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资料

孙中山

孙中山（1866—1925年），名文，号逸仙，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1894年在檀香山组织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次年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会，准备在广州起义，事泄未成。1897年在日本奔走革命时化名中山樵，此后即以孙中山见称于世。1900年派人至惠州发动起义。1905年在日本东京创立中国同盟会，被推为总理，确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同盟会的-纲领，提出三民主义学说。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誓就职。2月13日，因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妥协，被迫辞去大总统职务。其后领导“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屡经失败。1924年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宣言，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实现国共第一次合作。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病逝，遗体安葬于南京中山陵。

兴中会

孙中山最初的革命活动是从华侨中开始的。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进步华侨的支持下，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当时参加兴中会的有华侨工商界人士二十多人，其中有孙眉（孙中山的哥哥）、邓荫南、何宽等人。据统计，华侨人数占可查的全部兴中会成员的78％，因此孙中山把华侨称为“革命之母”。

兴中会以救国为目的，其章程说：“是会之役，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盖我中华受外国欺凌，已非一日，皆由内外隔绝，上下之情罔通，国体抑损而不知，子民受制而无告。苦厄日深，为害何极！兹特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9页）孙中山在会员秘密入会誓词中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 的革命纲领，表明兴中会以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宗旨。兴中会成立后，数月之内会员增至百余人。第二年2月21日，孙中山又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会，对外用“乾亨行”名义作掩护，杨密云被选为会长。

中国同盟会

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各地革命活动蓬勃发展，为建立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准备了条件。1905年7月，孙中山到达日本东京，先后同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人商议筹建统一的革命政党问题。他指出：“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联络，各自号召，终必成秦末二十余国之争”，“故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宋教仁集》下册，第546页）7月30日，孙中山召集筹备会，决定成立中国同盟会。8月20日，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正式成立大会，到会者数百人。大会通过了黄兴等人起草的章程。总章第二条规定，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 为同盟会的-纲领。大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干事。在东京设立总部，在总理之下设立执行、评议、司法三部。国内设立五个支部，支部下按省设立分会，国外设立四个支部。还决定将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后来出版时改名为《民报》。同盟会是第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民主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孙中山选集》第201页）

三民主义

1905年11月，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号《发刊词》中，把同盟会的-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简称三民主义。

民族主义，是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内容，即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满洲贵族的统治，变半殖民地的中国为民族独立的中国。清政府已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故欲免瓜分，非先例满清政府，则无挽救之法也”（《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34页）。民族主义“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孙中山选集》第81页）所以，民族主义反对的不是整个满族，而是反对满族统治者。

民权主义，是指“建立民国” 的内容，即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孙中山选集》第75页）民权主义是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核心，从理论上解决了当时革命派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夺取政权与建立政权的问题。

民生主义，是指“平均地权” 的内容，即试图通过解决土地问题达到两个目的：其一，解决国民经济生活，消除贫富悬殊和贫富尖锐对立的社会现象；其二，为消灭封建土地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平均地权“不是夺富人之田为己有”，而是由国家统一核定地价。“其现在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孙中山选集》第78页）孙中山解释说：“比方地主有地价值一千元，可定价为一千或多至二千，就算那地将来因交通发达，价涨至一万，地主应得二千，已属有益无损，赢利八千当归国家，这于国计民生，皆大有益。少数富人把持垄断的弊窦自然永绝，这是简便易行之法。”（《中国国民党史稿》第45页）民生主义反映了孙中山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因此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三民主义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列宁曾经高度评价说：“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它充分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丝毫没有对-表示冷淡，甚至丝毫没有忽视-自由或容许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改革’、中国立宪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国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它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及群众斗争问题，热烈地同情被剥削劳动者，相信他们是正义的和有力量的。”（《列宁选集》第2卷，第424页）由于阶级和历史条件的局限，三民主义也存在自身的一些弱点，主要是未正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主张，没有提出正确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等等。这些都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性，因此它不可能领导中国的民主革命走向胜利。三民主义是旧时期的产物，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特点，因此又称为旧三民主义。

