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资料

第五次反“围剿” 的失败

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200架飞机，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及临近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企图逐渐消耗红军兵力，缩小根据地，最后寻求红军主力决战，消灭红军。这时，“左”倾领导人全面否定了毛泽东制定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错误地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反“围剿”开始时，国民党军占领黎川。红军在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下，先是实行军事冒险主义，企图收复黎川，御敌于根据地之外，令红军北上迎敌，进攻黎川以北硝石、资溪桥等白区敌之坚固阵地，结果屡战不胜，丧失了主动权。1934年4月广昌一战，红军损失很大。国民党军队向根据地中心进攻，博古、李德又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六路分兵，全线抵御，以堡垒对堡垒，“短促出击”，大打阵地战，同敌人拼消耗，使红军东堵西截，完全陷于被动地位。在反“围剿” 中，毛泽东曾先后指出以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和湖南中部去，以打破敌人“围剿” 的正确建议，但博古、李德拒不接受。这样，红军经过一年苦战，终于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最后，博古、李德又实行逃跑主义，于1934年10月，仓促决定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退出根据地，进行长征。

遵义会议

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了-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局委员秦邦宪（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陈云，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参加会议的还有邓小平（秘书长）及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列席会议的有红军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等。秦邦宪主持会议，并作了关于反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不承认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并极力为“左”倾冒险错误辩解。周恩来做了副报告。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对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左”倾错误进行分析和批判。张闻天、王稼祥、朱德、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等在会上发了言。会议委托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 的总结决议》，随后由-局正式通过。决议明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 的失败及退出苏区后遭到的严重损失，其主要原因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周恩来、朱德指挥。会后，常委分工，中央由张闻天负总责，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统一指挥红军的行动。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解决了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军事问题，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革命。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

亦称“中央红军”，简称“红一方面军”。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之一。1930年8月，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会师，经两军团前委联席会议决定，组成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委员，朱云卿任参谋长，杨岳彬任-部主任，辖第一、第三两个军团。第一军团总指挥部由方面军总指挥部兼，下辖三、四、十二、二十、二十二军，共5个军。第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下辖五、八、十六军，共3个军。全军共计3万余人。与此同时，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1931年11月，红一方面军总部撤销，其所属各部归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称中央红军。1932年6月，中央红军复称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周恩来先后任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部主任。同年底进行整编，军团总指挥改称军团长，全军辖3个军团24个军，共约7万人。1933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成立，并兼红一方面军总部，朱德任总司令兼方面军司令员，周恩来任总-委员兼方面军-委员，叶剑英任方面军参谋长，杨尚昆任方面军-部主任。1934年1月，红军总部合并于中央军委，红一方面军再次称中央红军。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西部懋功地区会师。不久，中央红军再次改称红一方面军。后因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委员。10月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同红十五军团会师。恢复红一方面军名称，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委员，王稼祥任-部主任。抗日战争开始后，红一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

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之一。辖第二军团、第六军团、第三十二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委员。第二军团由原在洪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于1930年7月组成；第六军团由原在湘赣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于1933年6月组成。1934年8月，第六军团开始长征，同年10月到达黔东印江县的木黄与第二军团会合，成立了以贺龙、任弼时为首的总指挥部。同年11月到1935年8月，发动了湘西攻势，恢复和建设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部队发展到1．7万多人。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第二、六军团突破敌军的包围开始长征，于1936年6月到达西康甘孜同第四方面军会合。两军会师后，在党中央领导下，于7月初，第二、第六军团第三十二军（原属红一方面军的第九军团）组成第二方面军，与张国焘的反党分裂主义进行斗争。接着与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抗日，10月，在甘肃的会宁地区与第一方面军会师。抗日战争开始后，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师。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

