党和后党的权力之争。1889年，光绪帝19岁，举行“大婚典礼”，按清代制度此后皇帝应该“亲政”，慈禧太后不得不宣布“归政”，退居颐和园，但要政还须请示她，她仍掌握着内外大权。光绪帝作了34年的傀儡皇帝，经历了1883～1885年中法战争和1894～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目睹了帝国主义掀起的割地狂潮。1898年6月，他为了从慈禧太后手中夺回统治权，并振作图强，毅然支持和任用维新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等实行变法，颁布《定国是诏》和一系列维新命令，企图在维持封建统治的基础上发展一些资本主义。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视变法如亡国，以维新派为洪水猛兽，于是年9月21 日发动政变，大肆逮捕、屠杀维新志士，并幽禁光绪皇帝于瀛台。1900年8月，八国联军入京，慈禧挟持光绪帝逃往西安，1902年1月回到北京。1908年11月光绪帝死于涵元殿，葬于崇陵，时年38岁。

《中外纪闻》

两日刊。清末维新派的报刊，初名《万国公报》，从46期改名为《中外纪闻》，1895年7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强学会时和他的弟子们自己出钱所办。梁启超、麦孟华任编辑，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宣传变法维新，同时转载上海广学会《万国公报》的中外-新闻。每期都印千余份，免费分送朝官贵人，以开扩官僚士大夫的眼界，争取他们对变法的支持，对维新运动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1896年1月，因北京强学会被封禁而停刊。

强学会

清末维新派的-团体。1895年，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后，维新成为全国性的-运动。帝党想利用这个运动向后党夺权，开始和运动结合。8月，在帝党翁同龢、孙家鼐支持下，由康有为发起，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组织强学会。入会者数千人，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会中主要分子。康作《强学会序》，痛陈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号召发愤图强。学会每10日集会一次，每次都有人发表演说。又附设“强学书局”，刊行《中外纪闻》，翻译西方和日本书籍，宣传维新主张。一些官僚见学会势盛，也纷纷表示“赞助”，想趁机扩大自己的势力。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都捐银入会。李鸿章也愿捐银两千两入会，因签订《马关条约》名声太臭，遭到拒绝。英国人李提摩太等也加入，并成为学会的指导者。不久，康有为又组织上海强学会，吸收黄遵宪、江康年等数十人为会员，刊行《强学报》，与北京强学会相呼应。御史杨崇伊（李鸿章的亲家）以“私人会堂，将开处士横议”之风上奏慈禧太后。1896年1月，慈禧太后强迫光绪帝下令封闭北京强学会。张之洞也停发上海强学会的经费。前者只活动了4个月，后者只活动1个多月，便被扼杀了。

谭嗣同

谭嗣同（1865—1898年），湖南浏阳人，出身官僚地主家庭，其父谭继询，曾任湖北巡抚。青年时代，喜欢读王夫之、黄宗羲、龚自珍、魏源等人的著作，有强烈的民族意识。

甲午中日战争更加刺激他发愤提倡新学。他学习当时江南制造局译出的自然科学书籍和广学会译出的外国历史、-获得大量的西学知识，加上旧的儒学、老庄学，构成自己的变法理论体系，成为维新运动时期第一流的思想家。

1895年他在北京结识了梁启超，1896年他写成《仁学》一书，主张冲决一切封建罗网，对封建制度和孔孟之道的纲常名教进行有力的批判。在对待清朝统治阶级的态度上，康有为不敢提出“反清”，他严斥清朝“蛮野凶杀” 的统治；在君民关系上，康有为主张君民共治，他主张民治；在对待顽固派的态度上，康有为主张妥协，他主张斗争，但他同情载湉，仍不能超出维新范围。1897年谭嗣同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署按察使黄遵宪在长沙设立时务学堂，创办《湘学报》，并筹办内河轮船公司、开矿、修筑铁路等新政。1898年2月，他和唐才常等组织南学会，办《湘报》，宣传维新变法。维新变法运动在湖南的发展，引起了顽固派的激烈反对。1898年6月，顽固派在长沙城厢内外，遍贴匿名揭帖，对维新人士进行攻击。他们哄散南学会，殴打《湘报》主笔，阴谋捣毁时务学堂，梁启超被迫出走，其他维新派人物也纷纷离开长沙，唯独谭嗣同不走。他说：“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 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今日但观谁勇猛耳。”

