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资料

自近代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不断侵略中国

日本自1868—1873年明治维新以来，逐步成为军事帝国主义，不断侵略中国，举其要者如下：

1894—1895年挑起甲午中日战争，逼签《马关条约》，掠夺了中国巨额赔款和台湾省；

1897年的割地狂潮中，划福建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出兵中国，逼签《辛丑条约》，掠夺中国赔款和主权；

1905年，日俄战争击败俄国后，又继俄国租借我旅顺、大连及南满铁路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借对德宣战，出兵我国山东，强占德国在我国山东的利权；

1915年，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1922年起，支持军阀发动混战，从中获利。

关东军

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侵略军强占了中国原被沙俄“租借” 的关东州（指辽东半岛普兰店至皮口一线以南地区）和南满铁路，1919年在旅顺口设关东军司令部。关东军是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元凶，控制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太上皇。他们在东北屠杀我国人民，掠夺我国资源，实行残酷的军事镇压和殖民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关东军总数约百万人，是日本陆军中最精锐的主力和战略预备队。1945年8月，中国人民武装力量，包括抗日联军和苏联红军一起歼灭了日本关东军。

南满铁路

原为1897—1903年沙俄所筑中东铁路的支线。日俄战争后该支线被日本所占，改称南满铁路。抗日战争胜利后，和旧中东铁路合并为中国长春铁路。

蒋介石命令不准抵抗

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持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于8月16日已有给张学良的铣电：“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文史资料选辑》第2册第6辑）事变发生后，又电令张学良“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第一页）东北军奉命：“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九一八事变真相》，《革命文献》第34辑第879页，台北1978年版）。对于蒋介石的不准抵抗，爱国士兵愤慨不已。据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报告：“士兵各持枪实弹，怒眦欲裂，狂呼若雷，群请一战，甚有持枪痛哭者，挥拳击壁者。”

东北三省全部沦入敌手

由于蒋介石的不准抵抗，10余万东北军不战而退，使东北大片土地迅即沦陷：19日晨，日军占沈阳，同日又占长春、营口、鞍山、抚顺、安东等20座城市，掠地千余里。21日，日本驻朝鲜的三十九旅团渡过鸭绿江，进入中国东北，分向辽宁、吉林进击。同日，代理吉林省主席熙洽叛国投降，吉林城陷。22日起的一周内，辽、吉二省基本丢失。接着，日军又于1932年1月3日陷锦州，2月5日占哈尔滨，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东北三省全部沦陷。

东北抗日义勇军

东北抗日义勇军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沦陷初期东北自发的抗日武装力量的总称，没有统一的组织和指挥系统。“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但是中国人民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斗争。在东北广阔的土地上，各种抗日武装风起云涌：城市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农村的秘密会社“大刀会”、“红枪会”，尤其是各地没有撤走的东北军，纷纷起而抗敌，还有许多“胡匪队”改称“山林队” 等名目，也都接受各部队改编参加了抗日。没有撤走的旧军队是抗日义勇军的基础，黑龙江的马占山便是其中著名的一支，他一直用黑龙江省主席名义指挥军队。

东北义勇军兴起之时如雨后春笋，遍地滋生。人数最多时（1932年夏）达30万人上下，活动地区几乎遍于整个东北。他们的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日帝的侵略野心，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意志，及时地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揭穿了日帝伪造民意树立伪满的阴谋，因此东北义勇军曾经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戴和支持，但是他们的领导人大多是一些旧军官，在领导关系上互不相下，派别繁多，不能合力御侮，甚至还互相火并，他们虽然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浪潮的促使下起而抗战，但信心不足，难免不遭致失败的结果。

马占山（1884—1950年）

吉林怀德人，行伍出身，爱国将领。1931年“九一八” 事变后，任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黑龙江军事总指挥职，率部在黑龙江泰来、江桥等地抗击日军侵略。次年2月曾一度投降日军，4月又宣布反正，后在日军进攻下退出东北，1950年在北京病逝。

伪满洲国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建立的傀儡政权。1932年3月9日正式成立。设伪都于长春，树年号为“大同”，以新五色旗为国旗，元首称“执政”，由清朝废帝溥仪出任执政，郑孝胥任国务总理，赵欣伯任立法院院长，于冲汉任监察院院长，张景惠任参议院议长。1934年3月，伪“满洲国”改称为“满洲帝国”，“执政”改称“皇帝”，年号改为“康德”。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伪“满洲国”被摧毁。

