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和注释

红巾军起义的原因

红巾军起义的根本原因是元朝统治者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元朝同历代王朝一样，是一个封建的王朝，它从一建立，就对广大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实行残暴的封建压迫和剥削。同时，它又是一个以蒙古贵族为首的封建王朝，为了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权，又把国内各族人民划分为四个等级，对汉族人民实行残暴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这种双重的压迫，必然要激起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到了元朝末年，奸佞当权，朝政极端腐败。元顺帝君臣骄奢-逸，大肆挥霍浪费，弄得国库虚竭，财政极度困难。同时，由于元朝政府不关心生产，水利设施年久失修，黄河在至正四年(1344)接连决口，泛滥成灾，使老百姓大量死亡，并且严重影响到元政府的财政收入。因此，元政府又在至正十一年(1351)下令征调农民和兵士十几万人治理黄河。黄河两岸农民本已饱受灾荒之苦，到工地上又横遭监工的鞭打，被克扣口粮，个个无比愤怒。于是，“开河”就成为农民大起义的导火线，导致了红巾军起义的爆发。

红巾军起义

1351年五月，刘福通与韩山童以白莲教发动群众准备起义，事泄，韩山童被杀，他起兵攻占颍州，号为红巾。遂克朱皋，开仓济贫，陆续攻下一些州县，众至10余万。1355年，迎韩山童子韩林儿至亳州(今安徽亳州)，尊为小明王，国号宋，年号龙凤。他自为枢密院平章，后改任丞相，掌握军政大权。当年十二月，亳州失守，迁至安丰(今安徽寿县)。次年，遣李武、崔德进攻陕西，毛贵攻取山东。1357年夏，分遣关先生、白不信、毛贵等三路北伐，又亲率一军攻克大名、曹、濮诸地。次年克汴梁(今河南开封)，定为都城。1359年，汴梁为元军攻破，退回安丰。1363年，安丰又被已投降元朝的张士诚攻破，刘福通牺牲。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坚持十几年的斗争，动摇了元朝的统治，为后来朱元璋推翻元朝的统治提供了条件。

红巾军起义领导人还有徐寿辉和郭子兴等。徐寿辉，卖布出身。1351年八月，与邹普胜等在蕲州(今湖北蕲春)利用白莲教聚众起义，也以红巾军为号。十月，攻占蕲水(今湖北浠水)，他被拥立为帝，国号天完。第二年，所部以“摧富益贫”等口号发动群众，先后攻占今湖北、江西、安徽、福建、浙江、江苏、湖南等大片地区，众至百万，但因兵力分散，次年被元军打败，蕲水失陷，退入黄梅山中。1355年，势力复振。1360年，徐寿辉被部将陈友谅杀死于采石(在今安徽马鞍山)，部众归属陈友谅。郭子兴，濠州定远(今属安徽)人。1352年聚众数千人起义，也以红巾为号，攻占濠州。不久，朱元璋前来投奔，屡立战功，郭子兴把义女马氏嫁与他为妻。1354年移居滁阳(今安徽滁州)。次年春病死于和州(今安徽和县)，所部归朱元璋领导。

朱元璋采纳谋士的建议，实力不断壮大

1354年郭子兴病死，朱元璋执掌濠州红巾军的领导权。第二年从和州率军南渡长江，攻占采石、太平，于1356年占领集庆(今江苏南京)，改名为应天府，然后攻拔周围一些军事要地，获得了一块立足的基地。此时，他兵力和地盘不及西面的陈友谅和东面的张士诚，-威望和影响也不如北面的小明王，处境十分艰难。为了改变这种不利局面，壮大自己的实力，朱元璋采纳了谋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明史·朱升传》)的建议，积极营建以应天为中心的根据地。所谓“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就是扩充兵力，巩固后方军事；发展生产，增强经济实力；讲究斗争策略，不要急于称王。据此，朱元璋采取如下措施：一、抓紧练兵，经常命令将帅率领军士习战，并亲临检阅。同时加强纪律的整顿，严明号令，违者一概军法从事。二、积极发展生产，命令诸将在各地带领军士屯田，并将农村丁壮编为民兵，且耕且战。还设立营田司，负责兴修水利；令官吏、儒士下乡，劝督农桑。三、同小明王保持形式上的隶属关系，以免树大招风。郭子兴死后，小明王曾派人封朱元璋为左副元帅。此后，他采用宋政权的斗争口号，表示自己是小明王的臣属。这样，既可利用小明王的旗号来争取群众，又可缩小自己的目标，避免遭受打击。经过几年努力，朱元璋逐步巩固和发展了自己的根据地，军事和经济实力迅速壮大。1360年陈友谅进攻朱元璋，朱元璋进行反击，开始与群雄逐鹿中原。1363年灭陈友谅，1367年灭张士诚，降方国珍，旋即出兵北伐，与元朝政权进行最后的决战，夺取了全国政权。