1898年9月，光绪帝授他四品卿衔，担任军机处章京，参预变法。变法失败，他拒绝了日本人的劝告，不肯逃亡，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后和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杨锐被杀于北京莱市口。他的遗著被编成《谭嗣同全集》。

学术动态

关于戊戌维新运动的性质

主要有三种不同观点。

1．改良主义运动说。这是一种传统说法，范文澜、徐培华、汤志钧等持此说。

范文澜指出：“戊戌变法是改良主义运动，虽然是含有进步性，但不属于革命的范畴。”

徐培华指出：“列宁对改良主义下了定义，他说‘一般说来，改良主义就在于，人们只限于提倡一种不必消除旧有统治阶级的主要基础的变更，即是同保存这些基础相容的变更’。又说‘改良主义的变革，就是不破坏统治阶级的政权基础，只要统治阶级在保持其统治的条件下作一些让步’。这意义也适用于戊戌变法运动。那些参加戊戌变法的人物，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主张学习西方，提出了许多改革的建议和方案，几乎遍及社会-、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但他们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一个皇帝身上，提出的各种变法措施都依靠清政府来推行，根本不想推翻封建统治，也不想彻底改变封建统治基础。由此，我们完全可以称戊戌变法是一次改良主义的-运动。”

汤志钩认为：“戊戌变法运动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的，是从上而下进行改革的-运动，他们的活动仅限于少数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得到了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帝党的支持，脱离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因此，它只能是一个软弱的改良主义运动。”“戊戌变法在历史上起过作用，但它的性质即是改良主义的。他们的领导者很软弱，既不敢和封建主义决裂，又对帝国主义存有幻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产生的中国资产阶级，一开始就表现出他们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的阶级本质。”“戊戌变法是改良主义运动，怎能说具有进步意义呢？这要从当时历史条件来寻找答案。十九世纪末，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一支独立的-力量，充当这个阶级的-代言人只是从地主阶级转化出来的知识分子和部分官僚。维新派之所以采取改良的形式，是由当时的历史情况和阶级力量决定的。这时资产阶级革命尚未兴起，当革命形势尚未形成，革命要求尚未提出之前，进行这种改良的尝试，不能说它不代表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也不能因为它是改良运动而削弱了它的进步性质。”

持此说的还有胡绳、正栻、肖黎等。

2．-改良运动说。此说认为戊戌维新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应视作改良主义，而应作改革或改良运动。此说主要以金德群、叶林生、钟卓安为代表。

金德群认为“戊戌变法是中国资产阶级在十九世纪末发动的一次爱国救亡的维新运动。说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尚可，说是一次改良主义运动则是不妥的。”“改良和改良主义不应等同，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决不能混淆，如同修正和修正主义一样，在使用上有严格的区别”。“改良和维新是同一-含义，即改革旧法而行新政。改良主义是外来语，十九世纪末叶出现在欧洲，是指工人运动中一种敌视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潮流，它以毫不触犯资产阶级剥削制度基础的少许改良来代替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列宁对改良和改良主义的说法是有明显的-界限的”。“可见，在一般的历史条件下，改良是经常的，进步的措施；如果在革命时机成熟时，还局限于改良范围，必然陷于改良主义，起了腐蚀和麻痹群众的反动作用。”“戊戌变法发生于十九世纪末，新兴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虽然还很不成熟，但它毕竟是代表新的生产方式，是革命者，是先进者，反映新的生产力的需求，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其意义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因此决不能将“在十九世纪末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社会变革——戊戌变法，也一概视作改良主义运动”。