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之一。1931年11月7日成立。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下辖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共五个师近3万人。主要活动于鄂豫皖。1931年11月至1932年5月，队伍扩大为三个军──四军、九军、二十五军，共六个师。在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 时，由于担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的张国焘指挥错误，10月，部队被迫转移，开辟了川陕根据地，与川东游击队会合。以后，又扩编为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五个军共8万余人。1935年3月，第四方面军开始长征。6月，第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8月，分左、右两路共同北上。9月，领导左路军的张国焘擅自决定第四方面军南下，另立中央，搞分裂党的活动。1936年6月，在西康甘孜地区同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会师。迫于各种压力，张国焘被迫取消伪中央，第四方面军与新成立的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1936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与红军第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后第四方面军三个军在张国焘指挥下，西征失败，一部分到达陕北。抗日战争开始后，红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

1933年秋，中央军委曾计划把七、八、九、十四个军团合编为第三方面军，后因一部分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另一部分随红一方面军长征，所以原计划未能实行。

王明

王明（1904—1974年）原名陈绍禹，安徽六安人。早年参加过学生运动，在“五卅”运动中加入国民党。1925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5年加入中国-党。同年冬回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又随米夫去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任教。在这期间，他在米夫支持下，搞宗派斗争，打击异己，逐渐取得-上的优势，其思想“左”倾，教条主义严重。1929年10月回国后，任《红旗》编辑，发表“左”倾思想的文章。1930年底借批立三路线，提出一个比立三路线更“左” 的-纲领。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在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选入中央-局，很快又补入中央-局常委会，取得了中央领导权。1931年6月，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米夫以国际名义指定由王明为代理书记。党内开始了第三次“左”倾错误的统治。同年9月，党中央机关遭到破坏，王明随米夫去苏联，任中共驻国际代表。王明去苏联前指定中央由博古负责。博古执行的仍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革命带来很大的危害。抗日战争开始后，王明又回到国内，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抗战初期在武汉任长江局书记时给党带来很大损失。1942年党整风时，王明态度恶劣，拒绝参加整风。“七大”时为了团结他，仍选他为中央委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明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1956年去苏联定居，以后化名“马马维奇”、“波波维奇”撰文歪曲我党历史，攻击毛泽东思想。1974年3月病逝于莫斯科。

博古

博古（1907——1946年），即秦邦宪，江苏无锡人，1925年加入中国-党。1926年，党组织选派他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5月，他回国任中国-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书记。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局委员，9月，任中共临时中央-局常委、主要负责人。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局委员，继续负责中央领导工作。他在1931年至1935年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执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导致党在白区工作的损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 的失败。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他被免去党的主要领导人职务。1936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博古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1938年，他又任中央长江局和南方局组织部长。1941年，中央调他回延安，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工作。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1946年4月8日，他乘飞机返回延安，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因飞机失事遇难。他译著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卡尔·马克思》等。

李德

李德（1900—1974年），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在华期间曾用李德和华夫的名字。他早年曾参加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战斗和德国中部的工人武装起义，后被捕，越狱逃到苏联。他曾在苏联军事院校学习。1932年，-国际派他到中国，后在中央苏区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在第五次反“围剿” 和长征初期，他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使红军蒙受严重损失。在遵义会议上，李德受到批判。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他任抗日军政大学教授。1939年，他去莫斯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苏军中央服务。1949年，李德回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马列主义研究所从事翻译工作。他著有《中国纪事》。

张闻天

张闻天（1900—1976年），幼名张应泉，化名洛甫，江苏省南汇（今属上海市）人。1919年，他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宣传马克思主义，后赴美国留学。回国以后，他曾在四川中学教书。1925年，他加入中国-党，在上海、江苏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后来，党组织派他到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任教，同时在-国际担负一定工作。1930年底，他从苏联回国，第二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31年6月，党的临时中央-局成立，他任中央-局委员、-局常委。1933年初，张闻天随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进入江西中央苏区，任苏区中央宣传部部长、瑞金工农民主政府主席。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同年2月，他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以后，他参加长征。1935年l月，在遵义会议上，他摒弃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起草了会议决议，被选为中央-局委员、-局常委，分工主持中央工作。到达陕北以后，张闻天坚决支持毛泽东东渡黄河东征的正确主张，拥护党中央和平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并协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完成从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这一历史性的伟大转变。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反对王明的投降主义。1938年9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张闻天作了组织报告。在此期间，他兼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西北工作委员会主任，《解放》周刊主要负责人，《-党人》杂志编辑，中央马列学院院长等职。1945年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党中央委派他赴东北工作，任牡丹江地区的中共中央东北局代表，东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中共辽东省委书记，为开辟东北根据地，纠正实际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制定东北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张闻天任驻苏联大使，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同彭德怀一起受到错误批判，离开外交岗位，调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专门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研究。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候补委员。在“文化大革命” 中，张闻天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和迫害，1976年7月1日在江苏无锡逝世。

