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讲述本课具体内容之前，教师可先说明本课和下一课，将向学生介绍丰富多彩的明朝文化，并引导学生回忆第18课学过的内容，指出明朝中后期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明朝的文化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特点。然后可让学生读提示以引起学习兴趣。
三、“雄伟的北京城和明长城”一目，是本课的重点之一。讲授时最好能挂两幅教学图《明朝的北京城》和《明长城》，使教学更具直观性和形象性。这一目在讲解时，要注意掌握以下几点：1.北京城和明长城放到文化课里来讲，应着重突出其建筑特点和成就，至于明朝为什么要修建北京城和长城，关于北京城，教材在17课讲了明成祖迁都北京，教师可结合讲明北京城就是迁都前修建的。关于明长城，教材略而未写，教师也不必讲。2.讲述北京城时，应指导学生观看课本地图或教学挂图《明朝的北京城》，从而了解北京城“布局严整，城墙高大雄伟，街道宽广笔直”的特点，并得出它是古代城市建筑的杰作这一结论。紫禁城的皇宫建筑城，是我国也是世界建筑之林的瑰宝，可利用后面资料和注释中的材料加以补充介绍，并指导学生阅读教材中描述紫禁城的一段小字(这段小字不要求学生记忆)，观看课本彩图《北京明代皇极门》《天坛》，以便加深学生的印象。3.明长城是在古长城的基础上修建起来的。讲解时可先引导学生回忆秦长城，指出古长城最早是由春秋战国的秦、赵、燕三国修筑的，秦始皇时进行大规模的修筑，第一次把这三国建造的长城连接起来，并向东、向西延伸，筑成一道东起临洮、西到辽东的城防。此后，两汉、北魏、北齐、北周、隋唐、金朝都曾进行过修筑。明朝又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大规模的修筑，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蜿蜒六千多公里，气魄更加雄伟，成为世界的一大奇迹。结合讲解，可指导学生观看课本的《山海关》图画、《嘉峪关》彩图、课本地图(或教学挂图)《明长城》和彩图《明代的长城》，并与秦长城进行对比，指出其地理位置的不同。教材中有关长城的两段小字，教师可以不讲，学生有余力者可自己阅读，不作为要求。
四、“科学巨匠和巨著”一目，是本课的又一重点。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明朝涌现了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和优秀的科学巨著，本目着重介绍了其中三位科学家和他们的著作。讲述李时珍时，可先指导学生阅读教材中介绍李时珍生平及其艰苦努力，写作《本草纲目》的事迹，然后指导学生观看《李时珍》图画，再介绍《本草纲目》内容，最后指明《本草纲目》是一部具有总结性的药物学著作，是世界医药学的重要文献。教材中叙述李时珍从事医药学研究的那段小字，是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的好材料，也可鼓励学生阅读。讲述徐光启时，应着重讲明他写的《农政全书》是一部农业百科全书，记载了我国古代有关农业的理论和科学方法，还介绍了西方科学知识，在农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教材中有关徐光启生平事迹的小字和图画则不必讲解。讲述宋应星时，应着重讲明他编著的《天工开物》是一部总结明代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的著作，它被国外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教材中有关宋应星生平事迹的小字，也不用讲解。
五、以上内容讲完，教师可对前两目作个小结，然后指导学生回答课本上的第一道思考题：“想一想，从李时珍、徐光启、宋应星三位科学家身上，你能学到些什么?”当然，也可等全课讲完，再一并进行小结、提问。
