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和注释

明初人口减少，田地荒芜

由于元朝统治者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加上十几年战争的破坏，明朝建立之初，到处呈现一派人口锐减、田野荒芜的凋敝景象。如颍州“民多逃亡，城野空虚”；往昔的繁华胜地扬州，“城内百姓祗存十八家”。中原地区是元末农民战争的主要战场，破坏尤为惨重，“积骸成丘，居民鲜少”，如河北州县“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大同“城郭空虚，土地荒残”。经济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也受到严重的破坏，如洪武二十二年(1389)江西瑞金县丞报告，因连年战乱，当地民户“亡绝过半，田多荒芜”。三十年(1397)常德府武陵县民报告：“武陵等十县自丙申(1366)兵乱，人民逃散，虽或复业，而土旷人稀，耕种者少，荒芜者多”。由于经济的残破，广大农民无以为生，小规模的起义不断发生，社会动荡不安。地主阶级也难以榨取到地租，封建政府的税源近于枯竭，各地官府不断报告说：“累年租税不入”，“租税无所从出”，“积年逋赋”。

明太祖采取休养生息政策

面对生产破败、社会动荡的形势，明太祖提出了休养生息的政策。他认为：“民者，国之本也”，“凡为治必以安民为本，民安则国安”(《明太祖实录》)。要求得民安国治，必须发展生产，并减轻剥削，使百姓衣食给足。因此，当务之急，是实行休养生息，使百姓全力投入生产，谆谆教诫周围的臣僚：“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

明初奖励垦荒

洪武元年(1368)，明政府下令：凡是战争时期抛荒的田地，谁开垦成熟了，就可作为谁的产业；原主回来，官府另外拨给附近荒地作为补偿；尚未被开垦的荒地，允许百姓开垦，永为己业，免除三年的赋税征役。洪武三年(1370)规定，北方郡县近城荒地，授给无田农民耕种，每户15亩，另给2亩菜地，如有余力还可多种，皆免三年租税(《明太祖实录》)。洪武五年(1372)又下令，战争期间流亡的农民回乡复业。洪武十三年(1380)，又下令陕西、河南、山东、北平等布政司及凤阳、淮安、扬州、庐州等府，规定当地民间田土，允许尽力开垦，官府不得征派赋役。洪武二十六年，又下令，开垦荒芜官田，俱照民田起科(官田租税原先高于民田)。洪武二十八年(1395)，规定凡民间开垦的荒田，应向官府报告亩数，一年以后交税服役。许多农民开垦荒废的官民田，通过向政府纳税服役，取得了合法的土地所有权。

明初实行屯田

由于明初全国的荒地太多，明政府除奖励农民垦荒，还大规模移民屯田，组织民屯。民屯按移民的不同来源分为3种：一是把无田或少田的农民从窄乡(人多地少)移至宽乡(人少地多)屯种；二是召募无业流民屯种；三是罪犯屯田。移民的流向，总的趋势是从江南、浙江、山西等地移至黄河流域和淮河流域屯垦。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洪武七年(1374)移江南民14万户至凤阳屯田。据估计，洪武年间，移民总数达几十万户、二百万人之多。这些移民，都由政府拨给土地屯垦，并发给牛、种、车、粮，免除三年赋役。在实行民屯的同时，明政府又实行军屯，命令各地驻军一部分专事守御，一部分从事屯种。开始时各地戍屯比例不一，后来规定边地驻军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驻军二分守城，八分屯种，但各地仍存在参差不齐的现象。每个军士受田50亩算1分，给耕牛农具。起初一亩地收税一斗，后又规定军田1分交正粮12石，贮屯仓归本军支用。军屯的开展，解决了很大一部分军饷的供应，明太祖曾得意地说：“吾养兵百万，要令不费百姓一粒米。”(陆深：《俨山外集·同异录》)

