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和注释

宦官专权

明朝后期宦官专权主要指魏忠贤专权。《明史·宦官传》：“魏忠贤，(直隶)肃宁人。少无赖，……自宫(自残生殖能力)……入宫。……(熹宗)嗣立，……有宠。……当此之时，内外大权一归忠贤。……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置死党。……海内争望风献谄，颂德立祠，汹汹若不及。下及武夫、贾竖、诸无赖子亦各建祠。……封从子(侄)良栋为东安侯，加良卿太师，鹏翼少师，良栋太子太保。……时鹏翼、良栋皆在襁褓中，未能行步也。……所过，士大夫遮道拜伏，至呼九千岁，忠贤顾盼未尝及也。……(天启)七年(1627)秋八月，熹宗崩，信王立(为崇祯帝)。……十一月，遂安置忠贤于凤阳，寻命逮治。忠贤行至阜城，闻之，……(自)缢死。诏磔其尸，悬首河间。”

明朝后期政府不断加派田赋

明朝后期的田赋加派，起于嘉靖时期的“额外提编”。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汗率兵进犯京师，明廷“增兵设戍，饷额过倍”。第二年，“京边岁用至五百九十五万(两)”，当时全国征收的田赋每年入太仓库者只有二百多万两，户部尚书孙应奎“乃议于南畿、浙江等州县增赋百二十万，加派于是始”(《明史·食货志》)。万历年间，又因辽东对女真用兵，按亩加派“辽饷”。第一次是万历四十六年(1618)，每亩加派银3厘5毫，计200万两；第二次是万历四十七年，每亩再加派银3厘5毫，计200万两，第三次是万历四十八年，每亩又加派银2厘，计120万两。这三次总计，每亩加银9厘，一共加派520万两，相当于全国总赋额的1/3以上。崇祯三年(1630)，每亩再加银3厘，计140万两，加上万历年间的9厘，每亩共加银1分2厘，总计加派辽饷银660万两。

明朝末年天灾不断发生

由于明朝统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压迫，到明朝末年，农村十室九空，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水灾、旱灾、蝗灾和瘟疫不断发展。据统计，从万历到崇祯(1573—1644)的71年间，就有68年发生自然灾害，受灾地区遍及全国。万历十五年(1587)，“黄河以北民食草木”，富平、满城、同官各县“有以石为粮者”。第二年，河南饥，“民相食”(《明史·五行志》)。万历十八年(1590)，湖北麻城死于瘟疫和饥荒的达4万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有人描述当时的灾情说：“数年以来，灾警荐至。秦晋先被之，民食土矣；河洛继之，民食雁粪矣，齐鲁继之，吴越荆楚又继之，三辅又继之，老弱填委沟壑，壮者辗转就食，东西顾而不知所往”。到崇祯年间，更是灾荒不断，不是此地大水，“横浸数百里”，就是彼处大旱，“赤地千里”，饥民遍野，饿殍载道，到处发生“父子、兄弟、夫妻相食”和举家自尽的悲惨景象。

陕北饥民起义

陕北地区，土地贫瘠，生产落后，工商业很不发达，农民的生活比其他地区更为困苦，而王公、官绅和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明政府的赋役加派却很苛重，以致“闾阎十室九空”(孙承泽：《山书》)。失去土地的农民，有的充任边镇的士兵，但因明政府财政枯竭，长期拿不到军饷；有的充当驿卒，所得工银本来就很少，崇祯元年(1628)又因明廷议裁驿卒而断了生路。万历以来，陕北又连年遭灾。崇祯元年，延安府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百姓争食蓬草，至十月蓬尽，则剥树皮为食，年终树皮食尽，又挖青草石而食，结果“腹胀下坠而死”。有的甚至“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食后数日“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计六奇：《明季北略》)。但是，官府仍然不顾百姓死活，照旧催租逼债。广大贫苦农民无法生存下去，被迫起来反抗。万历末年，陕西农民已开始展开抗暴图存的斗争。天启七年(1627)二月，澄城县饥民冲进县衙门，斩杀正在坐堂逼粮的知县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崇祯元年(1628年)，府谷王嘉胤聚众数千人起事，王二从澄城县赶来汇合，众达5000多人。接着，安塞高迎祥、汉南王大梁、宜川王左挂等纷起响应，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在陕北熊熊燃烧起来了。

