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课教学重点：氏族社会的产生及其特点和作用。

氏族社会的产生。人类社会的历史是随着人类的诞生而开始的。直立人阶段的原始人类已经过着集体劳动，共同消费的社会生活。在早期智人阶段，人类除在集体组织内部进行按性别和年龄进行劳动社会分工外，同时在婚姻关系上已从原始的乱婚进入血族群婚阶段。也就是说，在一个集体内部禁止母辈和子辈之间的通婚（但同辈人之间却互相通婚），它比原始的乱婚进步。实行血族群婚制的集体，又称之“血缘家庭”。恩格斯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说：“这种家庭的典型形式，应该是一对配偶的子孙中每一代都互为兄弟姐妹，正因为如此，也互为夫妻。”血族群婚是人类婚姻关系发展的第一步，也是氏族组织的最初萌芽。

晚期智人阶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实行血族群婚的血缘家庭逐渐转变为实行本血族内禁婚，必须和血族外的异性通婚的族外群婚制，即本血族的兄弟姐妹不再互为夫妻而只能和另一个血族的男女通婚。这种实行族外群婚制的血族就逐渐形成一个界线分明的社会集团，即氏族。通俗地说，氏族就是人们按照血缘关系组成的一个比较固定的集团，它是当时社会的基本细胞。

氏族社会的特点。与原始群，特别是与国家组织形式相比，氏族社会具有如下特点：第一，氏族社会是人类第一个正式的社会组织形式，它经历了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二，氏族是按同一祖先的亲属关系（即血缘关系）结合在一起的社会集团，血缘是制约人类相互关系的最基本的纽带；第三，氏族是原始人类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的基本单位，由于女子和男子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经济地位，因此在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不同时期，妇女和男子先后成为氏族社会的主体；第四，氏族社会是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平等社会，人们过着共同劳动、共同消费的生活。

氏族社会的作用。由猿到人的转变，不仅伴随着文化和艺术的产生，而且导致了氏族社会的形成。氏族社会作为人类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组织形式，它的产生和发展必然有其特定的作用：第一，氏族社会实行族外群婚，这就比血族群婚前进了一步。它有助于人类保持紧密和持久的结合，并且可以避免由于血亲通婚对人的体质造成的危害；第二，氏族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有助于人类之间的凝聚力的加强，推动了人类的社会经济、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

本课教学难点：人类是怎样由古猿进化而来的？

二、教法建议

1.教师可借用《圣经》中“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也就是“上帝造人说”）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在此基础上设置相关提问，从而导入新课。

2.“人类的出现”是本课的难点之一，建议教师：

（1）讲清人类起源发展过程中的三个基本阶段，即“猿类”、“正在形成中的人”和“完全形成的人”三个概念。“猿类”是指生活在千、百万年以前的古代猿类，它们是人类的远祖；“正在形成中的人”是指从猿到人的过渡，他们已能直立行走。使用木棍、石块等天然工具，但还没有进行真正的劳动；“完全形成的人”则是指已能够制造工具、真正进行劳动的人，他们已经从动物中完全脱离出来。

（2）关于人类进化史，教师应精心设计教法，旨在调动学生去积极思考和探究。教师要善于设问置疑，引导学生从教科书和已掌握的知识中全方位、多角度地获取有效信息，作为思考和探究的素材。组织系列式的议论和讨论，并与教师的陈述和总结相结合。

①提问：《圣经》中说，上帝首先制造了男人亚当，然后又用亚当的肋骨制造了女人夏娃，人类的出现果真如此吗？由此引导学生看书、议论，营造热烈、探究式的课堂气氛。

②在学生的议论、纷争中，教师可出示有关古猿进化的图片和实物资料，或通过电脑多媒体手段将人类进化史进行直观、生动的描述，以配合学生的讨论，让学生明辨是非，从而最终得出人类由古猿进化而来，而集体生产劳动实践，是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决定因素这一科学结论。

③请一位学生朗读［动脑筋］：请你判断一下，他们谁说得对：直立行走是人类进化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我不太同意这种说法，因为很多人认为火的使用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教师以此要积极引导学生从已掌握的人类进化知识中去尝试新情境下解决新问题的试验。我们人类的祖先南方古猿在不断适应自然条件变化的过程中，逐渐习惯于直立行走，直立行走使双手解放出来，这就为古猿学习制造和使用工具，促进大脑发育提供了可能。正如恩格斯所说：“这就完成了从猿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而火的使用是古猿完成了从猿到人的转变之后产生的，它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体现，当然在人类的进化史上火的使用确实给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但并非具有决定意义。

（3）关于人种的起源问题，教师可结合近现代史上帝国主义分子宣扬的“种族优劣论”和所谓的“白种人是最优秀的种族”等相关言论，引导学生积极探讨人种起源的原因，驳斥“种族优劣论”的邪说。考古发现，晚期智人阶段，人类已经遍布亚、非、欧、美各洲大陆，由于混血和地球各区域地理条件差别造成的巨大影响，人类经遗传而造成的肤色、毛发、鼻唇等也极不相同，终于形成黄、白、黑三大人种。但这是外貌特征的差异，各人种在体质和智力上并无优劣之分。人种的划分是人类起源后在迁徙过程中随着环境变化而逐步形成的。近现代史上，帝国主义宣扬的“种族优劣论”是为他们的侵略战争服务的。

3.“氏族社会”是本课的重点，教学时建议教师：

（1）提问：“人类社会的历史开始后，人类最初经历的是什么社会？原始人类为什么过着群居生活？”引导学生看书作答，使学生对原始人类的生活方式、社会组织有初步的了解，也为下面讨论“氏族社会的产生及其特点”等有关问题做准备。

（2）讲述氏族社会的产生时，应积极引导学生从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婚姻关系的变化（即从血族群婚到族外群婚制的转变）角度去分析氏族社会产生的原因。通过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对学生进行社会发展规律教育。

（3）利用［活动与探究］中提出的问题制成投影片，组织讨论：

问题一：氏族社会的产生有什么作用？
    问题二：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有何共同点和不同点？

打出讨论题后，引导学生做好准备，寻找答案。

①阅读理解教科书相关内容及材料；②在讨论氏族社会产生的作用时，教师可作适当的提示和引导，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③讨论上述问题时，要让学生畅所欲言，自由议论，鼓励发表不同意见，再选派代表进行概括和总结，努力突出学生的主体作用。教师在引导学生讨论时，可提示学生注意两点：一是提出看法要说明理由；二是看问题要全面。

4.“原始社会的解体”是阅读教材，教师在引导学生阅读教材时要注意通过系列问题培养学生的阅读理解和探究能力。例如：（1）原始社会是怎样解体的？（2）国家与氏族组织相比有哪些不同特征？（3）为什么说残暴的奴隶社会取代原始社会是历史的进步？

5.最后教师可用本课标题“人类的形成”作全课总结。投影图示：

三、学法指导

1.指导学生阅读课本内容，学会从课本出发，以现有知识为依托，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多种信息思考和探究问题的能力。

2.积极引导学生开展课堂讨论，突出课堂教学中教师的主导性和学生的主体性，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求异思维能力。

四、问题探究

动脑筋

男孩：直立行走是人类进化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女孩：我不太同意这种说法，因为很多人认为火的使用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请你判断一下，他们谁说得对？

答案提示：

①直立行走首先使双手解放出来，用于制造工具和进行劳动，而能够制造工具和进行劳动，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②直立行走促进了脑的发育，使人从动物界完全分离出来。

练一练

把下列完全形成的人进行分类（标上相应的字母）

A.早期猿人　　　　　B.晚期猿人　　　　　C.早期智人　　　　　　　D.晚期智人
　　中国山顶洞人　　　　德国尼安德特人　　　印尼爪哇人　　　　　　　中国丁村人
　　法国克罗马农人　　　中国元谋人和北京人　坦桑尼亚奥都威峡谷“能人”

A.坦桑尼亚奥都威峡谷“能人”

