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课主要介绍的是我国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经历的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的时期──“文化大革命” 的十年。讲述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全国动乱局面的出现、二月抗争、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等问题。

本课重点是“文化大革命” 的发动及所造成的危害、二月抗争。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 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和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但由于党内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发展越来越严重，毛泽东等对党和国家的-状况作了错误的估计，在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混淆了是非。结果，事与愿违，“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反而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这个教训，就不可能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和政策。二月抗争是在党和国家正在遭受严重灾难的情况下发生的，是老一辈革命家同林彪、江青一伙的斗争。其目的是力图纠正“文化大革命” 的错误。在这场斗争中，老一辈革命家代表了党和人民的意志，表现了无私无畏的凛然正气。

本课难点是认识“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严重灾难。“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进步，而是一场历史性的动乱和灾难。其表现需要从“文化大革命”中民主法制和国民经济等几方面都遭受严重破坏的史实去分析，层次较多，学生又缺乏亲身的感受，因而具有一定难度。

二、教法建议

l．本课第一目是动乱和灾难。教师可以指导学生阅读引言部分，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在中国大地上发生这样骇人听闻的大事。由此导入新课。

2．关于“文化大革命” 的发动，教师先强调“文化大革命” 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请学生联系前一章相关内容和本课内容动脑筋想一想：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学生回答后教师可以进行如下归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对我国国情分析不够，提出了脱离实际的过高的生产指标，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是一种“左” 的错误。这种“左” 的错误后来不仅没有彻底纠正，而且在不断发展，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的全面发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 的根据是对党内和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分析。他认为党中央内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他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

3．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成立，教师在讲述时，要明确它在事实上取代了中央-局，成为“文化大革命” 的指挥部。这种做法取消了党的领导地位，是对党的组织原则的严重践踏。

4．关于全国动乱局面的出现，在指导学生阅读课文和课本上的插图基础上，教师还可用多媒体、幻灯片或图片等方式展示当时大动乱时期的有关情况。教师要揭示王洪文夺权是“中央文革小组”策划的，也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它造成全国夺权和全国大动乱的恶果。林彪、江青一伙正是利用这种动乱局面篡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部分权力的。在夺权过程中，一些党政机关受到冲击，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遭到残酷迫害。课文中小字部分介绍了民主与法制遭到严重践踏时的种种表现，教师应鼓励学生阅读。刘少奇被开除出党一事是党内最大的冤案，讲课中应向学生介绍。

5．关于二月抗争，教师可用多媒体设备给出相关的材料，用动态的方式展示党内老干部向林彪、江青一伙展开的面对面的斗争。在此过程中，教师可以适当充实材料，并结合课文中的小字作些生动的介绍，让学生感受到老一辈勇赴国难、大义凛然、坚持原则的精神。然后，启发学生思考：既然党内大多数老干部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为什么“文化大革命” 的错误做法在当时不能得到纠正呢？通过此问题使学生认识到：当时我们党内生活背离了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的原则，所以“文化大革命” 的错误做法一时很难纠正。

6．关于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教师用多媒体等设备提供给学生“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集团反革命活动的若干相关材料，然后组织学生结合材料和课文的内容进行如下思考：1．林彪反革命集团是怎样形成的？2．他为什么发动反革命政变？3．其结局怎样？在学生发言的基础上，教师归纳指出：“文化大革命” 中林彪一伙利用其党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和毛泽东对他的信任，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号，趁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残酷迫害干部和群众、安插亲信、培植死党，逐渐形成一个反革命集团。讲解时，可叫学生参看课本的插图“林彪反革命集团部分成员”。针对第二个思考题，学生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林彪身居党中央副主席，又被规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为什么还要抢班夺权呢？教师可做些分析。教师要说明林彪不满足于仅有的军权，妄图进一步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结果他们的阴谋被毛泽东戳穿。随后，林彪集团就策划武装政变，但又被毛泽东、周恩来粉碎。“九·一三”事件，要说明林彪叛逃的方向是苏联。讲解时，可叫学生参看课文的插图“256号飞机残骸”，指出这就是林彪叛逃时飞机坠毁后的残骸的照片，以加深学生的印象。

7.关于“文化大革命”中国民经济出现的转机，教师可展示《1966—1976年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表，结合表格内容指出，“文化大革命” 中推行的一整套“左” 的政策，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使国民经济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但“文化大革命” 十年间我国经济建设仍有发展。这里教师应向学生讲明，这一时期经济所以能有一定发展，是周恩来、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努力，是广大群众、干部抵制“左”倾错误的结果。讲明，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 的破坏，我国经济建设会取得更大成就。