张学良、杨虎城和红军实行停火

中国-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后，就致力于争取张学良所部东北军和杨虎城所部十七路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全国抗日高潮的影响下，在红军前线-工作的教育和争取下，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广大官兵都赞成“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的救亡口号，自动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东北军更热烈响应“打回老家去”的口号，同红军联欢。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里的爱国分子，时时劝告张学良、杨虎城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张学良、杨虎城也受到中国-党正确的-主张和全国抗日潮流的推动，从1936年初，他们就实际上停止了同红军的战斗。4月，周恩来与张学良在陕北肤施（今延安）举行联合抗日救国的会谈。不久，工农红军与东北军在前线停止战斗，联合抗日。

蒋介石到西安督促张、杨进攻陕北红军

蒋介石坚持卖国*政策，1936年冬，调集二三十万嫡系部队到陕西，逼张学良、杨虎城“围剿”红军。12月4日蒋介石亲赴西安，以临潼华清池为“行辕”，约集西北“围剿”红军诸将领，按日接见，面授机宜，扬言将于一个月内消灭红军，并威胁张、杨，若不开赴陕甘前线与红军作战，则将撤换他们所担任职务。张、杨仍多次劝蒋停止内战，联共抗日，都遭无理拒绝，张、杨于是决定实行兵谏。

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拂晓，在张学良、杨虎城的共同指挥下，东北军派兵包围了华清池，迅速解除了进行抵抗的蒋介石卫兵的武装，蒋介石已跳墙逃跑，被东北军搜出扣留，移送新城大楼。与此同时，第十七路军解除了中央宪兵第二团、省公安局、警察大队等机构的武装，接管了飞机场，包围了西京招待所，将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十多名军政大员拘捕。张、杨于当日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这就是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爆发后的复杂形势

西安事变引起了国内外各种-势力的强烈反响。

日本：企图挑拨亲日派扩大内战，以便扩大侵略中国。12月17日，日本外相声言“南京政府绝不能与张学良妥协，否则日本政府将不能坐视”。并暗中支持何应钦向西安进兵。

美英：支持和平解决。担心亲日派乘机掌权，日本扩大侵华，排挤美英的在华势力。主张只要蒋介石还能继续统治下去，不妨就和-党采取某种形式的联合。

南京国民政府：掌握实权的亲日派何应钦在日帝支持下主张“讨伐”张学良，企图置蒋介石于死地，取而代之。12月16日下令讨伐张学良，何自任“讨伐军”总司令，调大军沿陇海线西上，进攻潼关，又派大队飞机准备轰炸西安。17日电召赴德“养病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立即回国，共同进行联日倒蒋*的-阴谋。国民党内亲美英派竭力主张和平解决。他们派蒋介石顾问、澳大利亚人（曾任张学良顾问）端纳飞抵西安探听，宋子文、宋美龄也亲到西安和张、杨进行谈判。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张、杨在发动事变后，立刻电请中国-党派代表团到西安，共商捉蒋后的善后事宜。

中国-党应采取什么方针？当时党内、红军指战员中，基于爱国义愤，十年内战的阶级恨，许多人赞成杀死蒋介石。中共中央全面分析了当时形势，指出事变发展的两种可能的前途：或者爆发内战，这一前途不利于中国人民的抗战而有利于日本的侵略；或者和平解决而结束内战，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建立起来，这一前途有利于全国人民的团结抗日。因此，中国-党的政策是揭破日本和中国亲日派利用“拥蒋” 的号召发动内战的阴谋，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

中共中央采取了努力争取实现第二个前途的有效措施：通电南京国民政府，劝告他们接受张、杨的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为中共代表到西安去帮助张、杨同蒋介石谈判；一面派红军主力开赴潼关附近，准备配合张、杨抵御亲日派的进攻，给张、杨在-上、军事上以有力的支援。

经过中国-党的努力和全国人民的压力，12月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条件。25日，张、杨释放蒋介石，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