B.印尼爪哇人、中国北京人和元谋人

C.德国尼安德特人、中国丁村人

D.法国克罗马农人、中国山顶洞人

活动与探究

辩一辩：全班分成两组，对父系氏族社会取代母系氏族社会的原因和后果进行讨论或辩论。

提示：

1.氏族社会产生的作用。①氏族社会实行族外群婚制，避免了血亲通婚对人的体质造成的危害；②氏族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增进了人们之间的凝聚力，推动了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

2.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共同点：①都以血缘关系为纽带；②都实行财产、分配的公有制。不同点：①母系氏族公社妇女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父系氏族公社男子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②母系氏族时期，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父系氏族时期，人们“既知其母，又知其父”。③父系氏族公社后期，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出现了私有制和奴隶制，原始社会开始解体。

（江苏省盐城中学　高振平）

参考资料

达尔文

1809—1882，著名的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学说的主要奠基人，1831年从著名的剑桥大学毕业后，参加英国海军贝格尔舰作环绕世界的考察航行。他们先是在南美洲东海岸的巴西和阿根廷等地作考察，后来横渡太平洋到大洋洲，穿过印度洋到南非，并绕过好望角，又经大西洋到巴西，于1836年10月回到英国。回国后，他把一路考察中收集到的资料加以整理发表。他在研究了大量的材料后，逐渐认识到形形色色的物种实际上都是由共同的祖先进化而来的。他通过植物栽培和家畜驯养的事例，感到进化的原因可能是大自然对生物采取了类似的选择方式，即去劣存优。他把自己的想法写成一些短文，并和朋友进行探讨。1858年，英国人华莱士一篇文章表述了与他相似的见解，他决定发表自己的进化论观点。1858年7月1日，达尔文和华莱士的文章同时在伦敦林奈学会上发表，但没有得到重视。1859年11月，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出版，这本书详细介绍了达尔文多年来收集到的大量证据，充分论证了生物进化观点，明确提出了自然选择学说来说明进化的机理。这本书很快一售而空，反响极大。

18世纪中期之前，关于生物的来源，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神创造的，而且认为生物物种是永远不变的。所以会有这样的观点，是有其存在的社会原因的。甚至一些著名的生物学家也持这样的观点。林耐（1707—1778）是18世纪伟大的植物学家，他在总结前人作过试验的基础上，拟定了最初的生物分类学，但他认为物种是由上帝创造的。起初他相信上帝一次创造了所有的不变的种；1742年他发现了变种，于是他改变了自己的“物种不变论”观点。他认为在最开始的时候上帝只要创造几个种就行了，以后通过杂交可以不断地产生新种。林耐的这种转变在科学史上是有意义的。承认物种可变，并不等于就是进化思想，但要达到进化思想，必须从承认物种可变出发。

法国学者布丰（1707—1788）为进化论的前驱者。他的进化观念最初由观察化石得到启发。他拒绝接受上帝创世的说法，对整个自然界提出了一种发展的观点。他把生物界与地球的历史联系起来，断言有机界并不是以现有的形式被创造出来的，而是有自己的发展史。法国博物学家拉马克（1744—1829）于1809年出版了著名的《动物学的哲学》一书，明确提出了生物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进化的观点。他认为生物体随着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异。物种变化依据两条原则：“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用进废退”指经常使用的器官就发达，不用会退化，比如长颈鹿的长脖子是它经常吃高处的树叶的结果。“获得性遗传”指后天获得的新性状有可能遗传下去。

达尔文把生物进化思想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他的《物种起源》一书包括两个主要内容：

1.明确认为，生物界具有悠久的历史，动物、植物，包括人在内都是在自然条件作用下，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等到高等，逐渐变化形成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突然出现的，更不是“上帝”创造的。2.自然选择学说，用它来说明物种变化的过程。它的基本内容可以表述为：

（1）高度的生殖率：生物有按照几何级数（如1、2、4、8、16……）的速率增加后代个体数目的可能性，因此，即使是生殖最慢的动物和植物，也能在不长的时期里产生出大量的个体，填满地球的表面。

（2）地球上的食物和空间是有限的。

（3）由（1）和（2）得出：每一生物为了争取生存和传留后代，势必要进行生存斗争。达尔文把生存斗争的形式主要分为三种：一是生物与无机界的斗争，如生长在沙漠边缘上的一株植物，在那里抵抗干旱而生存；二是种间斗争，如“小鱼吃虾米”，弱小动物往往成为大动物的食料；三是种内斗争，如“大鱼吃小鱼”，两只狼争夺食物等。

（4）同一物种的不同个体，彼此总是有些差异的，这种差异就是变异。变异的根本原因是环境即生活条件的变化。

（5）在生存斗争中，有利的变异得到保存，有害的变异被淘汰掉，结果是适者生存，这种过程叫“自然选择”。这就是说，自然选择是用变异做材料，通过生存斗争来实现的。如长颈鹿的颈所以特别长，是因为矮小短颈的鹿不能适应它所居住的特殊环境，遭到了自然淘汰。

达尔文进化论的意义

达尔文进化论是19世纪生物科学的最大成就。它是生物科学的一次理论综合。从达尔文开始，把生物科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并且从发展的观点对生物进行研究。进化论的提出，在人类整个思想史上也是划时代的大事。17世纪的牛顿把上帝从无生命现象的研究领域驱逐出去（虽然牛顿承认了上帝的第一推），现在，进化论又把上帝从有生命现象的研究领域驱逐出去了。恩格斯在1883年总结马克思一生的贡献时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4页。）

赫胥黎

1825—1895，英国科学家。幼年时家境贫寒，15岁就在伦敦跟医生学徒，后来得到奖学金进入医学院学习。21岁大学毕业后在船上当助理军医，随船到澳大利亚等地考察，航行途中，他进行了海洋生物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写成报告陆续寄回英国发表。1850年，他回到英国，受到英国生物学界的热烈欢迎，一年以后，他进入英国皇家学会，还接受了大学的名誉学位。19世纪50年代，他发表了许多论文，讨论动物的个体性、头足纲动物、古生物学、神经的结构和功能、脊椎动物的头骨等。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一书后，他逐渐成为坚定的坚持者。19世纪60年代，他不但在古生物学、分类学等领域进行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而且他还在英国各地进行学术性和普及性的演讲，宣传科学知识。19世纪70年代，他致力于英国的教育改革，确定了英国普及小学教育的方式，改组了高等教育。赫胥黎虽然在科学研究本身并不是最伟大的科学家，但是，他通过著述和演讲，在科学的普及和宣传方面作出了同时代人无可比拟的贡献，对科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享有世界声誉，除英国以外，全世界有53个国家的科学协会授予他荣誉称号。著有《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动物分类学导言》《进化论与伦理学》等著作。

元谋人

我国目前已发现旧石器古人类遗迹三四百处，遍布祖国25个省、市。事实证明，我国是人类发源地之一。元谋人是1965年“五一”节在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发现的。首先发现两枚牙齿，以后在同一地层又发现石器和炭屑，证明他们是能制造工具和使用火的原始人类。1976年根据古地磁学方法测定，元谋人的生存年代为170±10万年意思为一百七十万年左右，差距最多不超过前后十万年。发现的元谋人的两颗牙齿，一为左上内侧门齿，一为右上内侧门齿，同属于一个成年个体，可能是一青年男性。根据学者们研究判断，元谋人牙齿的特征，近似于现代蒙古人种。