明初兴修水利

明太祖非常重视农田水利，即位之初就下令：凡民间有关水利工程修筑事宜，必须迅速呈报并及时处理。洪武年间，修筑了许多较大的水利工程，例如元年(1368)修和州(今安徽和县)的铜城堰，周回二百余里；四年(1371)修广西兴安县的灵渠(其后再修)，浚渠5 000丈，建闸36座，使万顷土地复为水田；八年(1375)复修陕西洪渠堰(二年曾修了十万一千余丈)，使泾阳、三原、临潼等县二百余里土地得到灌溉；九年又整修四川的都江堰。二十七年(1394)，他还令国子监生分赴各地郡县，督促吏民兴修水利。到第二年，共开塘堰40 987处，浚河道4 162处，修坡渠堤岸5 048处。

明太祖后期农业生产的发展

明太祖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的结果，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大片荒地得到了开垦，从洪武元年到十三年(1368—1380)，增加的垦田数目累计为1 030 989顷，洪武十四年时全国总计田地3 667 715顷，由此可知垦田面积占到全国田地总数的1/3。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核实天下田地，总计达8 804 623顷，又比十四年增加了五百一十万余顷。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大量增加。洪武二十六年全国税粮收入32 789 800石，比洪武十八年(1385)的20 889 617石多了1/3，与元朝全国岁入一千二百余万石比较，则增加了将近两倍。

明太祖提倡节俭，生活比较朴素

明太祖总结历代王朝治乱兴亡的经验教训，看到“自古王者之兴，无不由于勤俭，其败亡未有不由于奢侈”，认识到“珠玉非宝，节俭是宝”的道理，反复告诫臣僚：“居上能俭，可以导俗；居上而侈，必至厉民(虐害人民)”，要求他们力戒奢侈，厉行俭朴。而臣僚能否养成勤俭节约的作风，关键又看最高统治者能否作出表率，“上能崇节俭，则下无奢靡”。因此，明太祖自己身体力行，处处躬行节俭，生活比较朴素。他每天从早到晚勤谨理政，不玩弄优伶女色，也不搞酣歌夜饮。他不喜饮酒，除犒赏将士、宴请百官，也不举行宴会。各地官吏和外国商人进贡人参、香米、葡萄酒、番香(即蔷薇露)，他一概谢绝不收；日用器物也尽量从简，“大祀郊庙，拜褥褥心以红布为之。乾清宫御床，若无金龙在上，与中人之家卧榻无异”。造乘舆服御之物，应用金者，命皆以铜代之。建造南京大内宫殿，指示大臣：“但求安固，不事华丽，凡雕饰奇巧，一切不用”；“至于台榭花囿之作，劳民费财以事游观之质”，决不为之。

南方大力发展双季稻，海南地区还出现三季稻

双季稻在长江流域出现很早，根据南北朝人的记载：“淮阳郡西北接耒阳县，有温泉，其下流百里，恒资以灌溉，常十二月一日种。至明年三月新谷便登，重种，一年三熟。”从“重种”两字来看，一年至少栽种两季稻子。但是由于技术等各种条件的限制，这种双季稻没有能广泛推广。自南宋以后，人们逐步解决了早晚稻的品种和栽培技术、肥力以及防治病虫害问题，到了明代双季稻便在长江流域和闽、浙等地普遍推广，岭南地区还出现了三季稻。史称“自江淮以南，田多三收”(方以智：《通雅》)，“闽田两收，北人诧以为异，至岭南则三收矣”(谢肇：《五杂俎》)。

年度

玉米传入我国

玉米在明朝的文献中称为“御麦”、“玉麦”、“番麦”、“西番麦”、“玉蜀黍”、“玉高粱”，原产美洲大陆从美国南部经墨西哥直到秘鲁和智利的狭长地带。1492年，哥伦布航海到美洲大陆，见到玉米。1494年他第二次航海归来，把玉米果穗作为珍品奉献给西班牙国王，玉米开始传入欧洲，而后向世界各地传播。16世纪时传入我国，传入的路线有三种说法：一是从西班牙传到麦加，再经中亚引种到我国西北地区；二是从欧洲传到印度、缅甸，再传入我国西南云贵地区；三是从欧洲传到菲律宾，再由葡萄牙人或中国商人经海路传到我国福建、浙江、广东等沿海地区。教材采用后两种说法。我国文献中，以杭州人田艺衡的《留青日札》最早记载了玉米。玉米传入后，首先是从山区开始种植的，到明末，福建、浙江、云南、贵州、广西、河南、河北、山东、甘肃、陕西等地都有种植。