1966—1976年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

8．关于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教师应说明，江青反革命集团又被称为“四人帮”。要指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在文化大革命中相互勾结利用、结成帮派，其目的在于篡党夺权。然后教师对“四五运动” 的内容做些补充，包括乡土教材。并组织学生讨论：“四五运动” 的性质和意义是什么？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教师可归纳指出：“四五运动” 是广大人民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 的运动，所以，遭到“四人帮” 的残酷镇压。要强调这一运动的意义在于奠定了“四人帮”覆灭的群众基础。教师可引导学生看教材中《“四五运动”时的天安门广场》和《革命诗抄》。1976年10月，“四人帮”被一举粉碎。教师可启发学生联系中国-党几次纠正错误的历史，认识中国-党是伟大的党，她有能力纠正自身存在的缺点和错误。

三、学法指导

1．引导学生阅读课文，结合教师提供的史料和图片，训练学生从资料中提取有效信息、分析历史史实的方法。

2．通过访问长辈等社会调查活动，培养学生学习整理口述史料和体验探究式学习方法。

四、问题探究

动脑筋

请你评论一下当年“文化大革命” 中“打倒一切，全面内乱” 的种种现象。

提示：指导学生学习、了解宪法的有关规定，然后结合“文化大革命” 中“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的种种现象进行评论，使学生认识到，这些现象严重破坏了我国的民主与法制。

活动与探究

1．整理口述史料：访问老一辈人，将他们在“文化大革命” 中的经历和感受，记录下来，加以整理，形成史料。

提示：访问长辈可采取开小型座谈会或个别访谈等形式。由于长辈中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很多，各人的经历也不同，因此开展这项教学活动，首先要选择和确定好访谈对象，同时，还要事先拟定访谈提纲。在座谈或访谈时，应当按访谈对象的原话忠实记录。

2．小调查：调查一下，在“文革” 中，你的家乡有没有被破坏的文物古迹，后来又是怎样修复的？

提示：调查可采取分组或个人等形式进行。调查的途径也有多种方式，如：采访老人、查找图书资料、查找网上资料、访问文物古迹管理部门等。

（辽宁省基础教育教研培训中心 　靳颖）

　　参考资料

　　《中国-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中国-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这是个集中代表“左”倾方针的文件，反映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通知”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认为当前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在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依据这一分析，“通知”号召“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等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五·一六通知”的发出，标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中央文革小组

根据“五一六通知”的规定，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忠镗、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8月2日，中共中央通知：陶铸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8月30日，中共中央通知：在陈伯达病假期间，或离京外出期间，由第一副组长江青代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之后，陶铸、王任重、刘志坚、谢忠镗、尹达、穆欣因受迫害或打击，不久即脱离中央文革小组。五一六通知规定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局常委之下”，《中国-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又规定它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使它得以逐步取代中央-局和中央书记处。“文化大革命”中江青一伙控制的中央文革小组助长“左”倾错误，残酷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大的灾祸。

王洪文等夺上海市委市府的权

1967年1月5日，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接见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张春桥说：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希望革命造反派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1月5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篡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一月革命”风暴。16日，毛泽东批准上海市的夺权。此后，夺权之风遍布全国，打、砸、抢、抄、抓和武斗事件层出不穷，“天下大乱”的局面形成。

所谓“二月逆流”

所谓“二月逆流”，是指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中央-局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的大义凛然的斗争。

1967年1月19日和20日，在中央军委会议上，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同志，同林彪提出的要在军队搞大民主、妄想搞乱军队的阴谋进行了斗争。叶剑英盛怒之下，拍案痛斥江青、张春桥等人指使“造反派”揪斗军内高级干部。

2月11日和16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局碰头会，即怀仁堂会议。这两次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2月11日下午的碰头会上，叶剑英站起来责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徐向前激愤地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叶剑英还责问他们：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2月16日下午，继续开碰头会。这次会上斗争更激烈，即所谓“大闹怀仁堂”。当谭震林提出要张春桥保陈丕显时，张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打断了话，大发雷霆地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当着我的面讲的!”谭要退出会场，并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到底!”陈毅说：“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李先念说：“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散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即向江青作了汇报，并整理出材料，由江青安排，向毛泽东作了汇报。2月18日夜，毛泽东召集部分-局委员开会，非常尖锐和激烈地批评了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一些老同志，指责他们是搞复辟，搞翻案。林彪、江青一伙把谭震林等人同他们的这几次斗争诬称为“二月逆流”。后来，毛泽东对“二月逆流”的看法有了改变，讲了平反的话。

刘少奇被迫害致死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文化大革命中被诬陷为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1966年8月，毛泽东在大字报中首先把矛头错误地指向刘少奇。1967年7月18日，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擅自决定组织批斗刘少奇夫妇的大会，并对刘少奇进行抄家和人身迫害。刘少奇从此被剥夺了一切自由，单独关押，受尽折磨。1968年9月，江青操纵的“专案组”整理并报送中央三批所谓刘少奇的“罪证材料”，诬陷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1968年10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京召开。全会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全会通过了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凭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1969年10月17日，刘少奇被押往开封，同年11月12日，遭受诬陷和残酷人身摧残的刘少奇在河南开封病故。终年71岁。