王稼祥

王稼祥（1906—1974年），原名王嘉祥，安徽泾县人。1925年，他加入中国-主义青年团，后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苏联期间，他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于1928年加入中国-党。1930年2月，他回国参加革命斗争，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负责编辑党报。同年6月，他因批评李立三的错误被撤掉中央宣传部干事，调任党报驻香港记者，12月又调回上海工作。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他任中共中央学报委员会秘书长兼《红旗》《实话报》总编辑。不久，王稼祥又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部主任。11月，他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2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派他与刘伯坚、左权一起指导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的工作。1934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王稼祥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局候补委员。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被增补为中央-局委员，是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之一。1935年6月，第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他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斗争。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他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红军总-部主任。1937年6月，他赴苏联治病，同年11月接任中共驻-国际代表的职务。1938年8月，他从苏联回国。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王稼祥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军委总-部主任，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并兼任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主任，协助毛泽东处理了大量有关党、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的重大事务，成为毛泽东在延安的主要助手。1943年3月，他任中共中央-局组织委员会委员、宣传委员会副书记。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他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任北平执行小组顾问，后再去苏联治病。1947年5月回国以后，他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城市工作部部长。1949年，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递补为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任外交部副部长，不久，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1951年初，他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兼外交部副部长。1953年3月，他任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在“文化大革命” 中，王稼祥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和迫害。1973年，在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1974年1月25日，王稼祥病逝于北京。

刘志丹

刘志丹（1903—1936年），名景桂，字志丹，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人。无产阶级革命家，西北红军和陕甘宁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1924年秋，他加入陕北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年春转为中国-党党员。1926年初，刘志丹进入黄埔军校第4期炮兵科学习，同年秋随军东征。不久，他奉命到冯玉祥国民军联军第四路军马鸿连部，任党代表兼-处长。1927年春，刘志丹作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代表，去豫西收编刘镇华的军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他奉命回陕，担任省委交通，往返于沪、豫、陕之间，进行联络工作。1928年5月，他与谢子长、唐澍等人发动渭华起义，建立西北工农革命军，任军事委员会主席。1929年春，刘志丹返回保安，开展兵运工作。第二年春，他打入驻甘骑兵第四师苏雨生部，任十六团副团长。同年8月，他任中央陕北行动委员会军事指挥部副总指挥。1931年春，刘志丹准备在苏雨生部发动兵变，不慎暴露，被逮捕，后经党组织多方营救获释。1931年冬，他任西北反帝同盟军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队长。1932年2月，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刘志丹任第三支队队长，后任指挥。1933年8月，他被任命为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参谋长。11月，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任参谋长。1934年秋，在梨园堡建立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及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军委主席，先后两次打败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围剿”。后来，他被“左”倾错误路线执行者关押审查。1935年11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获释。刘志丹历任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副主任、红二十八军军长、红军北路总指挥和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等要职。1936年4月，他率领红军二十八军赴山西东征抗日，遭到国民党军队袭击，在晋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英勇牺牲。

学术动态

关于红军长征的战略目标问题

中央红军的长征战略目标是什么？史学界有两种分歧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红军长征的战略目标是为了北上抗日。王健英、王廷科等人持这种观点。

王健英在《试论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一文中提出了以下理由：

第一，“早在长征以前”，党就“发表《共同抗日》宣言，提出‘红军北上抗日’”，并“公布《抗日救国六大纲领》，派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这样，在当时“‘红军北上抗日’已经成为党的-、军事基本方针和基本口号，已经变成深入军心，鼓舞广大指战员英勇战斗的行动口号”。