元朝的灭亡

1367年，朱元璋派大将徐达、常遇春率军25万人北伐。他发布讨元文告，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其时元朝政权只靠几支地主武装支撑。地主武装之间争权夺利，连年交兵。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沉迷酒色之中，不顾形势垂危。徐达先取山东，撤去元朝屏蔽；再下汴梁，然后挥师潼关，夺取元朝的门户。朱元璋亲自坐镇汴梁，指挥进兵元大都的决战。1368年闰七月，徐达会诸将于临清，大军沿运河长驱北上，直至直沽。元将也都先自海口逃跑。七月二十八日元顺帝弃大都北遁。八月初二，徐达率明军进入大都，元朝在全国的统治至此结束。历史上以这一年为元朝灭亡的年代。元顺帝北走塞外，仍称元朝，历史上称为北元。北元至1402年(明建文四年)，始去国号。

明朝统一全国

洪武元年(1368)八月，徐达、常遇春率领明军攻入大都，改大都为北平，随即移师西向，陆续攻取山西、陕西、甘肃诸地。洪武二年六月，因元朝残兵不时在北边扰乱，朱元璋又命常遇春率军北征，攻占元上都开平，常遇春因病卒于戎伍。第二年，朱元璋命徐达、李文忠再分道出征沙漠，攻克应昌(在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暂时稳定了北方的形势。洪武四年(1371)，派傅友德、汤和率兵攻入四川，消灭明(其父明玉珍原为徐寿辉部将)的割据势力。洪武十四年(1381)，傅友德、蓝玉、沭英又率明军攻入云南，灭故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第二年乘胜进克大理，云南平定。洪武二十年(1387)，朱元璋又命冯胜、傅友德、蓝玉进攻辽东，迫降故元太尉纳哈出。至此，除漠北草原和新疆等地外，全国已基本实现统一。

明初加强君权的历史背景

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到明代，已开始走向没落。因此，明朝一建立，便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首先，是地主阶级更加腐朽和贪婪，开国之初，就拼命追逐土地和财富，并用隐瞒土地和丁口等办法来逃避皇朝的赋役，把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如丹徒大地主曹定占田一百多顷，逃税“四顷七十三亩”。许多文官武将也依仗权势，违法乱纪，横征暴敛，贪污腐化。地主阶级贪得无厌的榨取，使刚刚缓和下来的阶级矛盾很快又趋向激化，小股农民起义不断发生。仅据《明太祖实录》的记载粗略统计，洪武一朝各族人民的武装起义多达一百八十余次。其次，地主阶级从经济上追求更多的土地和劳力，很快又发展到在-上追逐更大的权力，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迅速趋于激化，形成尖锐的冲突和斗争。第三，退居漠北的元朝残余势力还拥有相当实力，不时南下骚扰，威胁明王朝的统治。此外，元末以来不时骚扰我国东南沿海的倭寇，也危及明朝的国家主权。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使得明初政局动荡不安，封建统治很不稳固。为了保证朱明王朝的长治久安，明朝统治者需要扩大君权，进一步强化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以加强其对内镇压敌对势力、对外保卫国土的力量。

明太祖加强君权

明朝建立后，明太祖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政局动荡不安的严峻形势，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寻找巩固封建统治的办法。他总结元朝灭亡的原因之一，是君主不够专制，结果威福下移，法度不行，人心涣散，天下骚乱。因此，他主张对国家机构进行改革，进一步扩大君主权力，六卿分职，相应分散和削弱臣僚的权力，使之无法专恣擅权，从而保证君主能“躬览庶政”，求得朱明王朝的长治久安。