李自成的青年时代

李自成(1606—1645)，陕西米脂人，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幼年曾被舍入寺庙为僧，后来又到地主家放羊。成年之后，应募到本县川驿充当驿卒，备受官府和豪绅的欺辱。崇祯二年(1629)，明廷下令裁减驿站经费，李自成被迫离开驿站。第二年，陕西灾荒严重，陕北米价高涨，斗米价银6钱，饥民大批流亡外地，不少人投奔起义军，“米脂人从贼者十之七，邑几空”。李自成遂率领本村饥民，投奔了不沾泥领导的起义队伍，号称“闯将”。他“勇猛有胆略”，“御众严，号令一，领一军不敢仰视，以故制胜，雄于诸‘寇’”，后来逐渐崭露头角，成为明末农民大起义的杰出领袖。

李自成率起义军进入河南，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

明末农民大起义在陕西爆发后，各支起义队伍最初独立战斗，后来逐步趋向联合，起义军形成以李自成和张献忠各自为首的两大势力，继续与明军进行周旋。崇祯十年，明政府增兵加饷，加紧围剿，张献忠与李自成相继战败，起义转入低潮。崇祯十一年(1368)九月以后，清军大举入关，攻掠河北、山东，明廷急调大军北上“勤王”，并大量加派田赋，“饷加而田日荒，征急而民日少”，“民不聊生，益起为盗”。崇祯十二年五月，张献忠在湖北谷城再次起兵。第二年(1640)的六、七月间，李自成也率兵突入河南境内，并针对当时土地高度集中，赋税非常繁重，社会矛盾十分尖锐的具体情况，鲜明地提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这个斗争口号，触及到封建土地所有制，适应了农民对土地的强烈要求和减免沉重赋税的迫切愿望，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李自成起义军迅速壮大，在河南跟明军展开激烈的军事斗争，逐渐控制河南全境和湖北的广大地区。崇祯十六年(1643)，李自成在襄阳建立政权，设官分职，改变了长期流动作战的局面。接着，在豫西襄城一带与明军进行了一次大会战，基本上摧毁了明军的主力。从此，“(山海)关以内无坚城”“而明亡矣”。

李自成占领西安

崇祯十六年(1643)，李自成在襄阳建立政权后，召集了一次重要的军事首领会议，商讨向北京进军的路线。牛金星主张直捣北京，速战速决；杨永裕主张先占南京，切断明政府与东南财富之区的联系，断其粮道，再兴师北伐；顾君恩则认为，“金陵居下流，事虽济，失之缓。直走京师，不胜，退安所归?失之急”，主张先取关中，“建立基业”，尔后“攻取山西，后向京师，庶几进战退守，万全无失”(《明史·李自成传》)。李自成决定采纳顾君恩的建议，先取关中作为基地，然后再攻取北京，灭亡明朝。八月，陕西总督孙传庭奉崇祯帝之命，由陕西率军进入河南，向李自成发动进攻，在南阳、汝州一带惨遭失败，逃入潼关。李自成率部追击，十月攻破潼关，击毙孙传庭。接着，李自成挥师西进，很快又攻占了西安。然后分兵略取三边，西攻甘肃，迅速夺取了秦陇全境和山西的西南地区。至此，李自成起义军已控制河南大部、湖北西部和西北数省，在军事上占着绝对的优势，具备了推翻明朝统治的条件。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一日，便正式在西安建国，国号大顺，改元永昌。

李自成进军北京

崇祯十六年(1643)十二月，李自成在西北的军事行动结束后，派遣先头部队渡过黄河，占领山西荣河等县，为东征进行准备。第二年正月，李自成亲率主力大军由西安出发，渡过黄河，占领平阳，然后直指太原。起义军沿途“按捕巨室”、“屠杀绅衿富民”(《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宣布“三年免征，一民不杀”，“不-，不爱财，不奸-，不抢掠，平买平卖，蠲免钱粮”，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二月，起义军渡过黄河后，兵分两路，以钳形攻势向明王朝发动最后的攻击。一路由刘芳亮率大顺军，沿黄河北岸进军，攻占怀庆(今河南沁阳)、潞安(今山西长治)，再东下卫辉(今河南汲县)、彰德(今河南南阳)，然后经邯郸、邢台、河间，攻取保定，以防止崇祯帝沿运河南逃，并阻挡山东及南直隶的官军北援京师。另一路由李自成亲率主力北上进攻宁武。宁武守将明总兵周遇吉率部凶猛抵抗，兵败身死，这是起义军东征途中进行的唯一战役。此后，李自成继续挥师北上，明大同、宣府、阳和、居庸关守军纷纷投降。三月十七日，李自成率军进抵北京城下，经过两天的战斗，于十九日攻入北京，推翻了明王朝二百七十多年的统治。