第二，中央红军的长征是在“北上抗日” 的旗帜下进行的。“红军长征出发高举着‘北上抗日’的旗帜”，“‘红军北上抗日’作为党既定的-军事基本方针、基本口号，在长征前后都是红军追求实现的战斗目标，是鼓舞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斗的-目的。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确是在 ‘北上抗日’的旗帜下进行的”。

第三，“遵义会议决定了渡江北上的根本方针。虽然遵义会议既没有讨论‘抗日问题’，也没有确定‘北上抗日’为当前行动方针，但这不等于党中央放弃了从长征出发就高举的‘红军北上抗日’的旗帜”。“事实上，遵义会议及其后，党和红军继续坚持北上抗日的口号”，这可“见于遵义地区和红军当年书写的标语。如‘红军是抗日反帝的主力军！’、‘要求北上抗日！’、‘加入红军打日本帝国主义去！’、‘白军兄弟不打红军，拖枪北上抗日去！’”等；还可见陈云、成仿吾、杨成武等老同志回忆中提到朱德、毛泽东当时讲话都讲到“抗日”，而且毛泽东及党中央和军委领导人“密切注视着国内形势的变化”。“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适时确定‘北上抗日’为-、军事战略行动方针，为坚持实现这一方针进行了正确斗争，是引导三大主力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决定因素”。

出席1986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一些同志也认为：“长征就是北上抗日。理由是：（1）党中央早在长征前就发表了《共同抗日宣言》，提出‘红军北上抗日’的口号；（2）公布了‘抗日救国六大纲领’，派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3）在长征过程中党和红军始终高举 ‘北上抗日’的旗帜，进行北上抗日的宣传；（4）遵义会议决定了‘渡江北上’的方针；（5）沙窝、毛儿盖会议提出了北上抗日问题”。

王廷科也认为：“中央红军高举抗日反蒋的旗帜，被迫转移，开始长征”。虽然红军“在内线作战无法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情况下”，“作战略转移，在军事上的直接目的自然是保存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但是红军长征从一开始又是与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红军长征一开始就高举着抗日反蒋、抗日救国的旗帜”。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央红军的长征开始并不是为了北上抗日。参加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一部分同志持此说。

他们认为：“尽管党中央早就提出了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但是，在蒋介石重兵‘围剿’妄图全歼红军的形势下，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是无法实现的。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更不可能在一开始就是为了北上抗日。”这是因为：

第一，当时红军的“紧迫任务，是冲破敌人的‘围剿’，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寻找红军可以生存发展的立脚点”。第二，从“长征途中党中央的一系列战略行动方针的确定及变化看”，“长征中战略落脚点的选择不是起先就决定去北方立脚，向日本侵略军开战”。第三，“从两河口会议到俄界会议的几次党中央-局会议记录看，都没有讨论过抗日问题”。第四，“长征中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三个北上抗日电报是上海中央局发的，而不是党中央在长征中发出的”。总之，“只有长征胜利了，解决了红军的生存、立脚问题之后，才有红军的抗日”。