改革首先从地方机构入手。原先地方设行中书省，它始创于元朝，统管地方的行政、财政和军事，职权极重。洪武九年(1376)，明太祖下令废除行中书省，分设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管行政(包括财政)、军事和司法。三司长官地位平等，共商一省政务，最后均归皇帝领导，彼此不相统辖。布政使司之下的地方机构，也由元朝的行省以下路、府、州、县归并为府、县二级。稍晚又进行中央机构的改革。原先中央的大部分权力掌握在丞相手中，他既是皇帝的助手，又起着限制君权的作用。明太祖认为从秦朝开始设立的这种丞相制度，弊病很大。洪武十三年(1380)，他便借胡惟庸案罢除丞相，取消了中书省。由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理中央政务，直接对皇帝负责。秦汉以来的丞相制度从此废止，皇帝的权力更大了。同年，还把最高军事机构大都督府分成前、后、左、中、右五军都督府，各自统辖一部分军队，并规定都督府只管军队的管理和训练，军队的调遣和将帅的任免则由兵部掌握。洪武十五年(1382)又将最高监察机构御史台改为都察院，置13道巡按御史分巡各地，纠劾百官。经过改革，全国的军政司法大权都集中到皇帝一人手里，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了顶峰。

六部分理朝政

明太祖废中书省罢丞相后，由六部分理中央政务，分工如下：吏部尚书“掌天下官吏选授、考课之政令”；户部尚书“掌天下户口、田赋之政令”；礼部尚书“掌天下礼仪、祭祀、宴飨、贡举之政令”；兵部尚书“掌天下武卫官军选授简(选)练之政令”；刑部尚书“掌天下刑名及徒隶勾覆、关禁之政令”；工部尚书“掌天下百官、山泽之政令”(《明史·职官志》)。

内阁制度的形成

明太祖废丞相后，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君权空前加强，全国政务最后都丛集到他身上，弄得他十分繁忙，遇到重大问题又无处商量。于是便在洪武十三年(1380)，置四辅官以协赞政务。不久，四辅官因年老致仕或病死，未再设置。洪武十五年(1382)，明太祖又仿效宋朝制度，置殿阁大学士以备顾问，秩皆五品。不过，当时重大政务仍由明太祖自操威柄。明成祖即位后，选拔一批亲信的大臣“并直文渊阁，预机务”，阁臣的设置从此成为常制，内阁制度基本形成。但阁臣的官阶远不及六部尚书，且不置官属，不得专制各部、院，实权仍很有限。明仁宗、宣宗以后，阁臣官阶骤升至从一品或正二品，兼任六部尚书，并有代皇帝草拟批答臣僚章奏的“票拟”权，逐渐形成阁权重于部权的局面。阁臣往往利用票拟和皇帝召见的机会，干预朝政，已近似丞相。明世宗嘉靖年间，阁权进一步膨胀，阁臣不仅兼任六部尚书，而且兼署都察院，从而直接控制了部、院。阁臣之中，又分出首辅、次辅和群辅，首辅更是权压六卿，已是“赫然真相”了。如明神宗万历初年的首辅张居正，“威柄之操，几于震主”，俨然成了“佐天子、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的真丞相。然而阁臣乃至首辅毕竟不是名正言顺的丞相，按照明太祖设计的“六卿分职”的中枢体制，首辅主政是违制的，他们之所以能够控制部院，是因为得到皇帝支持的缘故。所以当明神宗感到阁权的扩张对君权构成威胁，于万历十一年(1582)下令追夺张居正的官秩后，阁权便一落千丈。此后，阁臣不仅失去对部、院的控制权，就连皇帝也很难见到。

锦衣卫

据《明史·兵志》记载，朱元璋即吴王位，设“拱卫司”；洪武二年(1369)，改名“亲军都尉府”；洪武十五年(1382)，改名“锦衣卫”。锦衣卫是专司皇帝仪仗的亲军，“是时方用重刑，有罪者往往下锦衣卫鞠实(审讯)”。明太祖虽曾一度把他亲自过问的案件交给身边的锦衣卫来审讯，但洪武二十年(1387)就废除了，一切案件仍归司法部门处理。明成祖时候，把锦衣卫作为他的心腹，又在锦衣卫内增设了一个专门审讯皇帝下交案件的“北镇抚司”。《明史·职官志五·锦衣卫》说，锦衣卫的职能是“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而“侍卫”是它的本职，这跟后来设立的东厂、西厂、内行厂是有所不同的。