南方古猿和从猿到人的转变

现代人类学研究表明：现代猿类和现代人类有一个共同的祖先，那就是古猿。古人类学家们发现，最早的古猿化石，已发现的有埃及猿、森林古猿和腊玛古猿等，大约生活于距今3500万～1000万年之间。这些古猿大小如猫，均栖息和攀援于林间，与人相去甚远。前两种属于早期古猿，腊玛古猿属晚期古猿，是1932年在印度发现的。学者原先以为这类古猿已能直立行走，后来却发现其颌骨呈V字形而不是弧形，这种性状与其他古猿差不多，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之处，因而确定它仍然属于猿科而非人科。大约在一二千万年前，由于气候等自然环境的变化，有些热带和亚热带森林逐渐稀疏，一部分古猿不得不成群地从树上下到林间草地上生活。他们用前肢抓握树枝，采集树上的果实，挖掘地下的植物块根，有时候它们也用石块投掷野兽，并用后肢支撑身体。久而久之，古猿在这种萌芽状态的劳动中，经过一代又一代的进化，前后肢日益分化，前肢不再支撑身体和行走，变成专门用作劳动和抓握的器官，演变成手和臂；而后肢也逐渐丧失了抓握的功能，成了支撑身体和行走的器官，成了腿和脚。这样，渐渐地，他们开始能够直立行走，由此迈出了从猿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人类学家几乎都同意，两足行走成为区分人和猿的重要标志。由于两足行走的形成不仅是一种重大的生物学上的改变，而且也是一种重大的适应性改变，它使上肢解放出来，以致有一天能用来操纵工具，因而具有进化的巨大潜能。例如，从生理上来说，直立使脊柱逐渐发展成S形弯曲，上半身的重心向后移、全身的重心向下移，保证了行走和活动的稳定性；直立使胸廓向两侧发展，胸腔扩大，使上肢的活动更加自如；直立也使得喉头的声道角变小，促使发音器官出现很大的进化；直立还使头颅托置于脊柱上，促进脑的发育。所以所有两足行走的猿都是“人”，根据这个标准，世界大多数人类学家都承认目前已知的人科的最早成员是南方古猿。1924年，学者们首次在南非的汤恩发现了南方古猿化石，以后在南非和东非各地均有发现，代表不同物种的个体标本至少有1 000个，其生活的年代大约在400万到100万年前。汤恩古猿的化石标本，包括一个小孩的不完整头骨，即部分颅骨、面骨、下颌骨和脑壳。据研究，汤恩古猿小孩的头骨仍有许多类似猿的性状，如较小的脑子和向前突出的上、下颌骨；但它也具有一些人类的性状，其上、下颌骨不如猿那么向前突出，颊齿咬合面平，犬齿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枕骨大孔的位置。枕骨大孔是头骨基底的开口，脊髓就是通过此孔进入脊柱的。在猿类，此孔在颅底相对靠后位置，而在人类则接近颅底中央，因为当人两足行走时头平衡于脊柱的中央，猿则不行。汤恩的南方古猿小孩的枕骨大孔位于中央，说明此小孩是两足行走的。既然已能直立行走，其上肢就已被解放出来，因此他应能使用工具。但南方古猿的情况很复杂，一般认为可以把它们划分成四个种：非洲种、粗壮种、鲍氏种和阿法种。其中非洲种、粗壮种和鲍氏种都于200万～100万年前灭绝，只有南方阿法种才能称为人科的最早成员。南方的阿法种因为是20世纪70年代发现于埃塞俄比亚阿法地区而得名，这个种的较早的一些化石经钾—氩法测定为410万～390万年前之间，较晚的生活于375万～300万年前的一具古猿化石非常完整，但身高仅0.29米，年龄大约为19～21岁，因为是女性而被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称为“露西”，本书中所选的南方古猿遗址正是“露西”的出土地。她身体结构极为像猿，臂长而腿短，脑容量大约400毫升，但盆骨似人而非猿，特别是股骨和膝关节吻合处有偏斜度，而不是猿的成直角的膝关节，说明她已能像人那样直立行走。与此同时，在坦桑尼亚莱托利，发现了由两人踩出的脚印，脚印大小分别为21.5和18.5厘米，两脚跨度分别为47.2和38.7厘米，被认为是一男一女行走时留下的，其年代在距今380万～360万年之间，间接印证了上面的推测。但在以“露西”为代表的南方古猿阿法种生活的范围内，至今没有找到人工石器遗物，且其前庭器官的半规管状态表明，南方古猿的行为方式还兼有两足行走和栖息于树上的四肢爬行的特点，因而只能说这一物种还处于从猿到人的过渡期。

早期猿人

人类学家根据猿向人演变过程中，体质的变化，把人类的早期时代分为早期猿人、晚期猿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四个发展阶段。从1964年起，人类学家就在坦桑尼亚的奥都威峡谷和肯尼亚的图尔卡纳湖畔，先后多次发现了大批石器和古人类化石并存的遗迹。它表明大约在250万年前东非古人类已能制造工具而不仅是使用工具，因而进化到一个新的阶段即“能人”（意思是有技能的人）阶段，人类学家们把它们分别命名为肯尼亚1470号人和坦桑尼亚“能人”，同时，也把同一阶段的人统称为“能人”。在坦桑尼亚的考古发掘中，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块长约2.5厘米的石片，被认为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工具，这个时期发现的石器还包括大量砍砸器、刮削器及各种多边器，显微观察发现这些石片上有多种不同的擦痕，可能是割肉、砍树、割草时留下的。那么，制造工具在从猿到人的进化中意义何在？有人曾对黑猩猩进行教其制造石片的试验，发现它在制造石片时“表现出创新的思维”，但却不能重复最早的工具制造者曾经利用过的系统打石片技术，说明最早的工具制造者具有超过黑猩猩的认识能力。因为为了有效地进行工作，打制石片必须选择一块形状合适的石头，从正确的角度进行打击，且打击动作本身需要多次实践，这就需要工具制造者有较高的心智能力。所以，生活于250万年前的“能人”，其脑子大约比猿脑大50%。能人应是人属的最早成员，但人类学家在研究了大量能人的标本后发现，并不是所有能人都完全用两足行走，有的更多地依赖于两足行走，而有的则较少地依赖于两足行走，所以，有些学者认为，能人还不能算是完全形成的人。由于早期猿人化石都是出现于非洲，因此，有人认为人类的祖先可能来自非洲。

爪哇人、北京人

爪哇人和北京人都是晚期猿人。随着人类体质的进一步发展，大约在150万年前至50万年前，能人便已演化为“直立人”即晚期猿人，其主要特点是完全用两足行走。直立人有两个著名代表：一是“爪哇人”，1891年由荷兰医生尤金·杜布瓦发现于中爪哇附近，是一个类似猿的人类头骨；本课所选的《爪哇人头像》是一幅复原图。二是周口店的“北京人”，从1928年起由加拿大解剖学家D.布莱克和中国考古学家裴文中先后发现于周口店一洞穴中，是一颗人类的牙齿和头盖骨。此后，这类晚期猿人化石，也相继发现于肯尼亚的图卡纳湖东岸，以及亚、非、欧许多地方。“手斧”是晚期猿人文化的代表作品，可以说是制造工具的工具，为了制造它，石器制造者心中应有一个想制造的石器的形状，有意识地将这种形状施加于他们利用的原材料上。因此，晚期猿人在思维和语言上比能人均大为进步，因为技术的继承是离不开教育的。所以爪哇人的脑容量约为900毫升，北京人的脑容量平均为1 043毫升，大大超过南方古猿和早期猿人。除了手斧而外，晚期猿人进化发展的另一大突破是火的使用，它首先发现于周口店北京猿人居住的山顶洞。由于有了火，人类不仅可以御寒，而且可以煮食、自卫和狩猎。所以，在晚期猿人形成后，不仅人类的分布区域扩大到亚、非、欧各洲，而且人类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食物的来源也更丰富多样了。但无论是“爪哇猿人”还是周口店的“北京猿人”，都还兼有猿和人的两重性，并未完全脱离动物的范畴，食人习惯的保留，实行“族内婚”制，就是其重要表现。因此，人类学家也把晚期猿人称为“直立猿人”。这一阶段的猿人还有在德国海德堡发现的“海德堡人”。