 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利用其党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和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同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结成反革命集团。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号，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残酷迫害干部和群众，安插亲信，培植死党，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发动突然袭击，想当国家主席，阴谋抢班夺权，没有成功。1971年9月，又制定反革命政变计划，策划谋害毛泽东。阴谋败露后，林彪、叶群和他们的儿子林立果于9月13日凌晨，乘飞机叛逃，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1981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进行审判，分别作出了判决。

林立果

林立果是林彪之子，1945年生。1966年他21岁，是北大物理系学生。1967年3月，任空军党委办公室秘书。1969年10月17日，吴法宪按林彪的授意，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副师职)。后来，林立果成为法西斯秘密组织“联合舰队”的头子。1971年，他按林彪手令，策划反革命政变。9月13日，与林彪、叶群同机出逃，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附近。

“九·一三”事件

1971年8月，毛泽东去南方几省巡视，在与湖北、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江苏、福建等省党、政、军负责人谈话时，着重谈了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毛泽东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而林彪“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庐山的斗争是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陈伯达后面还有人”。

在北戴河窥测风向的林彪，探知毛泽东在南方的这些谈话后，下决心乘毛泽东返回北京前对他下毒手。9月8日，林彪写了政变命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当晚，林立果带着林彪的手令和叶群给黄永胜的信从北戴河回到北京，部署发动政变。他们策划了谋害毛泽东的几种方式，准备先在上海动手，如上海不成，再在苏州附近的硕放桥头炸毁毛泽东的专车，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毛泽东觉察林彪的阴谋，突然改变行程，于12日下午返回北京。林彪的政变计划破产了。林彪一伙又计划13日南逃广州，妄图分裂中央。但12日晚11时，林彪得知周恩来在追查停在山海关的256号专机后，决定将南逃广州改为向北叛逃。13日零时32分，林彪带着叶群、林立果等人乘坐256号专机仓皇出逃，后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坠毁，林彪等人全部摔死。

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覆灭

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帮”结成反革命集团，他们利用毛泽东对他们的信任和“中央文革”的权力，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相勾结，狼狈为奸。他们鼓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煽动全面夺权，全面内战，疯狂地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使全国陷入一片混乱，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他们进一步组织帮派体系，千方百计要打倒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妄图实现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后，他们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1976年10月，党中央-局代表人民的意志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隔离审查，彻底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1981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进行了审判，并分别作出了判决。

“四五”运动

1976年4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革命群众运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恩来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党和国家能正常工作，尽量减少“文革”造成的损失，保护党内外的大批干部，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做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因此，遭到“四人帮”的种种攻击和诬陷。1976年1月，周总理不幸逝世，全党和全国人民无限悲痛，首都百万群众伫立在十里长街默哀送灵。3月下旬，《文汇报》发表一篇有攻击周恩来、邓小平内容的新闻稿。3月底，南京市人民愤怒声讨《文汇报》，贴出“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等大标语，与此同时，北京上百万人连续几天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抒发对周恩来的悼念之情，痛斥“四人帮”的倒行逆施。4月4日清明节，天安门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天安门成了诗的世界，花圈的海洋。估计清明节去天安门广场的达200万人次。群众的花圈中出现大量反对“四人帮”的诗词。4月5日，群众继续涌向天安门广场，同“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了斗争。革命群众的悼念活动，被“四人帮”诬蔑为反革命事件。晚上，“四人帮”对广场上的群众进行残酷镇压。南京、太原、西安、郑州、杭州等地，同时掀起类似的群众运动，均遭镇压。

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四五运动是人民群众对“四人帮”义愤的总爆发；是人民群众起来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做法；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

“四五”运动时诗词摘抄

(一)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

(二)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洒祭雄杰，杨眉剑出鞘。

中共中央一举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

1976年10月，中央-局多数同志和“四人帮”之间的斗争白热化。华国锋与叶剑英磋商对策，一致认为王、张、江、姚是一伙反革命集团。他们根据-局委员和老同志间酝酿的意见，决定以召开会议的形式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断然处置。为此，叶剑英在玉泉山作了周密具体的部署。这时“四人帮”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部署已经就绪，他们制造舆论，插手军队，准备动手。在这紧急关头，华国锋、叶剑英果断决定：以快打慢，提前行动。10月6日晚8时，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央-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并由监护人员送往受审查的隔离处所。当晚，中央-局会议一致同意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果断行动。18日，中共中央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事件通知各级党组织，传达到全党全国人民。

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挽救了革命。它标志着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局面从此结束，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时期。