东厂

东厂是在明成祖时候的1420年设立的。东厂是一个缉捕“叛逆”的特务机关，起初直接受明成祖指挥，后来统辖权移到宦官手里。东厂的“锦衣官校”(特务人员)侦察访缉的范围非常广泛，上自官府，下至民间，到处有他们的踪迹。他们得到消息后，立即密报皇帝。因此事无大小，皇帝都可以知道。在东厂的堂上，还挂着“朝廷心腹”的大匾。明宪宗时候，明政府又设立西厂，缇骑(特务人员)比东厂多一倍。他们侦察的范围，不仅限于京师，各地王府边镇，通都大邑，甚至各省府州县，乃至偏僻乡村都有他们的踪迹。

八股文

八股文是明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八股文专讲形式、没有内容，文章的每个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人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顾炎武《日知录·试文格式》条详细说明了八股文的起源、格式和演变情况：“‘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明宪宗)成化(1465—1487)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故今人相传，谓之‘八股’。若长题则不拘此。……发端二句或三四句，谓之‘破题’，大抵对句为多，此宋人相传之格。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谓之‘承题’。然后提出夫子为何而发此言，谓之‘原起’。至万历中，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摅所见，或数十字或百余字，谓之‘大结’。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时事，以后功令并密，恐有借以自炫者，但许言前代，不及本朝。至万历中，大结止三四句，于是国家之事，罔始罔终，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见于应举之文矣。”

八股文的产生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历代学者多数认为，它滥觞于北宋的经义。经义是宋代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体，以经书中的文句命题，应试者作文阐明其中义理。宋代的经义虽无固定的格式，但在代圣人立言这点上，已奠定了八股文的雏形。经义后来吸收了南宋以后的散文和元曲的一些成份，到明初被确定为一种独立的八股文体，成化以后逐渐形成比较严格的程式，遂演变成为一种僵死的官僚式文体。此后一直沿用，直到近代戊戌变法，才随着科举制度的停止而废弃。因为它要求文章中必须有四段对偶排比的文字，一共八个部分，所以叫八股文。

明代的科举考试

明代的科举考试，分乡试、会试和殿试-进行。童生(即未入学的士子)先参加州县级的考试，及格的称做“秀才”或生员，进入府州县学读书。学习成绩优秀的一二等学生，被定为“科举生员”，才能参加省级的考试。乡试每三年一次，考中的称做“举人”，取得参加中央一级的会试的资格。会试在乡试的第二年举行。会试及格者，再经过一次复试，地点在皇帝的殿廷，叫做廷试，亦称殿试。考中的分为三甲(等)，一甲只取3名，分别叫“状元”、“榜眼”、“探花”，统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当时，民间又称乡试第一名为“解元”，会试第一名为“会元”，二、三甲第一名为“传胪”。乡试由布政使司主持，会试由礼部主持。凡考中进士的，统统被任命为官员。一般来说，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二三甲考选为庶吉士，也都是翰林院官，其他或授给事、御史、主事，或授府推官、知州、知县等。未考中的举人，只授小京官或外地教职。

明太祖分封诸王

明太祖为了明王朝的长治久安，在废除丞相和中书省，削弱地方官吏的权力，扩大君权的同时，又实行分封制，将他的24个儿子和1个从孙分封到全国的各军事要地，想要他们来“夹辅王室”。这些藩王，都拥有很高的-地位和军事指挥大权，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一万九千人，不仅有自己的护卫兵，而且可以指挥驻扎当地的镇守兵。其中，以镇守大宁(今内蒙古宁城)的宁王、镇守太原的晋王及镇守北平的燕王势力最为雄厚，宁王有“带甲八万，革车六千”，而“晋、燕二王，尤被重寄”。明太祖还亲定《祖训》，规定藩王有起兵“清君侧”的权力：“朝无正臣，内有奸恶，亲王训兵侍命，天子密诏，亲王统领众兵讨平之”。