尼安德特人、丁村人和克罗马农人

尼安德特人、丁村人和克罗马农人都属于早期智人，过去也曾经称为古人。大约20万至10万年前，人类的进化达到新的水平。在这一阶段，人类的脑容量已经达到1 400～1 500毫升左右，与现代人相差无几，因而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把这一阶段的人类称为“智人”。智人的早期代表是1856年发现于德国杜塞尔多夫的尼安德特人，其脑容量为1 400毫升，而晚期代表则是1868年发现于法国维泽尔河流域的克罗马农人，其脑容量已增加到1 600毫升。考古资料表明，此时人类不仅能制造工具，而且工具的专业化更为明显，并且有了地区性差异，如莫斯特文化中的标枪头是专门用作投掷的，还有用处不同的单边刮削器、锯齿状石片和尖状器等等。此外，在智人阶段，原始群开始向人类社会过渡。格林·艾萨克1977年在主持库彼·弗拉50号地点的发掘时就注意到，该地点内一块约200平方米的地面就有1 405件石器和2 100块兽骨，较该地点内其余居住区域密集10倍以上，说明当时能人已经集中和长期居住于此，该地因而被称为“家庭基地”。考古学家在发掘法国尼斯附近特拉阿马一个30万年前的遗址时，发现了一系列椭圆形的由中柱支撑的棚屋，一些棚屋中有火塘，周围有大量野牛、牡鹿和其他动物的骨骼，说明它是原始人的一个季节性营地，由同一个狩猎采集群体占据。而在各地尼安德特人遗址中，也发现了临时由帐篷组成的营地，以及大量单人和合葬的墓地，同时还发现一个排列着石头的长方形浅坑中至少包含着20个洞熊的头骨，旁边还有一具完整的熊骨架的遗址。所有这些都表明，在智人中已有了氏族生活和制度的萌芽，而崇拜不同对象的宗教已开始成为氏族存在的精神纽带。现代智人、氏族制度和图腾是三位一体同时发生的，尼安德特人中氏族制萌芽的事实表明，人类的进化已达到智人的边缘。而我们知道，在克罗马农人遗址中，不仅脑容量达到1 600毫升水平，而且在体质结构上与现代人无异，还发现了很高水准的洞穴壁画。他们已是完全形成的人，是无疑的了。中国的丁村人也属于早期智人。丁村人遗址发现于1954年，位于山西省襄汾县的丁村及其周围地区，由著名古人类学家、北京人的发现者之一贾兰坡院士主持发掘。丁村人遗址共发现了三枚古人类牙齿化石，据研究可能是出自一名十二三岁的少年。此外还发现了大量石器，共有两千多件，其中只有不到7%的石器有人工加工的痕迹。石器种类很多，有手斧、石球和砍斫器等，其中，最有特色的是一种三梭大尖状器，后被考古学界称为“丁村尖状器”。

山顶洞人

中国的山顶洞人是晚期智人的主要代表。猿人向人类演变的最后一个阶段是晚期智人阶段，这时，猿人的各方面特征已经基本上接近于现代人。晚期智人主要代表有生活在三四万年前的法国克罗马农人和生活在距今大约两万年前的中国山顶洞人。前者发现于法国多尔多涅省的克罗马山洞，后者发现于北京市周口店龙骨山的山顶洞。山顶洞人遗址发现于1930年，位置正好在北京人遗址的顶部，该遗址于1933～1934年由著名考古学家斐文中先生主持进行发掘。山顶洞遗址分为洞口、上室、下室和下窨四部分。洞口面北，高约4米，洞口下部宽大约5米。进得洞去，会发现洞的东部有一个南北宽约8米，东西长约14米的地方，称为上室。上室的地面上有一堆灰烬，底部的石钟乳层面和洞壁的一部分有被烧过的痕迹，很显然，这里是山顶洞人居住的地方。考古学家们在上室的地面土层中发现了婴儿的头骨碎片、骨针、装饰品和少量的石器。洞的西部比较低，称为下室，人们在这里发现了三具完整的人头骨和一些躯干骨，人骨的周围有一些赤铁矿的粉末以及一些随葬品，这里是墓地。在下室的深处，有一条南北长3米、东西宽大约只有1米的裂隙，这就是下窨，这里有许多完整的动物骨架。山顶洞的人类化古代代表8个人，从头骨缝的愈合程度和牙齿的生长情况来看，这8个人中有5个成年人，其中有男有女以及老人，1个十几岁的少年，1个5岁的儿童和1个婴儿。山顶洞人的体质已经有很大进步，头骨的最宽处在顶结节附近，牙齿较小，齿冠较高，下颌前内曲极为明显，下颏突出，脑量已经达到1 300～1 500毫升。本课教材中选用了一幅山顶洞的头像复原图。山顶洞人的体格特征和现代人极为相似，男子身高1.74米左右，女子身高1.59米左右。根据种种特征，古人类学家们推测，山顶洞人应该属于原始蒙古人种，但个体之间又存在一些差别，可能是当时蒙古人种正在形成之中。人们在山顶洞遗址发现的石器工具不多，而且也不具代表性。骨角器比较多，有些是工具，骨针是发现的最有代表性的器具，针身保存完好，只有针孔处残缺，骨针刮磨得很光滑，针孔是用小而细锐的尖状物挖成的，这是中国最早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缝纫工具。人们还发现了许多原始装饰品，如穿孔的兽牙、海蚶壳、小石珠、小石鲩鱼眼上骨和刻沟的骨管等。山顶洞人还知道用赤铁矿的粉末染色，使装饰品更加鲜艳美观。钻孔、磨制和染色技术都是前一时期没有的，这些新技术的运用说明人类生产能力的提高，也使生活内容更加丰富。有人认为，山顶洞人将死者埋葬在洞内，以及在尸体周围撒上赤铁矿粉末，意味着山顶洞人可能已经有了原始的宗教信仰。此外，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动物骨化石。

人种的出现

考古发现，晚期猿人时期，亚欧大陆各地已经出现了猿人的足迹。猿人大约在5万年前开始移民大洋洲，约2万至1.4万年前进入美洲。由于混血和地球各区域地理条件差别造成的巨大影响，人类经遗传而造成的肤色、毛发、鼻唇等也极不相同，终于形成黄、白、黑三大人种，即蒙古利亚人种、欧罗巴人种和尼格罗人种。但这只是外貌特征的差异，各人种均可通婚而在体质和智力上并无优劣之分，它说明人种的划分是人类起源后，在迁徙过程中随着环境的变化逐步形成的。一般认为，现代人种出现于晚期智人阶段。黄种人主要生活于亚洲大陆和美洲，白种人主要生活于欧洲大陆，黑种人起源于撒哈拉沙漠以南。今天，各人种混居现象越来越普遍，但其主要集中区域并没改变。

现代人类来自何方

一般来说，人类出现的标志是直立行走，古人类出现的时间，有些人认为应该在距今大约500万年到700万年之间，虽然这一结论目前有些争论，但至少也在400万年左右是毫无疑问的。20世纪以来，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们在非洲、亚洲、欧洲等世界上许多地方都发现了古人类化石或古人类使用过的工具遗迹。例如，1965年中国元谋发现的170万年前的人类遗骨化石；1974年在埃塞俄比亚的哈达尔河谷发现的南方古猿“露西”遗骨化石，被确定至少在距今300万年以上，等等。所有证据都表明人类的起源有多个源头。人类早期的进化非常缓慢，经过了大约数百万年的进化，在大约20万年前，人类才进化为早期智人，在大约10万年前，人类进化为晚期智人，现代人属于晚期智人。很显然在这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古人类都能进化为晚期智人也就是现代人。那么今天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现代人又来自何方呢？是来自同一个地方，还是由当地古人类进化而来的，还是有其他原因？这是人类学家们长期研究的一个问题。现在很多人都认为世界上所有的现代人都是来自非洲大陆，大约在20万年前，由于自然、生态的巨大变化 ，东非肯尼亚一带的黑人俾格米人开始走出非洲，大约在10万年前，他们到达了现在的中东一带，然后散布到亚洲各地，大约到6万年前，他们到达了今天的美洲和澳洲，逐渐取代了世界各地原来的直立人，演化为全世界各地现代人的共同祖先。1999年，美国得克萨斯州大学人类遗传学中心的科学家和中国科学家联合撰文指出，通行的基因研究证明，中国的智人也就是亚洲的黄种人的祖先也是来自非洲的黑人，大约在4万年到6万年前，非洲的现代人来到中国南部，逐渐取代了亚洲大陆上的古人。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反对人类共有非洲祖先的观点。例如，有中国学者认为中国的现代人起源于中国的早期智人，他们认为中国各地发现的古人类化石证明，从北京猿人为代表的直立人到现代中国人，中间从来没有间断过，只不过是附带有少量的杂交。