学术动态

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

主要有四种观点。

1．中共抗日主张作用说。持此说者主要有李新等。

李新认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中共中央根据抗日斗争的需要而作出的。对于西安事变，“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认为，事变关系十分重大，必须根据中国革命的根本利益和抗日斗争的需要，决定我党的方针”。由于我党当时“已经是一个-上完全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能够从复杂的事变中看到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所在，而不为一切暂时的因素所动摇”。党首先肯定了事变的进步性质，认为，这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中共抗日主张的结果”。根据当时国内外的斗争形势，深刻指出事变可能有两种前途：“一种前途是爆发大规模内战”，“另一种前途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一前途是国际和平阵线，全国人民、全国一切愿意抗日的各党各派各界所竭诚拥护井为之实现的。”在当时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杀掉了蒋介石，那么，这就给“南京政府的‘讨伐派’即有了口实，大规模的内战就必然爆发，中国人民的民族革命事业必将蒙受极大的损失”。中共中央认为，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中国-党，就应当“采取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亲日派的策略，竭力制止新的内战爆发，敦促南京和西安之间，在团结和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基于这样的认识，为了保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党中央和毛主席及时地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西安处理事变”。“经过中共多方面努力，终于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持此观点的还有胡华等。

2．国民党内部矛盾决定说。持此说者有姬天舒等。

姬天舒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是国民党内部矛盾和斗争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主要依据是：“第一，从发动西安事变的当事人来说，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就是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因此，他们是坚决主张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的。”“第二，国民党内部实力派，即以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为首的亲英、美派是坚决主张和平解决的。”“第三，当时在南京的国民党左派，如冯玉祥等人，是能够看清大局的，也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以避免内战，共同抗日。”“第四，国民党内部最有实力的地方实力派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国民党内部，尽管有何应钦等亲日派和某些地方实力派，为了自己的利益，企图利用西安事变来发动内战，但他们只是主要矛盾中的次要方面，不占主导地位。” 因此，“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国民党内部矛盾斗争和发展的必然趋势”。