甘薯传入我国广东、福建

甘薯在明代的文献中称为“白蓣”、“红蓣”、“紫蓣”、“红薯”、“金薯”、“蕃柿”、“白薯”、“番薯”、“红山药”等。原产南美洲的墨西哥和哥伦比亚一带，1492年哥伦布航海至美洲后逐渐传播到欧洲和东南亚，明万历年间传入我国的广东、福建等地。万历十年(1582)由东莞人陈益从安南首先引入广东。到万历二十一年(1593)五月，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又从吕宋(今菲律宾)携带薯藤归国，六月其子陈经纶献于福建巡抚金学曾，金“恐土性不合”，令“速即觅地试种，收成之日，果有成效，将薯呈验”。陈经纶试种后，“甫及四月，启土开掘，子母钩连，大者如臂，小者如拳”，再献于金学曾，金大力推广，并撰《海外新传七则》广为介绍，甘薯的种植渐遍闽中。

明太祖鼓励农民种植棉花等经济作物

明太祖非常重视经济作物的种植。明朝建立前，他就下令：“凡民田八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即棉花)各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其田多者率以是为差。有司亲临督劝，惰不如令者罚，不种桑使出绢一匹，不种麻及木棉使出麻布、棉布各一匹”(《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七年(1394)，又令全国农民多种桑、枣，每户初年200株，次年400株，三年600株；并令多种棉花，一概免税。

大钟寺的华严钟

悬挂于今北京西郊大钟寺的华严钟，是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为宣扬靖难之役的胜利，并感谢上天帮助他夺取帝位的成功而下令铸造的，历时五年而成，又称“永乐大钟”。它采用泥范法铸造，即在地上先挖一口大坑，用草木和三合土做好内型，涂上细泥，将写好的宣纸反贴在上面，刻好阴字，再加热烧成陶范，然后再一圈圈做好外范。最后灌入熔化的铜水，一次铸成。钟通高6.75米，直径3.3米，重46.5吨。钟体内外上下都铸满文字，每字1—1.5厘米见方，字体俊逸，相传为明代书法名家沈度的手笔。据考证，该钟铸有7部佛经，9个汉文咒语和一百多个梵文咒语，总共二十三万多字。经声学专家测定，其钟声的声级可达120分贝，振动频率极为丰富，不但声音宏亮，而且衰减缓慢，穿透力强，能持续三分钟之久，传至四五十公里之遥。因其形体庞大，钟声宏亮，故有“钟王”之称。

明中期以来城镇的发展

《明史·食货志》载：宣德四年(1429)，商贾凑集的大城市，共有33个。《大明会典·钞法》列举了顺天(北京)，应天(南京)、苏(州)、松(江)、镇江、淮安、常州、扬州、仪真，浙江杭州、嘉兴、湖州，福建福州、建宁，湖广武昌、荆江，江西南昌、吉安、临江、清江，广东广州，河南开封，山东济南、济宁、德州、临清，广西桂林，山西太原、平阳、蒲州，四川成都、重庆、泸州，共三十三府州县，市镇店肆十分繁荣。

《皇都积胜图》

据《皇都积胜图》后明朝礼部侍郎翁正春万历十三年乙酉(1585)的长跋，此图应是16世纪80年代(隆庆至万历初年)的作品，但作者已难于查考。图卷以正阳桥至承天门(清代改称天安门)一带为中心，描绘了明代北京的繁华和形形色色的社会景象。在北京的郊区，画面上展现一条大道，人们马驮、车载、肩挑、手提，络绎不绝。在正阳门和大明门之间的“朝前市”，画面上出现了布棚高张、夹道纵横的情景，货摊一个紧挨一个，冠巾靴袜、衣裳布匹、绸缎皮毛、折扇雨伞、木梳蒲席、刀剪锤头、陶瓷器皿、灯台铜锁、马镫马鞍、书籍字画、文房四宝、彝鼎佛像、古磁雕漆、珠宝牙玉以及草药、线香、纸花、玩物等等，可谓应有尽有，百货齐全。正像当时一首诗所写的那样：“五色迷离眼欲盲，万方货物列纵横，举首天外分晴晦，路窄行人接踵行。”原图卷较大，课本图画只截取描绘正阳门内外情景的部分。