旧石器时代和火的出现

使用工具并能制造工具是人与猿区别的重要根据，学者们根据早期人类制造、使用工具的能力，把早期人类社会分成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顾名思义，“旧石器时代”是以石器为主，但也有木制、骨制和陶制工具。另外还要加上火的使用，火也是一种工具。自能人诞生以后，人类总共已存在了大约250万年，其中99.6%的时间都用在自身的进化上。在此期间，人类的体质经历了早期猿人（能人）、晚期猿人（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四个阶段，但总的来看都还处于形成过程中。由于体质和智力水平的限制，当时人类所使用的工具都还是石制的，且其制作方法主要采用打制法，在学术上被称为“旧石器时代”。但石制工具的出现意义重大，当第一件石器工具被制造出来之时，文明在某种程度上就发生了，因为它在物质中注入了精神的因素，在自然中注入了人文因素。工具的石器性质是与人类当时的进化水平和生活方式一致的。在由猿转化为人的过程中，由于人类还没有完全脱离动物界，也由于人类所具有的智力水平还较低，其生活资料主要靠狩猎和采集来提供，其食物构成主要是野生动、植物。据人类学家研究，在周口店“北京猿人”的遗物中，至少可以清理出96种动物的遗骨；而原始人遗址中，虽然由于植物容易腐烂难以留下，但各地原始人食用过的植物亦不下几十种。这可从人类学家对当今生活于南非的孔桑人的食物的研究中得到佐证，据说孔桑人所知道的可食植物不下85种。人类学家相信，虽然各地原始人遗址中清理出的遗存以动物居多，但大多数原始人的生存更多依赖于采集，而不是狩猎。当然，原始人的生活方式因各地环境和条件而异。虽然同属石器工具，但随着人类体质的不断进化，人类因分布而引起的环境的改变，以及人类因智力提高所形成的应付环境能力的增强，制造石器的原料、质量和目的都有所不同，从而体现出不同的文化韵味。“能人”作为“能干的人”，首先就是他们会制造工具。其早期代表是肯尼亚图1470号人，其年代至少在180万年以前，或许还要长久一些。因为在该遗址中发现过一些砍砸器、刮削器和边缘锋利的石片，那显然是人工打制的产物。但早期猿人石器文化的主要代表，是存在于200万～170万年前的奥都威文化，它首先发现于坦桑尼亚。这个文化的典型石器是砍砸器，其数量占全部石器的51%，砍砸器有拳头大小，以卵形砾石为原料制成，所以也称“砾石文化”。其主要制作方法，是用一块石头打击另一块石头，因而还比较粗糙，难于对它们进行分类。但当时的打击方法已非一种，既有单面打击的也有双面打击的，其型制已可分出盘状器、多面体、刮削器，甚至原始手斧等。可见，这些原始人在制造这些工具时，已对其功能和作用有所考虑。当早期猿人进化到晚期猿人后，石器制作中的文化因素就更为明显和丰富，其典型表现是阿舍利文化。这个遗址1847年发现于法国的圣·阿舍利，其地质年代在更新世中期，距今约40万～30万年。手斧是阿舍利文化的主要特点。与奥都威文化粗糙的砍砸器一样，阿舍利文化中的手斧是一种有聚合刃口的工具，即其两边的刃口聚合在一点上，说明其制造者事先必须想到制品的形状，不能随便敲打而成。该遗址的手斧尺寸各异，从几英寸的卵形手斧到1英尺多长的不等，可用于挖掘根茎、加工木头、宰杀猎物、刮兽皮等，其功用是多样的。人类学家发现，手斧与晚期猿立人的发展过程相始终，从150万年前一直延续到20万年前。这一点在奥都威文化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该文化可分为四个地层，180万年到70万年前，在每个地层都发现了手斧。但手斧在世界各地晚期猿人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并非一样，在阿舍利文化中手斧特别突出，但在中国蓝田猿人、北京人中和东南亚、中欧某些地区以及不列颠，砍砸器则比手斧重要得多；在英国东部，还发现了包括数以百计的砍砸器、石片、石核而没有手斧的直立人遗址。如年代大约为20万年前的伦敦附近的克拉克顿遗址，就是如此。不过，无论在何地，从奥都威峡谷到泰晤士河流域及印度半岛，其手斧形状都十分相似，并且均为晚期猿人所有。大约20万～4万年前，人类进化为早期智人，旧石器文化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以法国莫斯特文化为典型，其遗址发现于多尔多涅地区的莫斯特洞穴，是古代尼安德特人的遗存。与以往各类文化不一样，莫斯特石器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在类型上，都更为复杂和先进，其特点有三：其一，预先准备好的石核技术，即“勒瓦卢瓦”和盘状石核的生产方法是先按标准尺寸打成毛坯，再进一步加工成别的工具的；其二，出现了以前没有的“复合工具”，即用几个部分组合而成的产品，如矛头、矛杆和将它们捆在一起的绳组成的矛，有了细致修整的尖状器和刮削器；其三，埋葬习俗、宗教信仰的起源，如在尼安德特人遗址中不仅发现了墓穴，而且还在墓葬旁边发现了完整的熊的骨架，说明当时人类已有了某种死后去向的迷信或宗教观念的萌芽。4万～1万年前，晚期智人出现，即完全形成的人或现代人。与此同时，由于智力的提高，石器文化也达到新的高度，使旧石器文化达于顶点。其主要特征是石叶工具占据首要地位，出现标枪、长矛、骨针、鱼叉。枪矛等新工具，骨制品明显增多，还产生了绘画、雕刻等艺术品。石叶工具虽也以石片打制而成，但长度是宽度的至少两倍以上，石器的两个边几成平行。存在于1.9万～1.7万年之间的梭鲁特期的桂叶形石器，其器壁之薄几乎呈透明之状。以兽骨、鹿骨、象牙制成的工具或武器，其特点是规格大小变化自如，由于骨质坚韧不易折损断裂，还可根据需要刻成不同形状，与其他构件连结或拆开，构成“复合工具”。如鱼叉、枪矛等。这不仅增加了工具的品种和类型，也提高了工具和武器的功能和作用，以致有人估计石叶工具的利用率，高出能人的砾石工具两百多倍。这是不难想像的。树木作为工具自古猿起就已有使用，旧石器时代早期使用的木制工具在东南亚的适宜环境中被保存下来，旧石器时代晚期发明了弓箭。骨器在石器时代到来之前就已存在，考古学家们早就发现南方古猿已经在使用骨器。火的使用是人最终脱离猿的一个重要标志，距今170万年前的中国元谋猿人遗址中就已经有炭屑的痕迹，中国古人类学家还认为距今23～46万年前的北京人已经知道要管理火堆，保护火种了。但使用火的最典型遗迹发现于北京周口店山顶洞，其灰烬厚达几层共几米。在匈牙利的韦尔特斯泽勒斯，也发现了原始人使用火的灰烬。原始人最早使用火可能是在打制石器或刮削木棒时，逐渐察觉到燧石相撞会出现火星，木棒摩擦也会发热。经过了漫长岁月的劳动经验积累，人们终于掌握了取火的方法。可能在旧石器时代的晚期，随着原始人学会了磨制技术和钻孔技术，他们也掌握了钻木取火或击燧取火的方法，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的一项伟大创造。火的使用，给原始人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烧烤的肉食，利于消化，能增强人的体质；火堆能够帮助人们御寒，使人们可以扩大活动范围；火也是重要的武器，能增强人们围歼野兽的能力。陶器是伴随着火的使用而诞生的，在捷克多尔尼·维斯托尼发现的窑坑和烧制的人和动物陶像，存在于2.8万年之前，说明人类此时已有了制陶技术的开始。