图画说明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示意图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共中央决定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和中央机关共8万余人，从江西瑞金西江的梅坑出发，开始长征。以第三、八两军团为右翼，第一、九两军团为左翼，第五军团为殿后，护卫中央前进。长征开始时，实际上是带着坛坛罐罐大搬家。蒋介石得知红军转移，就在红军前进的路上设下四道封锁线，调集40万军队、几十架飞机，围追堵截，妄图消灭红军。10月19日，红军全部渡过于都河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到达了江西西南昌安远和信丰间粤军陈济棠设的第一道封锁线，称为突不破的“钢铁封锁线”。实际上陈济棠与红军已达成协议，让出一条20公里宽的通道。21至25日红军未经大的战斗顺利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蒋介石的第二道封锁线设在湖南的桂东、汝城至广东的仁化、城口一线。11月4日，左路红一军团夺取粤军防守的城口，右路军红三军团控制汝城。8日，红军全部通过第二道封锁线。蒋介石的第三道封锁线设在湘粤边界粤汉铁路的良田至宜章之间。11月14日，右路军攻克宜章，左路军控制九峰山监视粤军。15日红军全部通过第三道封锁线。红军通过三道封锁线，虽未经过激烈战斗，但减员2．4万人。红军一连突破三道封锁线，震惊了蒋介石，他急调湘、粤、黔、桂四省军阀和中央军40万人在湘江两岸设下第四道封锁线。11月27日，红一、三军团先头部队在界首渡过湘江，控制了界首至屏口渡湘江两岸，护卫主力渡江。但博古、李德舍不得丢掉坛坛罐罐，行进迟缓，耽误了渡江有利时机。敌主力先期赶到，11月29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与敌军在湘江边展开浴血大战，掩护主力渡江。中央和红军主力渡过湘江，但人员损失过半，红军只剩下3万多人了。红军渡过湘江以后，在毛泽东等力主下，放弃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改向敌人防守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渡过乌江，占领黔北重镇遵义。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局扩大会议。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红军北上，去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师。1月19日，中央红军离开遵义向赤水前进。l月29日在土城渡过赤水河，向古蔺、叙永地区前进，但遭到川军阻击。毛泽东决定暂缓渡江，到扎西后决定“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在太平渡、二郎滩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向黔北挺进。这打乱了蒋介石的围追计划。红军变被动为主动，占领桐梓，26日攻克娄山关，27日重占遵义城，击退敌人的进攻，红军取得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3月，蒋介石调各路军队向遵义扑来。红军避敌主力，3月16～17日在茅台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再次向川南古蔺前进，做出要北渡长江姿态。蒋介石又重新部署兵力向川南、黔北集中，企图包围红军而歼之。这时，中央红军又折向东进，出敌不意，于3月21日晚在二郎滩、太平渡一带第四次渡过赤水河。这时敌军正向川南集中，红军佯攻贵阳，直逼昆明，在皎手渡巧渡金沙江，完全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接着，红军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飞夺沪定桥，翻过大雪山，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两军会师后继续北上，通过茫茫的草地。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吴起镇，与陕北的红军胜利会师。

1936年6月，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两军会师后，根据中央指示，红二、六军团组建为红二方面军。8月，党中央命令二、四方面军迅速北上甘北，组织发动静宁、会宁战役。同时为配合二、四方面军北上，毛泽东指令红一方面军南下接应。红一方面军分两路南下接应。10月2日，红一方面军十五军团一部攻克会宁。10月7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到达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9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等率红四方面军总部进入会宁城。两军会师召开盛大联欢会。当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红二方面军遭到敌人合击。10月10日红二方面军突出重围突破敌人封锁线后，10月22日到达静宁县的兴隆镇将台堡，与前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红一、二师会师。两军在将台堡召开会师联欢会。至此，三大红军胜利大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夹金山

夹金山位于宝兴县城西北，懋功以南，理县西南，海拔4500多米，终年积雪，寒气逼人，是中央红军长征中遇到的第一座大雪山。1935年6月12日9时许，红四团的英雄战士身穿单衣，拿着木棍，高喊“征服夹金山，创造行军奇迹” 的口号，向夹金山前进。夹金山上下山道共三十五公里多，越往上走，道越来越窄，坡度越来越陡，路越来越难走；越往上走，积雪也越来越深，气温也越来越低，空气也越来越稀薄，呼吸越来越困难，人行动越来越困难、费劲。红四团的战士们奋勇攀登，滑倒了爬起来再前进。有人掉到雪窝里，别的战士马上递给木棍、绑腿带，把他拉起来，再继续前进。战士们终于征服困难，登上了山顶。红四团政委杨成武登上山顶，远眺是一片冰雪世界，俯视山下，队伍正在踏雪婉蜒而上，即景生情，赋诗一首：“天空鸟飞绝，群山兽迹灭，红军英雄汉，飞步碎冰雪！” 下山比上山容易多了，很快下到山脚，就与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会师了。本图是夹金山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