1911年 10—11月各地独立情况

10月22日，湖南共进会首领焦达峰、陈作新率会党及新军攻入长沙，驱逐清巡抚，建立都督府。焦达峰为都督，陈作新为副。

10月22日，陕西新军起义，清军将领文瑞-。革命党人推新军管带张凤翙为全陕复汉军大统领。

10月23日，九江独立。11月1日，南昌光复，新军协统吴介璋为都督。

10月29日，山西新军起义，杀清巡抚陆钟琦，新军协统阎锡山为都督。

10月30日，云南独立，新军协统蔡锷为都督。

11月3日，同盟会在上海起义，6日，成立沪军，推陈其美为都督。上海宣布独立。

11月4日，贵州光复，新军教练杨草诚任都督。

11月5日，江苏巡抚程德全摇身一变为江苏都督，宣布江苏独立。

11月 5日，浙江独立，立宪派汤寿潜为都督。

11月8日，安徽独立，同盟会员孙毓筠、柏文蔚相继任都督。

11月7日，广西独立，清巡抚沈秉堃任都督。

11月9日，广东独立，同盟会员胡汉民任都督。

11月9日，福建独立，新军统制孙道仁任都督。

11月4—11日，海军宣布起义，“海筹”舰管带黄钟瑛为海军司令。

11月13日，山东独立，巡抚孙宝椅为都督。

11月22日，四川重庆光复，中学监学张培爵任蜀军都督。

11月27日，四川独立，立宪派蒲殿俊为都督。

清政府起用袁世凯做内阁总理大臣

武昌起义的消息震惊了清王朝，急忙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军队赶往武昌镇压革命。但袁世凯一手培植起来的北洋军不听荫昌指挥，清政府束手无策。袁世凯的老友们乘机掀起一股拥袁登台的声浪，理由是：不用袁世凯，指日可亡；如用袁世凯，或可不亡。东交民巷使馆区也有“非袁出来不能收拾大局” 的传说。10月14日，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兼办“剿匪”事宜。但袁世凯嫌官职太小，借口“足疾未愈”拒绝出山，并指使他的亲信、北洋军将领采取观望态度，不要贸然向革命军进攻。此刻湖南、陕西、江西等省又相继独立。27日，清政府不得不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授予指挥水陆各军的全权。袁世凯仍不满意，提出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授他军事全权，保证供应充足军响等条件。清政府不肯接受这些条件。这时，起义省份日增。29日，山西宣布独立，革命烽火已烧到清政府脚下。同一天，驻滦州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在袁世凯指使下致电清政府，提出组织责任内阁等十二条主张，扬言如清廷不允，就要率军进攻北京。在此压力下，10月30日摄政王载沣连忙下“罪己诏”，解散皇族内阁，宣布解除党禁。11月1日，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这样，清政府的军政大权实际落入袁世凯之手。

袁世凯出山后的方针

袁世凯出山后对付革命党人的方针是以剿促抚，以抚代剿。对这一点，他的心腹赵秉钧说得相当清楚：“项城（即袁世凯）本具雄心，又善利用时机，武昌事起，举朝皇皇，起用项城，授以指挥全国军队全权，正是大有为时机，得以偿其抱负。……故一方面挟北方势力与南方接洽；一方面借南方势力，以胁制北方。”

派人南下，争取当中华民国的合法大总统

袁世凯出山后，首先对武昌革命军发动进攻。11月2日攻陷汉口，27日又占汉阳。袁世凯不想立即攻占武昌，企图利用南北对峙的局面，逐步窃取全国政权。经袁世凯与英国公使朱尔典密谋后，由英驻汉口领事出面，向湖北军政府提出南北停战议和的建议。袁世凯也表示派唐绍仪等人来武昌和黎元洪商讨大局。此刻取得湖北军政府重要职权的旧官僚政客和立宪派，竭力主张与袁世凯妥协，一部分革命党人也随声附和，同意谈判。黄兴致电袁世凯，提出保证：若能赞成共和，“中华民国大总统一位断举项城无疑”。正在等待组织中央政府的各省代表，具体提出了议和纲要四条：一、推翻清政府；二、主张共和政体；三、礼遇旧皇室；四、以人道主义待满人，还决定汉口为议和地点，派伍廷芳为议和代表。后经过协商双方同意在上海举行和平谈判。

12月18日，南北双方代表议和正式开始。袁世凯提出的议和条款要点为：一、大清帝国改称中华联邦共和国，大清皇帝改称中华联邦共和国国王。二、由各省公举议员，设上下两院，公举大统领，以为行政机关；大统领总理行政权，宣战、讲和、缔结国际条约及公布法律之事为大统领权。三、国王及大统领待遇、职称相同，除大统领外，无论任何人均属臣民。南方革命党人在坚持民主共和方面是寸步不让。伍廷芳提出：一、废除满洲政府；二、建立共和政府；三、优给清帝岁俸；四、优恤年老贫苦之满人。在帝国主义武力恫吓和袁世凯武力威胁下，大多数革命党人屈服。1912年1月，南北双方达成一项协议：革命党人同意让袁世凯当大总统，袁世凯则同意宣布赞成“共和”，并且逼清帝退位。孙中山在压力下也表示：“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袁世凯达到目的。

袁世凯武力逼宫，迫使清帝退位

1912年1月26日，袁世凯指使北洋军将领段祺瑞等40多人联名向内阁军谘府、陆军部和各王公大臣发出通电，极言局势万分危急，如“政体仍待国会公决” 而再迁延不决，即“有兵溃民乱，盗贼蜂起之忧。寰宇糜烂，必无完土，瓜分惨祸，迫在目前”。强硬要求“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以现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不得为“一、二亲贵所尼”，否则将带兵入京。原已心惊胆颤的皇族亲贵读到这份通电后，更加丧魂失魄，感到大势已去。l月29、30日清廷御前会议决定“逊位”，以取得革命党人的优待条件。2月12日清政府公布退位诏书，并宣布退位后“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学术动态