大顺政权在北京采取的措施

攻占北京后，大顺政权直接控制了北至长城，西起甘肃、宁夏、青海，南至江淮流域，东到海滨的大片土地。为了巩固和发展胜利果实，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首先，严肃军纪，稳定社会秩序。入城之前，李自成与起义军约法：“军兵入城，有敢伤一人者斩，以为令。”入城后，大顺政权又遍贴安民榜说：“大帅临城，秋毫无犯，敢有擅掠民财者，凌迟处死。”有两名士卒抢劫前门店铺的绸缎、“即磔杀之，以手足钉于前门左栅栏上”。北京的社会秩序很快安定下来，留在北京的一些明朝官史记载说：“至-、夺、斩、杀之事，则犹未见也。”(聋道人：《遇变纪略》)，“商民仍旧张肆。”

第二，打击明朝的贵族官僚。大顺政权决定，将宦官尽行驱逐出城，厂卫机构一概废除，厂卫头目一律从严惩处。三品以上的明朝文武大官一般不予录用，交给大顺军各营严刑追赃，令其交出平时剥削的金银财宝；四品以下官员分别对待，多数授职录用，让他们自动捐输助饷，少数劣迹彰著者也发往各营追赃。据有关史料记载，追赃结果，共得银7 000万两，充作大顺军的军饷之用。其中，勋戚和宦官各占3/10，文武官僚和大商人各占2/10。

第三，支持农民夺取地主的土地。在北京，大顺政权没收了嘉定伯周奎的田产。在山东，大顺政权的地方官发布“割富济贫”的告示，允许农民认耕被地主占去的土地。诸城县地主丁耀亢的20多顷土地和他弟弟丁耀心的10多处田庄，均被当地农民分占(丁耀亢：《出劫纪略·保全残业示后人存纪》)。日照县的明副总兵厉宁，在日照和诸城的四所房产、40余顷土地，也“悉为二县民人瓜占”。

皇太极

皇太极(1592—1643)，即清太宗。努尔哈赤之子。后金时，以战功兼辖八旗中的正黄、镶黄二旗，势力强大。努尔哈赤死后，受诸王拥立，1626—1643年在位。即位后，他在经济上，重视农业生产，把归顺的汉人编为民户，与满人分屯别居，“择汉官清正者辖之”，禁止满人到汉人居地“擅取庄民牛、羊、鸡、豚”等财物，并要求各级官员和各牛录督促农务，注意“地利”、“土宜”；同时重视改进手工业技术，特别是火炮的制造技术。在-上，仿照明制，设置内三院(内国史院，负责草拟诏令，编纂史书等；内秘书院，负责掌管和起草对外文书与敕谕等；内弘文院，负责讲经注史，颁布制度等)、六部和都察院，并开科取士，广泛任用汉族的官僚和知识分子，以扩大和巩固自己的政权。在军事上，他用武力继续完成对黑龙江和吉林东境女真各部的统一；征服了蒙古，使之臣服于后金；于崇祯七年(天聪八年，1634)、九年(崇德元年，1636)、十一年多次从长城突入关内，并攻占了除宁远以外的关外大片土地。1636年改国号为清，追尊努尔哈赤为清太祖。