周恩来、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努力抵制“左”的错误，使国民经济形势一度好转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工作。为纠正“左”倾错误而努力，他支持解放干部，调整经济建设计划，扭转国民经济遭严重破坏的局面，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正常工作。在周恩来的筹划下，经过1972年和1973年两年的努力，国民经济形势有所好转。1973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都完成和超额完成。1973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3 968亿元，比上年增长9.2%。粮食产量达26 494万吨，比上年增长10.2%，棉花达256.2万吨，比上年增长30.8%；钢产量2 522万吨，比上年增长7.9%；原煤达41 700万吨，比上年增长1.7%。基本建设投资总额338.1亿元，比上年增长3.1%。国家财政收入809.7亿元，总支出809.3亿元，结余4 000万元。1973年是这几年中国民经济形势最好的一年。但由于江青一伙利用毛泽东关于批林彪“极右”的错误，把周恩来所采取的一系列正确政策诬陷为“黑线回潮”，把斗争矛头指向周恩来，这样国民经济好转的势头又被打断。

四届人大(1975年1月召开)以后，周恩来病重住院治疗，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实际开始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他坚决同江青集团作斗争，努力抵制“左”的错误，坚持全面整顿，使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工农业生产有了较快发展。1975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4 504亿元，比上年增长11.9%。其中，工业总产值3 219亿元，比上年增长15.1%；农业总产值1 285亿元，增长4.6%。主要产品产量：粮食增产6 900万吨，钢增产278万吨，原煤增产6 900万吨，原油增产1 221万吨，铁路货运量增加10 183万吨……这是继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后，出现的又一次新的转机。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农场、生产建设兵团安家落户，参加农业生产，形成大规模的群众运动。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一文，内容是说，甘肃省会宁县城镇一些长期脱离劳动的居民，包括一些知识青年，纷纷奔赴农村，安家落户的事。该文编者按，写道：“这是一种值得大力提倡的新风尚。”同时引用了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指示。随即在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达一千六百多万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中央决定停止大规模的上山下乡，在农村、边疆的绝大多数知识青年返回城市就业，或在当地得到妥善安置。

图画说明

刘少奇同志追悼大会  “文化大革命”期间，刘少奇被错误地打成“叛徒”、“内奸”、“工贼”，受尽了林彪、江青一伙的折磨。1968年，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出党。这是党的历史上最大的一起冤案。1969年11月，刘少奇含冤病逝于开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开始了全面的拨乱反正工作。1980年1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一致通过决议，为刘少奇平反昭雪。1980年5月17日，刘少奇同志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方面代表一万多人参加了追悼大会。万人大礼堂的正门口，悬挂着用黑纱制的大幅横标，上面写着：“深切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同志！”会场主席台正中，安放着刘少奇同志的大幅遗像。遗像前摆着覆盖了中国-党党旗的刘少奇同志的骨灰盒。华国锋主持了追悼大会。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致悼词。遵照刘少奇同志生前的遗言，他的骨灰撒在祖国的大海里。

山东曲阜孔庙的“万世师表” 匾及其他文物在“文革” 中被付之一炬 

 文革伊始，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 以“破四旧” 为名，在全国上下对历代文物古迹进行了大破坏，造成了无法估量的重大损失。

林彪反革命集团部分成员  图为林彪及其同伙于1970年8月在江西九江合影，左起：李作鹏、吴法宪、林彪、黄永胜、邱会作。

林彪等人乘的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后的残骸  林彪反革命集团在以“和平方式”争夺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失败后，策划乘毛泽东外出视察之机，发动反革命政变，谋害毛泽东。毛泽东发觉了他们的阴谋，提前回到北京。阴谋败露后，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凌晨从山海关机场乘256号三叉戟飞机仓皇出逃。l时50分，256号飞机越出中国国境，进入蒙古上空，途经蒙古温都尔汗时，飞机坠毁，林彪等人全部摔死。图为256号飞机坠毁后的残骸。

四五运动时的天安门广场  四五运动，又称天安门事件，是1976年4月发生的反对“四人帮”的全国性群众抗议运动。1975年，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手全面整顿，使国内形势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同年4月间清明节前后，在北京、南京和全国许多城市爆发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 的强大群众运动，受到“四人帮”极力压制。4月5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广大群众采取了抗议行动。中共中央-局和毛泽东把这次抗议行动错误地判定为“反革命事件”，并且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为邓小平和天安门事件平反。本图是清明节前后，北京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悼念周恩来和送的花圈、挽诗等的照片。

欢迎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场面  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近千万中学生终止了学业，成为革命小将和红卫兵。积压了几届的学生呆在城里，既不能升学，也不能就业，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1968年12月，毛泽东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的指示。于是，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总共一千六百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广阔天地里”接受了再教育。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广大下乡知青积极地分担了国家的困难，在农村和边疆经受了磨炼，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但作为一场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得不偿失，历史教训是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