旧石器时代的艺术

旧石器时代的艺术主要表现在雕刻和绘画上。在匈牙利，发现过一块约10万年前的猛犸象牙板，被雕刻成舌形椭圆状，被认为是供佩戴的随身护符，表明一定的审美意识的出现，这是在旧石器时代中期。但雕刻和绘画的真正产生，还是在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其主要表现是大批岩壁雕像和洞穴壁画的出现，这类雕刻和绘画遍布于从乌拉尔到大西洋的广大地区，有壁画的洞穴在法国就不下70处，其中心在法国和西班牙。乳房小、体态丰满的女性小雕像，是这个时期雕刻艺术的典型形象，研究者把它们比附于希腊文化中的“维纳斯”，一般认为这是母系社会的象征。但这个时期造型艺术的最高表现，不是岩壁雕像而是洞穴壁画，重要遗址有法国的拉斯科克斯洞和西班牙的阿尔塔米拉洞。这类壁画各有千秋，但所画题材都是野牛、野马，以及其他早已绝灭的猛犸、毛犀等动物。据勒鲁依—古朗对法国65个洞穴壁画的研究，野牛、野马几乎占绘画动物的一半，且往往是野牛位于洞穴中央处的主要壁面，而野马则遍见于其他各处，布局呈现出某种规律。他猜测，这既与原始人可能萌发的世界阴阳两极的思维有关，也与当时社会以女性为中心的结构有关，是旧石器时代宗教信仰仅有的残留。但作为原始艺术，它们表现的主要形象是牛、马等动物而不是人、植物，即使几十匹马、牛画在一起也是单个排列，说明它们还不存在构图和情节，只不过是当时某种宗教活动的“道具”，与日后人类“美化生活”的艺术品不可相提并论。总之，虽然它们标志着艺术的诞生，但在性质上还是原始的。

氏族社会

人是社会的动物，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其社会性，在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不仅伴随着文化和艺术的产生，还导致了氏族制度的形成，氏族社会出现了。氏族制度是人类第一个正式的社会组织形式。氏族是由类人猿的群体转化而来的。但人类的氏族又不同于类人猿的群体，相对比较固定。氏族是按同一祖先的亲属关系结合在一起的社会集团，它是原始人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的基本单位，几个有共同血缘关系的氏族，往往联合成为一个大氏族，即所谓的胞族，几个大氏族又常常联合成一个部落，这就构成了所谓的氏族制度。人类的祖先是南方古猿。但是，学者们研究表明，在南方古猿的遗址中很少有存在氏族的痕迹，也就是当时还不存在氏族或氏族制度，因为至今尚未发现古猿的大规模集中的文化遗存。当古猿进化到早期猿人阶段后，原始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形式便开始悄悄发生变化，并在文化遗存中找到了证据。在肯尼亚图卡纳湖东岸的一个遗址中，发掘出大约180万年以前的，包括砍砸器、刮削器在内的一组石器，以及大约2 100块属于至少20只脊椎动物的骨头和工具，它很可能是早期猿人群体生活的旁证。在奥都威峡谷遗址，第一层的年代大约在220万～150万年前，包括了古猿和能人的大量遗存，在115.1平方米的范围内，清理出4 000件遗物和骨头。这些遗存集中在一条长宽约4.57米的地带。有人推测，它很可能是一个古代狩猎—采集者的“营地”。早期智人具有什么样的社会组织？从少数已发掘的遗址可以猜测，早期智人是倾向于群居的。典型的狩猎—采集者群，是一个大约由25人或若干个家庭构成的群体，但他们还不是典型的狩猎—采集者群，因而还不能按典型的狩猎—采集者群的方式生活。150万～2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是氏族制度形成的关键时期。因为这时人类的进化已达到一个新的阶段，不仅运动系统已发展到完全能直立行走，而且在智能系统方面有很大进步，其脑容量达800～900毫升，这使人类的活动范围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手斧和火的普遍使用，使原始人获得了新的征服自然和获取生活资料的能力。与这个时期有关的遗址中大量兽骨被发现。在周口店的遗址内，清理出了至少96种不同的动物遗骨，而在西班牙的安布罗那遗址中，也有30～35只被肢解的大象的遗骨，它不仅反映了狩猎在当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也说明一种典型的“狩猎—采集”经济形式正在原始人中趋于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原始人的生活和活动，不能不采取某种有组织的形式。血缘家族是人类第一个“社会组织形式”，因为“血缘”乃是制约人类相互关系的最基本的纽带。血缘家族的主要特点，就是在族群内实行群婚，只按辈分设立限制，即同辈之间皆可通婚，而长辈与子辈之间不可通婚，从而排除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通婚。这种婚姻制度，既要求族群生活相对集中，又要求在族群之内设立一定限制。在已发现的这类遗址中，最为典型的遗址有四个：第一个在法国，大约30万年前的一系列椭圆形棚屋，这类棚屋一般由8～15米长、4～6米宽的浅穴构成，在其中一端有入口。在清理这些坑穴时，发现了不少直径大约7厘米的柱子，是用作建造墙壁之用的，柱子基部用一排石头加固，一些棚屋中央有火塘，屋内有大量野牛、牡鹿、象和小啮齿动物的骨骼，在地上还有铺放兽皮的痕迹。这些棚屋显然是人类群居，然而又有所规范的住所。第二个是在德涅斯特河谷莫洛多瓦1号村落遗址的第四层发现的保存完好的多炉灶固定住宅的遗址。此处发现的炉灶住宅平均面积为80平方米。第三个是1908年在法国一个山洞中发现的“尼安德特人”的墓葬，近年来的进一步发掘表明，此洞可能曾被专门作墓地之用，而当时人类的生活住所都在别处，但墓地是由十几处墓坑和若干墓墩组成的。这些墓葬，在某种程度上，再现了人类群居但又有所隔离的生活方式，是这种生活方式在另一个世界的体现。第四个是1927年发现的中国周口店的“北京人”遗址，从人骨化石中清理出属于40具男女老幼的个体，除了96种哺乳动物的遗骨外，洞穴中还发现了朴树籽的遗存。它不仅说明“北京人”已进入狩猎—采集生活时代，而且已存在某种有一定秩序的社会组织形式，否则这么多的人能长期住在同一个洞穴内，是难以想像的。当然，既要以群体形式居住在一起，又要对这种群体生活加以限制，是要以相当复杂的思维能力作为前提的，甚至还要通过语言把这种思想传达给旁人，否则可能难以形成习惯。在俄罗斯中亚的铁西克·塔什山洞发现的在死者身边排列着几对山羊骨的事实，不仅意味着宗教观念在人类思考中的萌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现实生活中社会秩序的反映。在旧石器时代中期，氏族制度显然还处于萌芽阶段，不可能达到完全成熟的程度，因为在这一时代的一些遗址中还未发现明显的女性崇拜的遗迹，而女性崇拜或生殖文化是母系氏族存在的主要标志。在原始的条件下，在各原始群的竞争中，一个种群要战胜其他种群，而不被其他种群所消灭，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组成联盟，扩大本种群的力量，争取数量上的优势。而实现联盟的方式，不外乎建立经济上的或血缘上的联系这两条渠道。我们可以推测，纯粹出于经济原则的联盟只能发生在一定的生产条件下，原始群当时还处于狩猎—采集时代，不可能存在以一定生产为前提的经济活动，因此这种联盟最初只能通过联姻来实现。为了使联盟获得稳定，联姻就必须制度化，具体表现就是禁止“族内婚”，而以“族外婚”取而代之，但仍属母系。到了4万至1万年前，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发现了一系列妇女雕像，这是人类进化的必然结果，也是氏族制度形成的标志。人类学家们从考古发现，晚期智人阶段的中国山顶洞人和法国的克罗马农人已经进入了母系氏族社会。当时，男人主要从事渔猎活动，收获很多不稳定，妇女则从事采集和原始农业，对氏族的生存起着重要作用，成为氏族的主体，氏族的血统自然按母系划分，氏族首领也由妇女担任。我国西安的半坡氏族部落遗址是研究母系氏族社会典型的定居村落。