范文程

范文程(1597—1666)，沈阳人，字宪斗，明朝生员，1618年投努尔哈赤，参与军国机密。清军入关后，建议行科举，官至大学士，为清朝统一中原作出贡献。

吴三桂降清

吴三桂(1612—1678)，为辽东人，武举出身，以父荫袭职军官，明末任辽东总兵，驻守宁远。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初，李自成率领大顺军已逼近畿辅，明廷诏令吴三桂与蓟镇总兵唐通率兵入卫京师。三月十一日，大顺军进抵居庸关，唐通投降。此时，吴三桂率辽东明军约4万人及89万关外汉民陆续进关，暂屯于山海关至滦县、昌黎、乐亭、开平一带。李自成于是命唐通率本部兵马，带着银两和财物，到山海关去招降吴三桂和山海关总兵高第。吴三桂和高第均接受投降。唐通接管山海关防务，吴三桂带领部众向北京进发，准备朝见李自成，接受新的任命。但走到玉田，他听说在北京的家属受到大顺军的侵犯，遂一怒而去，率部直奔山海关，向唐通发动突然袭击，夺占山海关。李自成得到消息，于四月十三日与刘宗敏率兵前往镇压。吴三桂自料敌不过大顺军，请求清朝出兵援助。四月二十一日，大顺军抵达山海关，与吴三桂展开激战。二十二日晨，吴三桂眼看就要失败，出关至欢喜岭上的威远台谒见清摄政王多尔衮，再次请求清军入援。多尔衮立即下令清军三路进关，向大顺军阵地发动猛攻。大顺军寡不敌众，刘宗敏受伤，李自成只得下令撤退，于二十六日返回北京。就在这一天，多尔衮封吴三桂为平西王。随后，他即跟随清军，积极参与对农民军的镇压。

李自成起义军撤出北京后的斗争情况

崇祯十七年(1644)四月二十六日，李自成从山海关回到北京后，考虑到在北京一时难以组织一支足以抵挡清军的武装，其他部队又远在外地，无法迅速调来，决定主动撤离北京，退回关中。四月二十九日，他在北京武英殿就皇帝位，次日率部撤出北京，经山西退守关中。清军进占北京后，派兵攻占山西、山东，于九月迁都北京，然后派兵进攻关中。十二月，双方在潼关发生一场大战。大顺军失利，被迫退出陕西，向河南、湖北一带转移，准备夺取东南作为抗清基地。清军穷追不舍，大顺军在湖北武昌、阳新、江西九江接连失利，东下的去路被切断。李自成不得不掉头向西南方向进军，拟从江西西北部突入湖南。顺治二年(1645)五月初，李自成行至湖北通山县境九宫山下，遭到地主武装的突然袭击，壮烈牺牲。余部三十余万，先后在李过、李来亨等人的领导下，与南明抗清将领何腾蛟等联合，坚持抗清斗争，直至康熙三年(1664)才告失败。

张献忠起义军的斗争情况

张献忠(1606—1646)是陕西延安人，少年时代可能受过一些教育，粗通文字。青年时期，曾当过延安府捕役，常遭同事的欺侮，心情很感压抑。大约在崇祯三年(1630)参加起义，因作战勇敢，冲锋在前，“众服其勇”，很快担任了一支起义军的领导人，自号“八大王”。后来率部与其他起义军联合作战，先后转战于山西、河南、河北、湖广、陕西、四川等地。崇祯九年(1636)，高迎祥牺牲后，张献忠与李自成所率领的起义军，成为农民军中力量最为强大的两支队伍。第二年，由于明军的残酷镇压，张献忠在南阳战斗失利，身负重伤。崇祯十一年(1638)在湖北谷城接受招抚，但拒绝明政府的改编，“人不散队，械不去身”。经过一年的休整，又于崇祯十二年(1639)五月再度起兵反明，由湖北西进，攻入陕西、四川，再折回湖北，于崇祯十四年(1641)占领襄阳。尔后东走安徽，再由安徽杀回湖北，于崇祯十六年(1643)攻占武昌，称大西王，建立政权。明政府调集大军进逼武昌，张献忠弃楚入湘，进占长沙。十二月，他采纳谋士汪兆龄的建议，弃长沙，进军四川，准备以四川为基地，然后北伐，平定全国。崇祯十七年(1644)，张献忠占领成都，即皇帝位，定国号为大西，改元大顺，称成都为西京，正式建立大西政权。顺治三年(1646)十一月，清军攻入四川，张献忠率部抵抗，在西充凤凰山中矢坠马，壮烈牺牲。余部在孙可望、李定国领导下，南走云贵高原，联合南明政权抗清，至康熙元年(1662)最后失败。

史可法

史可法(1601—1645)，字宪之，号道邻，河南祥符(今河南开封)人。崇祯年间中进士，任西安府推官。后因镇压农民起义，累升至右佥都御史、南京兵部尚书。崇祯十七年(1644)，北京为李自成攻破，明朝灭亡，他与凤阳总督马士英等在南京拥立崇祯帝的从兄、福王朱由崧为帝，建元弘光，被封为大学士，充任内阁宰辅。不久，即被马士英挤出南京，督师扬州。第二年(1645)四月十五日，清军进围扬州。他坚守孤城十余日，城破被俘。清摄政王多尔衮劝他投降，他说：“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最后慷慨就义。著有《史忠正公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