建文帝实行削藩政策

明太祖实行的分封制，是同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背道而驰的，它不可避免地要加剧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洪武三十一年(1398)明太祖死，因其长子朱标已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病死，由皇太孙朱允继位，年号建文。朱允在当皇太孙时，就已感到手握重兵的诸王，“以叔父之尊，多不逊”(《明史纪事本末·削夺诸藩》)。即位后，他立即与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等密议削藩，决定先削周、齐、湘、代、岷诸王，然后再向实力最为雄厚的燕王朱棣开刀。由于周王为燕王的同母弟，削周王“剪燕手足”(《明史纪事本末·削夺诸藩》)，建文帝先派李景隆带兵突至河南，将他押到南京，废为庶人。接着，又将岷王朱、齐王朱、代王朱桂都废为庶人，并派兵准备逮捕湘王朱柏，湘王自焚而死。与此同时，命工部侍郎张为北平左布政使，谢贵为都指挥使，在北平城内监视燕王动静，命都督宋忠率兵3万，并调燕王府的护卫精锐，屯驻开平，命都督耿练兵于山海关，徐凯练兵于临清。燕王眼看自己即将被削，便在谋士姚广孝(道衍和尚)的策划下，“练兵后苑中”，“日夜铸军器”(《明史·姚广孝传》)，准备起兵反抗。

靖难之役

建文元年(1399)七月，燕王朱棣援引《祖训》，打着“清君侧”诛讨齐泰、黄子澄的旗号，自称“靖难之师”，在北平起兵反抗。这场统治集团内部争夺皇位的战争，便称为“靖难战争”或“靖难之役”。

朱棣起兵后，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先攻占北平附近的一些军事据点。八月，建文帝命老将耿炳文为大将军，率30万大军北伐。朱棣仅拥有数万军队，用奇谋在滹沱河北岸击败了耿炳文。建文帝以年轻的李景隆代耿炳文为大将军。李景隆寡谋自信，见燕王智勇善战，不敢贸然进攻北平，带领50万大军进驻河间，另由吴高率辽东军进围永平(今河北卢龙)。朱棣令世子朱高炽坚守北平，亲自率兵赴援永平，引诱李景隆进攻北平。解永平之围后，他北攻大宁，挟持宁王朱权，收编共8万护卫兵，于十一月回师北平，内外夹攻，一举击溃了李景隆。第二年四月，李景隆又调集60万大军，与燕军再战于白沟河，同样遭到惨败。九月，建文帝以盛庸代李景隆为大将军，诏盛庸屯德州，副将军屯定州(今河北定州)，都督徐凯屯沧州，互为犄角，以困北平。十月，朱棣“阳下令征辽东”(《明史纪事本末·燕王起兵》)，至天津突然挥师南下，偷袭沧州，生擒徐凯。十二月，挥师进攻东昌，因屡胜轻敌，吃了败仗。朱棣本人也身陷重围，几乎被俘，只是由于迂腐的建文帝担心背上“杀叔父名”，诏命将士“不可加害”燕王，他才得以突围北返。建文三年(1401)，朱棣再次统兵南下，在河南夹河、蒿城两次大败盛庸军，歼敌16万。此时，南京一些因奉使不法被建文帝罢黜的宦官前来投奔，“具言京师空虚可取状”(《明史·成祖纪》)。十二月，朱棣统兵南下，采取批亢捣虚之策，城不攻，直取京师。建文四年(1402)从瓜州渡过长江，直逼南京城下。谷王朱与李景隆开门迎降。宫中火起，建文帝不知所终。朱棣诣奉天殿登基，夺取了帝位。历时四年的“靖难之役”以燕王的胜利告终。

明成祖继续削藩

明成祖是以藩王的身份起兵夺取帝位的，深知藩王权势过大对于君权的威胁，即位后就决心继续推行建文帝的削藩政策。但他又是扮演藩王利益保护者的角色，援引《祖训》，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起兵“靖难”，所以在永乐元年(1403)除将实力最为雄厚的宁王朱权徙于南昌之外，对其他藩王皆赏赉有加，示之以恩，并下令恢复了被建文帝贬削的几个藩王的地位。等到自己的帝位比较巩固时，他立即以种种借口实行削藩。先于永乐元年十一月革去代王朱桂的三护卫及其官属。永乐四年(1406)五月削去齐王朱的官属和护卫，八月又废为庶人。永乐六年(1408)削去岷王朱的护卫和官属。永乐十年(1412)削夺辽王朱植的护卫。永乐十五年(1417)废谷王朱为庶人。永乐十九年(1421)，周王在朱棣的示意下，献还三护卫。这样，掌握兵权的大部分藩王或被废，或被削夺护卫，已无力同君权相抗衡。后来，明宣宗在平定高煦之叛后，又削除了楚、蜀、肃、赵诸王的护卫。从此，王府不再设护卫兵，藩王势力大削，在-上已不起多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