3．一果多因、合力作用说 持此观点的主要是侯雄飞、杨拯民、李淑等人。

侯雄飞认为：“要科学地说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必须按照事物运动的一般规律和一果多因、合力作用的原理，对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各种社会-力量，进行具体分析和探索。”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当时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相互作用，交错牵制，形成一种合力”作用的结果。其表现是：“一、张、杨二将军在和平解决事变中的主体作用。”他们在事变和平解决的全过程中，“始终处于主体地位，发挥着主体作用”。从张、杨二将军发动事变的初衷看，他们“是从民族利益出发，要求蒋介石结束内战，领导全民抗日。他们实行兵谏，是在没有更好办法的情况下，逼使蒋介石接受建议的一种方式”。在事变的部署中，“张学良严令执行捉蒋任务的孙铭久，不准伤害，并绝对保障蒋的安全”。在事变发生后，“张、杨还多次电邀中共派代表到西安协商解决事变。与此同时，他们也先后致电各地实力派……共同协商-解决事变”。尽管蒋介石已成为阶下囚，“但张学良还是以部下礼节，向蒋再度陈述自己的良苦用心，盼其纳谏。蒋介石虽顽固不化，但张学良的至诚行为，对他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张学良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只要蒋介石基本上答应了他们的主张，就尽早将其释放”。在事变十分严重的紧急关头，“张学良果断决定立即放蒋，并说服了杨虎城将军，这就为和平解决事变跨出了决定性一步”。张学良不仅决定立即放蒋，还亲自送蒋回南京，这“有利于最终实现事变的和平解决”。当张学良在南京被扣时，西安形势骤然紧张，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张学良不计较个人身处逆境，以民族利益为重，本着和平解决事变的初衷，对杨虎城和东北军将领进行劝解，使可能爆发的战争得以制止。”“二、蒋介石被迫反省，客观上配合了事变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蒋介石，虽然成为张、杨的阶下囚，但他的军事实力和-影响并没有损伤，因而他具有一般囚徒所不能起的特殊作用，他的行为对事变的结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事变之初，蒋介石不相信张、杨的真实用心，“确实抱有一死之念”。但经过端纳、宋美龄等的劝说和蒋的实际观察，终于“改变了以死来对抗事变的态度”，接受了张的要求，派蒋鼎文持手谕令南京停止轰炸，“从而暂时制止了何应钦的军事进攻，有利于事变的和平解决”。在宋美龄到西安后，与张、杨等就西安方面提出的六项主张进行了谈判，并达成了协议。蒋介石作了一定的反省，并对谈判条件作了一定的保证和允诺。“尽管蒋是为形势所迫并为其切身利益着想，但所达到的客观效果，都是有利于和平解决的”。后来蒋介石被释放，这是实现和平解决事变的第一步。但“最后实现和平，还需要蒋介石本人‘言必行，行必果’，不对西安进行报复性的军事讨伐”。“蒋介石虽然未放弃军事手段，但并不是重新发动内战”。张学良被扣留南京后，双方对峙，形势十分危险。但从蒋介石致张学良、刘峙、顾祝同、于学忠、胡宗南的函电中可以看出，他是“在尽量避免内战的爆发”。蒋介石既允许杨虎城在西安城内驻兵，又命令中央军进入西安，这样就有可能在两军之间发生冲突，蒋介石考虑到了这一点，并“为避免冲突采取了措施”。由此可见，蒋介石对“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 的诺言，“在一定程度上是实行了的”。“蒋介石被释放后，对-党和红军的态度改变与否，是判断蒋是否真有反省之意和实行诺言的重要标志。”蒋介石回南京后，由国民政府下令撤销西北“剿匪” 司令部，改设西安行营。同时，“蒋介石还同意发给红军军费，实现在西安时所答应的经济上‘可经张手接济’的诺言”。“蒋介石还在-上准备与-党谈判，把实行三民主义，不作赤化宣传作为-原则。”“关于红军改编后的编制，蒋介石也有了较大的松动。”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宣言和决议中，还“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八项主张的精神”。当然，也应当承认，“蒋介石对和平解决事变的作用是被迫产生的。是在经过切肤之痛、生命之危以后的反省而产生的。他的主要作用又是经张、杨二将军作出了最大牺牲而产生的”。然而，“从全局和中国当时的历史环境来看，内战没有爆发，中国人没有因此而再自相残杀，这无疑是进步的。”“三、中国-党的协助和调解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经过冷静、严肃的分析，首先肯定了张、杨发动事变是为了实现其抗日救国的要求；接着对事变发展前途作了内战和和平两种估计。中国-党力争实现和平的前途，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 中共代表周恩来等抵西安后，立即和张、杨进行长谈，“取得了满意的效果”。中共代表的到达，“更加坚定了张学良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这是他们在事变后，首先得到的最强有力的支持”。当时在东北军、西北军军官中，许多感情冲动的少壮军人要处死蒋介石。“由于中共过去的特殊地位，与蒋介石有血海深仇的历史，中共代表做少壮派工作所收到的效果，是张、杨的命令所不能达到的”。另外，“中共不仅在-上给张、杨以有效的协助，而且在军事上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在宋子文、宋美龄到达西安后，周恩来等参与谈判，“使谈判获得成功”。蒋介石被释后，为防止发生内战，使事变和平解决彻底实现，“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又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四、孔祥熙、宋美龄、宋子文等对事变和平解决的促进作用。”如孔祥熙在国民党中常委会和-会议上，力主“和平解决”。“并与何应钦、戴季陶展开了激烈争论。为了稳定局势，孔以代行政院长的身份，首先向全国各省军政长官、地方实力派致电安抚，以免造成动乱，影响事变的和平解决”。宋美龄极力反对处罚张学良和派兵进攻西安。“她斥责主张军事进攻的人实想炸死蒋介石而代之，这就使何应钦等人不敢执行讨伐西安的计划，对主战派的行为起了有力的抑制作用。”宋美龄请端纳到西安，“端纳之行，为和平解决事变带来了希望”。后来，宋美龄和宋子文飞往西安，“使和平解决的步伐大大加快”。“五、各地实力派的牵制作用有利于事变的和平解决。”在广西，事变发生后，李、白通电反对内战，“建议和平解决事变”。“整个西南除广东被亲蒋势力控制外，其他主要实力派都反对南京武力解决西安的。”在北平方面，宋哲元主张事变“以求-妥协解决”，并要求“由中央召集在职人员，在野名流，妥善办法合谋万全无遗之策”。在国民政府组织“讨逆军”时，李济深通电南京，“要求收回成命”。由此可见，“地方实力派的存在和向背，对事变和平解决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事变的解决过程表明，尽管他们先后通电拥护中央，但都坚决主张用-手段解决事变，反对军事进攻，这对主战派是一个牵制，对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有利的”。“六、强大的国民舆论推动着事变的和平解决。”如事变发生的当天，全国救国会代表团等十八个团体联合通电全国，“表示拥护张、杨的主张”。这些行动，“不仅坚定了张、杨实现八项主张和平解决事变的信心，也扩大了张、杨正义之举在社会上的影响，并且对那些诬蔑张、杨，拥护南京讨伐西安的舆论给予了有力的回击”。另一方面，许多人因不明张、杨的意图而对他们的行为表示了愤恨，并支持南京处置张、杨。“这些反对、谴责和声讨张、杨的舆论，曾给张、杨带来一定的压力，使张、杨进一步认识到和平解决事变责任十分重大，并决定以自己的行动回答这些人。”“七、国际反映对事变和平解决的间接作用。”“英国为保护在华利益，不希望中国内战，给日本以可乘之机，希望事变和平解决，这种态度直接影响到南京亲英美派的行动。”“英、美对孔、宋主张和平解决事变给了一定的支持。”苏联虽指责张学良，但又坚决主张“迅速和平解决”。“苏联的态度直接影响中共中央的决策，而中共中央的决策又对和平解决事变起了重大推动作用。可以说，苏联对事变的反映间接地促进了事变的和平解决。”总之，“在中国社会存在着的各种不同-派别、军事实力和舆论工具，都被卷入到事变中来，他们的主张和行动，直接作用于当事人张、杨和蒋介石，他们之间又相互作用，交错牵制，形成一种合力，导致了事变的和平解决”。