在大约距今1.1万年，即公元前9 000年左右，最后一个冰期结束，气候渐趋变暖。这时，在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一个重大转折，就是由狩猎和采集时代过渡到定居和农业时代，这一转折在历史上称为“农业革命”。在这个时期，旧石器时代过渡到新石器时代、磨光石器和陶器出现。石器经过磨制，器形变得更加准确、适用、锋利，还可重复磨制并保持锋利，这为以后的农耕准备了劳动工具。陶器既可用来盛物，也可用来浇水，也是发展农业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新石器是在巴勒斯坦纳吐芬发现的石镰、长柄锯齿镰、磨盘、皿、杵等。农业和畜牧业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到来的标志。在新石器时代，除了有农业和畜牧以外，也出现了磨制石器、陶器和纺织。农业出现以后，人类社会最主要的变化是开始作物栽培，其次是野生动物的家养；三是人类由动荡不定的生活方式转向定居。在此之前，人们的食物来源靠的是狩猎和采集，其生活要以野生植物和动物提供的多少为转移，不可能太稳定。而作物的栽培和动物的养殖，意味着人类开始用自己生产的食品来代替自然提供的野生食物，从而结束了狩猎和采集时代，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农业时代。什么野生植物可以栽培，什么野生动物可以饲养，人类对此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人类学家在一些古代遗址中发现谷物遗存都是大麦、小麦之类的野生品种，而发现的农具如石镰、磨盘和皿、杵等都是用于收割的，说明当时人类虽然还未真正开始其作物种植，但已把可供选择的植物食品来源集中到某些野生品种上。无独有偶，在肉类食品来源的选择上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在一处遗址中，人们发现野山羊骨几乎占了全部兽骨的76%，说明当时人类狩猎活动已把目光集中于某些野生动物。它表明，农业革命并不是突然到来的，人类对作物和动物品种有一个认识和选择过程，这个过程即农业和畜牧业发生的过程。据测定，从公元前1万年持续到公元前8000年，是目前发现的与农业和畜牧业起源有关的最早遗址。一般认为农业文明的首发之地可能是在西亚。有人在属于公元前9000年的两河流域的一个遗址的大量兽骨中，发现了少量家养绵羊的骨头，还在同时期近东的其他遗址兽骨中发现了大量属于一岁左右的雄性幼羊的骨头，甚至还在属于公元前8000年的一个遗址中，在一块泥砖上发现了山羊留下的蹄印，而该遗址中90%的兽骨是山羊骨，它们都是畜牧业在西亚兴起的证据。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和地区，对野生作物的人工栽培也已开始。如在幼发拉底河畔叙利亚境内的穆勒贝特，发现了一个属于公元前8500年左右的村落，而在该遗址中却出土了大量原来只在内陆丘陵山区生长的野生小麦的遗存，但在这个占地约2.5英亩的村落附近，却未找到从事农业耕作的确凿证据。说明这些谷物种子是人们从山区带到这里并予以撒播的，虽然当时还未培育出真正的农作物，但作物种植的观念和实践却已开始了。各种迹象都表明，西亚也是作物栽培即农业的正式发源地。作物栽培和动物养殖在最初大多是偶然发生的，因而很可能是分别进行的。但谷物和肉类作为人类的两种基本食品来源，是很难把它们分开的，所以在真正的农业定居地农业和畜牧业二者总是相伴而行的。在已发现的属于公元前7000年以后的遗址中，这种农业和畜牧业并存的事实已可看得很清楚，特别是位于西亚的这类遗址尤为明显，因为从公元前7000年起这一地区迅速走进农业时代，其典型是位于伊拉克东北部扎格罗斯山麓的贾尔莫，属于大约公元前7000～前5000年的遗址，这里是两河流域农业文明的代表，它由焙干的泥土盖成的25栋房子组成。在这个遗址的沉积物中，既发现了大量大麦、小麦和其他农作物的种子，也发现了大量绵羊和山羊的遗骨，但其中只有几个野生动物的骨头，工具组合包括石镰、磨石和其他耕作用工具。其经济的特点是：农业耕作过程已包括从种到收的各个阶段；肉食来源已主要取自家养而非狩猎；动植物都已出现了人工培育的品种。可见，当时人类虽然还进行狩猎，但农业和畜牧业已占据主要地位，并已成为人类生活的两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为什么农业革命会在公元前9000年左右首先发生于两河流域？学术界至今未找到一个非常圆满的解释。有的学者认为，最后一个冰期后，西亚渐趋干燥，于是人类和动物向草木旺盛的绿洲集中，促-、兽、草三者的接近，引发了农业和畜牧业，位于约旦河谷的耶利哥城的兴起，被看成是这一解释的证据。也有学者认为农业起源于大麦、小麦等野生祖本生长地的山区。后来又有人提出一种观点，认为原始人的祖居地到一定时候生产和人口会达到某种平衡或饱和，因此必须让一部分人迁移到别的地区去开辟新的天地，同时也就把某些作物和技术搬了过去，在那里文化积累起着重要作用。学者们常常把这几种学说对立起来，其实它们可能都包含着部分真理，又都不能独立完整地解释农业在西亚起源的全部现象。因为偶然因素常常在其中起作用，在多数情况下是各种因素互动的结果。西亚是亚、欧、非三大洲的交汇之处，各种有利因素较容易在这里集中，西亚成为人类文明的首发之地，应该说是容易理解的。至迟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中国的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农业，并开始向东亚其他地方扩展。农业和畜牧业的兴起，对人类最终摆脱野蛮状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农业，包括畜牧业，是人类的第一个生产活动，其目的是要利用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生产维持人类生活必需但又不能完全由自然提供的产品。它一方面标志着人类迈出了支配自然的决定性步骤；另一方面推动了人类自身在各方面的进化。在支配自然方面，人类通过自己的生产活动，优化了作物品种，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并通过种植冬季和夏季作物以及贮藏的办法，保证一年四季食品供应的稳定。营养丰富的熟食对帮助消化和防止疾病尤为重要。因生产劳动而日益增强的社会关系，推动了语言乃至文字的产生。整个人类文明可以说都是伴随着农业而生的。从务农中获得的第一项经验，或者说为务农首先要注意的事，是要了解和遵守季节时令，这导致了最早的天文历法的产生，科学很可能就是从这里开始萌芽的。这以后才谈得上植物学、动物学、生物学，以及数学、医学和药学问题。但所有这些要形成一定的形态，要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至于技术上的发明则来得要早些，许多东西在由狩猎经济向农业经济过渡之际就出现了。例如，陶器最初是用来打水、煮食和贮粮的，因此陶器常常总是紧随着农业的兴起而来。与陶器差不多同时出现的，还有纺织、木船和轮车等，它们的发明标志着机械制造技术的诞生，不仅是人类征服自然的成果，也导致了航海和军事的演变。农业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更大。由于定居生活方式的确立，自旧石器中后期形成的氏族制度得以巩固和发展。氏族的演变和发展，一般以两种形式出现：由于实行族外婚，一个氏族往往和相邻的一个或几个氏族建立紧密的联系，组成为一个部落或部落联盟；或者随着人口的繁衍增长，一些子族便从原来的母系氏族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又一个“大氏族”或胞族。如前所述，族外婚、图腾和氏族制度是三位一体同时发生的，在农业和畜牧业兴起后氏族制度得到巩固和发展，无论是由氏族内部发生分化而组成的胞族，还是在氏族之外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氏族联合成部落，均可以看作是这种氏族制度巩固和发展的结果。因此它只能使婚姻制度远离族内婚而不是回到族内婚，从而使人类进一步摆脱以往的野蛮状态，或动物状态。因此，可以说农业和畜牧业的出现是人类最终摆脱野蛮走向文明的转折点。随着农业的出现，人类开始由攫取经济走向生产经济。有的地方，由于自然条件的不同，出现了不同的经济类型，有的从狩猎和采集发展为游牧部落，有的则发展为农业部落。人类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就是指从事生产经济的游牧部落或农业部落从其他继续从事攫取经济（采集和狩猎）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后来，人们在烧制陶器的过程中，学会了控制火候的技术，于是，冶炼业出现了。当时，人们在生产石器的过程中，要经常寻找和选择石料，这期间，人们发现了一种敲不碎的“石头”──自然铜。人们将含铜成分较高的孔雀石和木炭一起放进窑里，用1 000度的高温烧制，就炼出了铜，从此，人们开始制造和使用金属工具。考古发现，早在六七千年前，西亚的先人已经掌握了炼铜技术。这样，人类社会便进入金石并用时期即金属器具和石器并用的时期。随着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身强力壮的男子逐渐转入农牧业生产领域，而制陶和冶铜也常常需要强壮的男子，于是男子逐渐取代女子成为主要劳动力，母系氏族逐渐过渡到父系氏族。在中国山东大汶口发现的原始人遗址中，男子有较多的随葬农具，而女子则有较多的纺轮和装饰品，可以设想，当时男耕女织已经相当普遍，女子已经脱离了主要的社会生产部门，转而从事家务劳动。同时，从当时的夫妻合葬墓也可以推断，当时已经出现后来所谓的男婚女嫁；从墓葬情况人们也推断出当时女子已经居于从属地位，父系氏族出现了。在父系氏族内，往往有若干个父系大家族，父系大家族是由同一父亲所生的几代人及其个体家庭所组成。当家族关系逐步向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过渡后，氏族社会就逐渐走向解体了。在此期间，手工业也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二次社会大分工。