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

主要有二说。

1．资产阶级革命说。这是大陆学者基本一致的看法，以章开源为代表。一九八三年，章开源发表了《就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答台北学者》一文。章开源认为：“辛亥革命属于资产阶级革命性质”。这是因为，第一，“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尽管幼弱，它的发展程度却已经足以从根本上决定了辛亥革命的性质”。尼德兰、英国、法国、美国等“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西方国家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其所厕身的社会经济环境，基本上是处于工场手工业阶段。与此形成对照的，则是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采用机器生产的工矿企业与交通运输业，已经有了虽属初步却又比较明显的发展”。“幼年的中国资产阶级，在二十世纪初年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二十世纪初年，中国出现了一系列前后连续的群众运动，如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收回利权运动、国会请愿运动和保路运动等，“记录了资产阶级成长觉醒的轨迹”，足以说明“新兴资产者已经形成为一股阶级力量”。第二，“对绅士之中‘绅商’这一部分应作具体分析，要认真地研究他们有无向资产阶级转化的趋向以及转化到什么程度，切不可因为他们固有的官绅、买办身份抹杀其资产阶级的属性”。而知识分子“从来未曾形成一个独立的阶级”，“我们通常所说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主要是指他们具有那个阶级的意识形态，为那个阶级的经济、-利益服务”。第三，从同盟会的纲领来看，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明确指出：“经济方面，由手工业生产过渡到资本制度的生产”，“辛亥革命的领导人既希望发展资本（机器）生产，而又从未明确主张废除资本（机器）私有，这不是要求发展资本主义是什么呢？”至于土地纲领“看起来是同情农民，而究其实质却是最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最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经济活动”。民权主义主张“仿佛是‘全民性’的革命纲领，但由于同盟会从来没有提出废除私有制的主张，那么经过国民革命而建立的以法美为模式的共和国，也只能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决不会是真正属于全体人民的国家”。“‘排满’虽然装着古老的外衣，却是一次名符其实的近代民族运动”，而“民族主义和民族运动都是与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的”。第四，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来自各个阶级”，但“主要是反映资产阶级意愿的新式知识分子，构成了辛亥革命的领导层，由他们拟订的同盟会纲领和各项方针政策，体现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要求和趋势，并从而决定了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至于资产阶级直接参加革命者为数不多，这也是各国早期资产阶级的通病，并非辛亥革命所独有”。

2．全民革命说。张玉法持此说。

张玉法认为，辛亥革命是“全民革命”。他主张：“研究辛亥革命的性质究竟为何时，必须要对当时中国社会中资产阶级人口究竟有多少比例？辛亥革命是不是由资产阶级所发起？又有多少资产阶级参加了辛亥革命等问题，先要做正确的厘清”。辛亥革命之所以是全民革命，其理由在：第一，法国历史学家贝吉瑞、另一位女历史学家玛丽·赖特都曾否认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贝吉瑞说：“所谓的资产阶级应该是由企业界的商人、金融家等所形成的一个团体，而不是包括知识分子及地主等在内的所谓‘中等阶级’”。“在辛亥革命当时，即使有资产阶级，但人数也很有限，而且不具有同质性，没有形成一股阶级力量”。玛丽·赖特也认为：“中国在二十世纪之初，中国的经济发展渐形重要，但并不能以此而论断辛亥革命就是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中，即使有资产阶级的参加，也只是辅助性的角色”。第二，“从同盟会的革命目标：‘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来看，其中没有一项是有利于资产阶级”。第三，既然中共史学家也说当时中国资本主义还很弱，那么，“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当时的中国社会，或经济中，都不应具有重要的地位”。第四，“参加辛亥革命的人，可以说是来自各个阶级，革命的许多领导者，甚至还是出身贫寒之家，而且当时革命或得到资本家的经费支持，但这也绝不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

图画说明

袁世凯剪掉辫子表示“革命”

关于袁世凯剪掉辫子表示革命的时间，有两种说法。一说是1912年2月12日，即隆裕太后颁布清帝退位诏的当天晚上；一说是在1912年2月16日。有学者据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循致《泰晤士报》代理外事主任布拉姆的信，确定：1912年2月16日下午3时15分，在外务部大楼，由蔡廷斡为其剪掉辫子。另据莫里循致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信中说：1912年2月14日，袁世凯还不肯剪辫子。哪么袁世凯为什么在2月16日愿意剪掉辫子呢？原来，2月14日，孙中山正式辞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并举荐袁世凯任总统。2月15日南京参议院选举通过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当日，孙中山亲电袁世凯：“民国大定，选举得人。”可见，袁世凯是在大局底定之后，才剪掉辫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