苏州、松江等地的机户

明朝中后期，在苏州、杭州等地的纺织业中，出现了许多拥有大量资金和几台至几十台织机，雇佣几个至几十个工人的机户。如杭州人张瀚的《松窗梦语》，记载其祖毅庵，“家道中微，以酤酒为业”，成化末年因“水淹入室，所酿酒尽败”，遂罢酤酒业，购置织机一张，纺织各种丝织品出售。由于织品“备极精工，每一下机，人争鬻之。计获利当五之一，积两旬复增一机，后增至二十余。商贾所货者常满户外，尚不能应。自是家业大饶。后四祖继业，各富至数万金”。万历时苏州府长洲人陆粲的《庚已编》，记载其里人郑灏，家里有“织帛工及换丝佣各数十人”。浙江嘉兴人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记载苏州富民潘璧成之狱，说“潘氏起机房手，至名守谦者，始大富至百万，生子、璧两人。”这些机户，都是拥有一定数量的资金和织机，雇佣较多机工的手工工场主。

施复夫妇成为机户

明代小说家冯梦龙的《醒世恒言》中有一篇小说《施闰泽滩阙遇友》，描写了嘉靖年间吴江县盛泽镇施复夫妇发家的故事。故事的梗概是：

〔施复〕夫妻两口，别无男女。家中开张(绸)机，每年养几筐蚕儿，妻络夫织，甚好过活……施复是个小户儿，本钱少，织得三、四匹，便去上市出脱……

那施复一来蚕种拣得好，二来有些时运。凡养的蚕，并无一个绵茧；缫出丝来，细圆匀紧，洁净光莹，再没一根粗节不均的。每筐蚕，又比别家分外能缫出许多丝来。照常织下的拿上市去，人看时光彩润泽，都增价竞买，比往常每匹平添许多银子。因有这些顺溜，几年间就增上三、四张机，家中颇颇饶裕……

且说施复是蚕丝利息比别年更多几倍，欲要又添张机儿，怎奈家中窄隘，摆不下机床。大凡人时运到来，自然诸事遇巧。施复刚愁无处安放机床，恰好间壁邻家住着两间小房，连年因蚕桑失利，嫌道住居风水不好，急切要把来出脱，正凑了施复之便。……〔施复〕夫妻依旧省吃俭用，昼夜营运，不上十年，就长有数千金家事。又买了左近一所大房居住，开起三、四十张机，又讨几房家人小厮，把个家业收拾得十分完美。……

这虽然是篇小说，但文学艺术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它通过施复夫妇发家的故事，反映了当时丝织业中小生产者的两极分化：有的因经营亏损而失败，沦为受人雇佣的机工；有的则像施复那样，因为善于经营，不断赢利，积累起数千金的资产，由三、四张织机扩充至三、四十张织机，雇佣众多机工(即“讨几房家人小厮”)，从小手工业者发展成为机户，成为早期的资本家。

苏州的机工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苏州府风俗考》及同书《考工典·织工部》载：苏州“郡城之东，皆习机业，织文曰缎，方空曰纱。工匠各有专能。匠有常主，计日受值。有他故，则唤无主之匠代之，曰‘唤代’(一作‘唤找’)。无主者黎明立桥以待，缎工立花桥，纱工立广化寺桥，以车纺丝者曰车匠，立濂溪坊，什百为群，延颈而望，如流民相聚，粥后俱各散归。若机房工作减，此辈衣食无所矣。每桥有行头分遣，今织造府禁革，以其左右为利也”。《神宗实录》载江苏巡抚曹时聘的奏疏说：“吴民生齿最繁，恒产绝少，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又说：“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房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