原始社会的瓦解和国家的产生

在原始社会里，周围的环境是草莽丛生，猛兽横行，原始人必须联合起来共同劳动才能生存下来，那时候，土地、森林、牧场、牲畜等生产资料和他们共同劳动的产品自然而然地归大家集体所有，只有那些随身带的弓箭、武器和一些小工具才归个人所有，为了获得足够的食物，所有能够劳动的人都必须参加生产劳动，大家互助合作，平均分配收获物。然而，原始社会后期，随着农业、畜牧业的发展以及金属工具的出现，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原来需要许多人共同进行的生产活动，变得少数人也能完成。例如，在狩猎时，需要许多人共同进行，可是，畜牧业就不需要几个人就可以做了，以家庭为单位分片放牧更适于畜群的繁殖。而随着金属工具的使用，家庭也可以来承担各种农活了。这样，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劳动逐渐成为劳动的主要方式。这样，社会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当人们在氏族范围内共同劳动时，生产资料自然归氏族成员共同所有，当个体劳动逐渐盛行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范围也逐渐缩小，从氏族所有过渡到父系大家庭所有再过渡到个体家庭所有，相应地，劳动产品也由公有财产逐渐转为个体家庭的私有财产。于是私有制产生了。在此期间，耕地也由原来的部落公有到氏族公有，再到大家族公有，最后成为家庭私有的。随着耕地的私有，私有制正式确立起来了。交换的发展也在氏族的解体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之后，随着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人们生产的产品除了满足本氏族的需要之外，往往还有剩余。这样，各部落之间的交换有了可能，当时，氏族首领常常主持这种交换。当畜群和农产品变成个人的财产之后，个人同个人的商品交换越来越多，逐渐成为交换的主要形式。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之后，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随着商品生产的兴起，贸易也繁荣起来，贸易的范围也日益扩大。接着，贵金属出现了，导致货币出现，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易更加活跃。在此期间，财产占有的不平等出现了。那些氏族首领，经常利用职权占有别人“奉献”的产品，或多占从其他部落抢来的财物或俘虏，他们越来越富裕，成为氏族中的贵族。而那些氏族的一般成员，也由于对生产资料占有的数量和质量的不同，开始分化，有的穷，有的富。而货币的出现更是加剧了这种分化。那些富有者有了剥削他人劳动的物质条件，剥削和被剥削出现了。由于贸易的发展，有些个体家庭，为了交换的方便，离开原来氏族居住的地方，到外地去与其他氏族成员杂居，久而久之，原来的氏族除了祭祀之外，已经不可能再把本氏族成员召集起来处理公共事务了。于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公社便被由地域关系结合起来的农村公社取代了。

奴隶的出现

最初的奴隶，可能来自部落的武装冲突产生的战俘。但是，在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之前，虽然部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但从来没有人把俘虏变成自己的奴隶。那时候，人们依靠木棒和石器来进行狩猎和采集，食物少得可怜，仅能维持自己的生活，没有什么剩余的东西，不可能出现剥削现象。人们抓到俘虏之后，一般是把他们杀掉，或者是把他们当作祭祀的牺牲品，在食物特别缺乏的时候，俘虏可能也是胜利者的食物。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之后，农业和畜牧业发展起来，生产力提高，有了剩余产品。随着私有制的出现，氏族首领成为占有大量土地和牲畜的氏族贵族，他们仅靠自己的家庭成员，已经难以照料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他们需要更多的人手来帮他们干活，那些本氏族的成员由于具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他们不愿意为氏族贵族干活。于是，氏族贵族抓到俘虏后便不再杀掉他们，而是强制他们为自己干活，这就是奴隶。当奴隶制刚刚出现的时候，人们由于剩余产品还不多，养不起太多的奴隶，所以，那时候奴隶的数量还很少，而且大部分奴隶都是做家务活，即使是从事生产性劳动，也只是做主人的帮手，干一些辅助性的活。奴隶主本身才是干活的主力，尽管奴隶主对奴隶有生杀大权，但奴隶主那时还没有把剥削奴隶作为自己家庭生活的重要来源。这一时期的奴隶制度还处在早期，史学家们称之为家庭奴隶制。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之后，手工业出现。有些家庭专门从事农业生产；另一些家庭则可能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了，劳动者的剩余产品也越来越多。对于奴隶主来说，使用奴隶变得更加有利，于是他们更频繁地发动战争，掳取战俘作奴隶。这一时期的奴隶被大批地驱赶到奴隶主自己的田地和手工作坊去从事生产劳动。从此，奴隶成为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因此，战俘实际上是最早且是最重要的奴隶来源。奴隶的另一个来源是那些负债的穷人。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出现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在此时期，出现了专门从事商品交换的商人，高利贷者也随之出现了。在高利贷者的盘剥下，许多穷人破产，不得不将自己的土地抵押或出卖。而这些穷人还要承担各种苛捐杂税，当他们负债不能自拔时，他们就不得不将自己的妻子儿女甚至自己本人当作奴隶抵押，这就是债务奴隶。由于社会分化日益加剧，债务奴隶也越来越多，他们同战俘奴隶一样，逐渐成为社会人口中的多数。这样，奴隶社会形成了。在奴隶社会，奴隶是奴隶主“会说话的工具”。

国家的产生

原始社会末期，一些相邻的部落为了自卫和掠夺的需要往往结成部落联盟。由于战事频繁，这些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领的权力越来越大，而且地位也越来越巩固。他们为了自己对财富的贪欲，逐渐掌握了部落联盟的管理机构，他们还利用职权为扩大领土和掠夺财富而经常发动战争。战争不断发生，军事首领的权力不断加强。最初时，这些军事首领是由部落成员选举产生的，战争一结束，他们的使命也就完成了。但是，不断的战争加上他们的贪欲，他们使自己的职位由选举变成终身制，并发展成世袭制。他本人就由氏族的公仆成为氏族的主宰。部落联盟的管理机构也就成了统治人民的工具。为了加强防务和统治，各部落纷纷在自己的住地修筑沟堑和城堡等防御措施。这样，国家就出现了，国家的出现也就标志着氏族社会的彻底解体。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可能出现在西亚和两河流域、埃及等地。

插图《打制石器》

这是一把典型的打制石器手斧，使用年代大概在200万年前到20万年前不等，属于晚期猿人阶段制造的工具。世界各地很多地方的猿人遗址中都有发现。

本课参考书目

朱寰等主编《世界上古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刘家和著《世界上古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美］赫·乔·韦尔斯著《世界史纲》，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美］路易斯·摩尔根著《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本册教材常用参考书目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
　　　　上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中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近代部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刘祚昌、光仁洪主编《世界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李纯武、寿纪瑜主编《简明世界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1983年版。

朱庭光主编《外国历史名人传》
　　　　古代部分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
　　　　古代部分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
　　　　近代部分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庆出版社1981年版。
　　　　近代部分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

朱庭光、张椿年主编《外国历史大事集》
　　　　古代部分第一分册，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
　　　　古代部分第二分册，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
　　　　近代部分第一分册，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
　　　　近代部分第二分册，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

《中国历史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版。

《世界历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六卷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版。

孙学义、王永本主编《高校世界历史配套教材·古代史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刘文涛、陈海宏主编《高校世界历史配套教材·近代史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王正平等编《世界史大事汇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