叶林生指出：“资产阶级维新派所主张的变法是要改变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制度。康有为认为：中国‘积习既深，时势大异，非尽弃旧习，再立堂构，无以涤除旧弊，维新气象。若仅补苴罅漏，弥缝缺失，则千疮百孔，顾此失彼，连类并败，必至无功’。梁启超也认为：‘室漏而补之，愈补则愈漏；衣敝而洁之，愈洁则愈破，其势固非别构新厦，别出新制，乌乎可哉？’其着眼点正是整个制度的改革，断不能以‘改良主义’目之。”“戊戌变法运动也并不是为了维护腐朽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从变法的内容看，办工厂、开矿山、修铁路，奖励制造发明；裁减冗员、裁撤旧衙门，增设十二局，罢斥守旧的某些大臣、废除科举制；最后策划杀荣禄、兵围颐和园等等，都表现为尖锐的阶级斗争，正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同腐朽的封建势力的搏斗。同主张阶级调和的‘改良主义’也是有本质不同的”。“也许有人会说：维新运动并没有准备推翻清王朝，也没有想打倒清帝，所以，它还是要维护旧制度，难免有改良主义之嫌。其实这只不过是表面现象”。“戊戌变法运动中，维新派所要维护的名义上虽然还叫清王朝，但实际上，却是一个性质发生了变化的资产阶级政权。因此，并不能凭表面现象来给维新运动‘定性’”。“说戊戌变法不是一场‘革命’，仅仅是指它不曾用暴力革命的‘手段’。从这里看，称它是-改良、改革或维新运动都是可以的”。

钟卓安认为：维新派“要求变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为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进一步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文化事业，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道路，用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求取民族的解放，国家的富强，因此尽管维新派的表现何等幼稚和带有明显的缺点、错误，但它仍然不是像洋务派那样的地主阶级的一个-派别，也不是什么半斤八两的‘半地主、半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基本上或在主要方面上是资产阶级的一翼，是资产阶级改革派。由他们领导和推动的戊戌维新运动，当然也不是洋务运动在新形势下的翻版，而是具有鲜明爱国救亡性质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

持此说的还有邓广铭、张希清、林增平等。

3．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说。此说认为戊戌维新是一次失败了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夺权的尝试。此说，以陈庆华、钟珍维、张磊等为代表。

陈庆华认为：“戊戌变法是一次失败了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变法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也要求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用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民主制度代替封建专制制度，主要用和平手段，但也不排除使用暴力，效法日本的明治维新。‘百日维新’是资产阶级暂时、部分地获得政权，不失为一次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尝试。说变法是改良主义的并不正确。”

钟珍维认为：“戊戌维新的目的是救亡图存，改革现状，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维新派根据洋务运动失败的教训，认为要救亡图存，必须像西方那样，全面改革-制度和经济制度。所以他们的维新的指导思想是‘全变’。应该看到，君主立宪制与民主共和制，政体的形式有所不同，但国体的实质却是一样，都是资产阶级专政。戊戌维新的中心内容，是要向封建顽固派夺权，用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去代替封建的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扫清道路。因此，应该肯定，它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向封建地主阶级进行夺取政权的第一次尝试，是一次资产阶级性的革命运动。带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

张磊认为：“康梁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归根结蒂，维新运动所要解决的课题──独立、民主和富强──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不仅如此，康梁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它是近代中国新生的资产阶级的首次登台表演，具有堪称划时代的意义：比较系统地引进了西学，要求中国走西方──资本主义化的道路，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提出了近代化的纲领，为后来的民主革命做了准备。对于中国社会摆脱中世纪的状态，无疑有着深远的意义。可以毫不夸大地说：维新运动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结束了它的准备阶段，揭开了它的正规阶段。”

持此说的还有沈渭滨、段云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