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点和难点

本课的内容是“伟大的历史转折”，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阐述：“文革”结束后，思想理论界展开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内容及意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加强对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作用。

本课的重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 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和国家，但“文化大革命”遗留的-、思想、组织和经济上的混乱还极其严重。如何摆脱这种困境，打开新局面，是摆在全党面前的历史性课题。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会形成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承担起了这个艰巨的历史使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中共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为全会作了充分准备。在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篇讲话，实际上成为三中全会的主题，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党在思想、-、组织等领域的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拉开序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发展起来和逐步形成的。所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本课的难点是（1）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内在联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华国锋坚持“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两个凡是” 的错误方针，致使“文化大革命” 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促进拨乱反正的顺利进行，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前后，邓小平、陈云等一大批老同志亲自宣传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于是，开始了党在思想上、理论上规模巨大的拨乱反正工作。1978年5月10日，由胡耀邦直接领导的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首先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随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报》及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转载了这篇文章。文章鲜明地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这就从理论上根本否定了“两个凡是”。这篇文章在全党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迅速展开。这场大讨论，促进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

二、教法建议

本课是第三单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的第1课时“伟大的历史转折”。在教学中，要围绕“转折”，准确地把握教材“承上启下” 的地位（上承“文化大革命” 的十年，下启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让学生通过学习去感知本课教材的重要性。在教学过程中，要讲清以下问题：

1．“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的背景、意义。粉碎“四人帮” 以后，人们要求对“文化大革命” 中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要求邓小平尽快出来参加中央领导工作。而当时，中央的一些主要领导人以坚持毛泽东思想为借口，提出“两个凡是” 的方针，把“文化大革命” 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都以毛主席的批示加以维护，继续推行“左”的政策。为纠正“文化大革命” 以来“左” 的错误，为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思想理论界展开了“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的大讨论。这次讨论的影响重大，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开创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作了思想准备。

2．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要围绕其重大的决策进行讲述，这样才能加深学生对教材的理解。首先，全会对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否定了“两个凡是” 的错误方针，这是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做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这是-路线的拨乱反正。全会根据党的历史的经验教训，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加强党的领导机构，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体领导，这是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全会强调要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这为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指明了方向。

3．关于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重要性及与依法治国的关系。“文化大革命” 中，民主与法制遭到践踏，造成了社会秩序、党内民主生活的极大混乱。经过“文化大革命”，人们更加认识到民主与法制的重要性。“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这个问题引起了全党的高度重视。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民主和法制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提出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全会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国人大加紧全面立法工作，1982年颁布了第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后，一些法律、法规相继出台，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逐渐加强，依法办事，有法必依逐渐成为广大人民的共识，中国逐渐走上依法治国的轨道。

讲述本课，要注意观点的把握。因为对学生而言，“文化大革命”毕竟已成为历史。他们所了解的“文革”，或来源于影视、文学作品；或通过父辈等人的描述；或是课本的知识。如何准确、完整、客观地再现这段历史，并通过历史的回顾，与本课所学习的知识相联系，以体现本课的重要性，为后面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是教师教学中应注意的。

讲述本课用讨论法、谈话法较好。如能利用多媒体设备，再现课文所涉及的内容，增强教学的直观性，效果会更好。

三、学法指导

本课知识主要是“文革” 以后的内容，时间范围从1976年到1986年。这是中国历史的转折时期，是拨乱反正的时期，是改革开放的时期，是国家在经历了“文革”后逐渐走上正轨的时期。讲述时，第一，可以结合本课的主要知识点，利用可以查找到的资料，如文字、图片、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等，加深对本课的感性认识，并培养收集资料、整理信息的能力。

第二，结合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一些政论片，如《走进新时代》等，实际感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取得的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深刻领悟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

第三，访问一些经历过“文革” 的人，通过与他们的交谈，把本课所涉及的知识点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并培养辩证分析历史事件的能力。

四、问题探究

动脑筋

结合“文化大革命” 的史实，你能说说为什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伟大的历史转折吗？