4．张、扬起主要作用说。持此说者主要是张学君等。

张学君认为：“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是由各方面因素促成的，有张学良、杨虎城的作用，有-党的作用，也有国民党中亲英美派的作用。但张、杨的作用是主要的。”“张学良不仅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倡导者，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张又是主要决策人。”主要根据是：一、张学良是“逼蒋抗日方针的倡导者”。张学良不但是西安事变的主要发动者和组织者，而且“最早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促使蒋介石联共抗日，是从1936年下半年，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张学良一直坚持奉行的方针。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张学良本人的决策，不是来自别人的说服”。二、张学良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人”。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所处的地位与我党代表团不同，他“是西安事变的领导者，既有决策权，又有行使权”。在当时，“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捷外与安内的矛盾，中央嫡系与地方实力派的矛盾，剿共与联共的矛盾”。在诸多矛盾中，“张学良是矛盾的焦点”。这是因为，“我党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必须通过张学良才能实现；国民党中亲英美派想解救蒋介石，也须满足张学良的条件；一些主张惩办蒋介石的人要达到目的，也必须取得张学良的同意”。总之，对于这个事件，究竟是和平解决还是其他，“主要取决于张学良”。“张、杨的举动，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和平商谈中，张学良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和平商谈的内容来看，是以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和-党临时提的六项原则为基础的；从和谈的结果来看，‘蒋对协商的条件表示完全同意’，最后达成的协议与张、杨的八项主张基本吻合。” 释放蒋介石，这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的一件大事。据史料记载，“此事也是由张自己先决定的”。这就是说，“主张扣蒋的是他，主张放蒋的也是他，最后送蒋的还是他”。“在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张起了决策人的作用。事实证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张学良起了主要的作用。

持此观点的还有常城、何健沙等。

图画说明

日军占领沈阳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制造柳条湖事件后，一面以主力进攻北大营，一面调集军队进攻沈阳城，迫击炮厂、火药厂和兵工厂都遭到关东军的袭击。19日晨4时45分，日军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率部赶到沈阳，占领兵工厂和航空处。拂晓时，日军从沈阳西南角城墙豁口冲进城内，抢占无线电台、各银行及重要机关，把侵略旗插上沈阳城头，沈阳陷落。本图是日军在进攻沈阳城时的照片。

伪满洲国执政溥仪

1932年3月8日，溥仪在一群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簇拥下到长春，3月9日，举行“就职典礼”，参加典礼的有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满铁” 总裁内田康哉、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板垣等，还有清室的余孽郑孝胥、罗振玉等，汉奸张景惠、熙洽、臧式毅、张海鹏等。溥仪身穿西式大礼服正式就任伪满洲国“执政”。本图是溥仪任伪满洲国执政时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