提示：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首先对“文化大革命”有一个深刻的了解。了解的方法，一是可以观看一些反映“文革”时期的电影，如《牧马人》、《天云山传奇》；小说，如《伤痕》等。二是走访一些经历过“文革” 的人，从他们的亲身经历对比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祖国的巨大变化；三是与-课的学习相结合。这样你一定可以体会到“转折” 的深刻含义。

活动与探究

举你身边的一个例子，说明人们法制观念的提高，或不遵守法制的危害。

提示：你知道《今日说法》这个电视节目吗？你知道为什么把每年的“ 12．4”定为法制宣传日吗？假如你有时间关注这个节目，对法、法制及现行宪法一定会有更深的了解。

另外，“法” 就在我们身边。作为中学生，你们会涉及到《宪法》、《义务教育法》、《教育法》、《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你在平时的生活中留意过吗？如果你注意观察，你会找出很多生动的事例来回答本课提出的问题。

（海南华侨中学 　孙京丽）

参考资料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1978年开展的一场全国性的具有重大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使拨乱反正的工作出现了徘徊。1977年2月7日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报》社论名义发表的《学好文件抓住纲》，首次公开提出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在1977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在讲话中继续沿用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强调要巩固和发展所谓“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他仍然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重申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认为“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从而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就为全党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设置了重重障碍。会上，陈云、王震等勇敢起来抵制华国锋的错误，郑重提出恢复邓小平领导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问题。邓小平最早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他在1977年4月10日给中共中央并华国锋的信中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显然，完整的准确的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是针对着“两个凡是”这个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方针而提出来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原则。在这之后，开始出现了一些在理论上和政策上拨乱反正的好文章。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这篇文章，后来，全国各大报刊陆续转载。文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指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则，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文章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我们要完成中国-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面临着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的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才能逐步前进。文章还阐明了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因而在理论上根本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响。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热烈支持和拥护文章的观点，而坚持“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华国锋等少数人反对文章的观点，横加指责和压制。华国锋指示中央宣传部和部分省市的某些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当时分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在不少场合指责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的”，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汪东兴提出：一不要砍旗，二不要弄刀子，三不要来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一场关系党的思想路线的原则分歧的争论展开了。邓小平等多数领导人积极领导和支持这一讨论。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针对当时的形势再次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观点。他说：我们党有很多同志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很好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邓小平还指出，那种只许把过去的一些文件逐字逐句照抄一通，不许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否则就被认为是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奇谈怪论的现象，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而是一种思潮。它反映了林彪、“四人帮”把我们党、我们军队的思想搞乱到什么程度，把我们的革命学风败坏到什么程度。据此，他说：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任务。6月24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篇文章得到了当时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极大的支持和帮助，他亲自作了多次修改，并审查定稿。文章比较系统地从理论上回答了对于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所提出的种种责难，批判了林彪、“四人帮”对理论与实践的根本颠倒；论述了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检验真理，理论得到补充、纠正、丰富和发展的过程；提出了对不可知论、怀疑论及其他哲学怪论的最有力的驳斥是实践。文章还指出尊重实践、尊重科学、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我们就能够推动理论的发展，获得新的真理。这篇文章的发表，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个有力的推动，终于使这场讨论得以在全党、全军、全国公开深入地进行。在12月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为历时近一年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作了总结。

中国-党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出席。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 中及以前的“左”倾错误。三中全会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第一，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 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第二，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 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逐步解决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制订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第三，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全会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 的严重教训，决定在组织上要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是非功过问题。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 的错误文件，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所做的错误结论，提出要坚决地平反冤假错案。全会增选了-局委员、常委，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这次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图画说明

 《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由此，围绕着真理标准问题开展了全国性的大讨论，历时两年之久。这场大讨论使人们从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从“两个凡是” 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为胜利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思想理论的准备。

恢复高考后第一次考试的考场

粉碎“四人帮” 以后，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秩序开始得到恢复。1977年9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对广大学生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1977年的高考是在冬天举行的，有570多万人参加了考试。虽然按当时的办学条件只录取了不到30万人，但是它却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重新拿起书本、加入到求学大军中去。高考制度的恢复宣告中国从此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