六、“具有民主色彩的思想家”一目，教师应当指导学生自学。指导时，首先帮助学生明确明朝后期到清朝初年，封建制度已经腐朽，在其内部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是反封建的民主思想出现的经济基础。接着再分别研究李贽、王夫之、黄宗羲和顾炎武的进步思想。研究时应注意以下几点：1.要引导学生抓住这些思想家的突出特点──李贽反对孔孟儒学和封建礼教、王夫之的唯物思想，黄宗羲抨击君主专制和顾炎武提倡学以致用，把它们讲述清楚；还要特别注意引导学生分析明清之际三位思想家都反对封建君主专制，但他们的进步思想反映在不同思想领域上。如：王夫之的进步思想反映在哲学上；黄宗羲的进步思想反映在-、经济上；而顾炎武的进步思想反映在学风上。这样有利于培养、训练学生分析、比较历史问题的能力。2.顾炎武的爱国思想曾对后人产生很大影响，就是对今天的学生也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可以引导学生领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含义。
答：本题有多种答案，如：勤奋好学、刻苦钻研的精神；不畏艰难险阻、献身科学的精神；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注重实践，具有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要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要善于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等等。可就自己体会最深的一点，自由发挥。
资料和注释
营建北京
明成祖即位后，永乐元年(1403)辛卯诏“以北平为北京”，称“行在”。永乐四年(1406)闰七月壬戌，“诏以明年五月建北京宫殿，分遣大臣采木于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明史·成祖纪》)，并命“督军、民、匠造砖瓦”，“征天下诸色匠”，选河南、山东、陕西、山西、直隶军士、民丁，“期明年五月俱赴北京听役”(《明太宗实录》)。但是，永乐五年北京的宫殿并没有动工兴建。到永乐十四年(1416年)十一月壬申，明成祖决意迁都北京，“工部奏请择日兴工”，营建北京宫殿。明成祖“以营建事重”，“复诏群臣议营建北京”。十五年二月壬申，“命泰宁侯陈董建北京，柳升、王通副之”。十八年九月丁亥，“诏自明年改京师为南京，北京为京师”。十一月戊辰，“以迁都北京诏天下”。北京郊庙宫殿，“通为屋8 350楹，自永乐十五年六月兴工”，至永乐十八年(1420)十二月癸亥建成。
紫禁城
紫禁城即宫城，为皇宫所在。明代紫禁城沿用元朝大内的旧址而稍向南移，南北长960米，东西宽760米。南面的午门是宫城的正门。进门往北，过金水桥，为皇极门(清代改称太和门)。过皇极门往北，依次为皇极殿(清代改称太和殿)、中极殿(清代改称中和殿)、建极殿(清代改称保和殿)，这是外朝的三大殿。其后是所谓的内廷三大殿：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此三殿名称至清代沿用未变)。皇极殿是皇帝坐朝召见文武百官和举行大典的地方，俗称“金銮殿”。面阔63.96米，进深37.17米，高26.9米，由72根圆柱支撑，重檐黄瓦庑殿顶，造型雄伟，气势凝重。整座大殿的装饰金碧辉煌，是宫城中最为堂皇的建筑。皇极殿后面的五座大殿，都建在须弥座石台基上，台基自上而下满饰精雕细刻的图案，呈现雍容华贵的气氛。前三殿和后三殿之外，还有许多其他次要的宫殿，全部排列在东西廊庑之外，基本保持左右对称的格式。坤宁宫后面有一座御花园，是供帝后游赏的地方，园内建有亭阁、假山、花坛，还有钦安殿、养性斋，富有皇家苑囿的特色。出御花园往北为玄武门(清代改称神武门)，是宫城的北门。
天坛
天坛是明代北京规模最大、气势雄伟的一处坛庙建筑。位于外城永定门内的东侧，始建于永乐十八年(1420)。外垣东西长约1 700米，南北宽约1 600米，总面积为273公顷，比宫城面积还大两倍。正门朝南，其中有两组不同用途的建筑群。南部以圜丘坛为中心，包括皇穹亭、神厨等附属建筑构成的一组建筑群，为每年冬至皇帝祭天的场所。北端包括祈年殿及附属的皇乾殿、神厨、宰牲亭和七十二廊构成的一组建筑群，是每年初春皇帝祈祷丰年的地方。圜丘坛、皇穹亭、祈年殿建造在南北纵轴线，其间用宽30米、长约360米，高出地面2.5米的砖砌大道相连。大道两旁遍植柏树，形成森严肃穆的气氛。根据古代“天圆地方”之说，主要建筑平面均为圆形，以象征天。圜丘坛为汉白玉砌筑的圆形三层石坛，外面绕以两重内圆外方的矮墙，上覆以蓝色琉璃瓦。四面各有三座汉白玉的棂星门。坛上不建宫殿，对空而祭，称为“露祭”。坛面、台阶、栏杆所用的石块，栏板的尺度和数目皆以阳数即奇数计算，是以1、3、5、7、9及其倍数来定的。站在圜丘的中心发出声音，能达到增声的效果。其构思之精巧，造型之优美，堪称是古代建筑的杰作。祈年殿为三重檐的圆形大殿，建在3层圆形的汉白玉台基上。台基上层直径约90米，高6米，周围绕以雕有龙、凤、云纹的栏板和雕花栏杆。祈年殿矗立其中，高38米，三重檐皆铺以深蓝色琉璃瓦，层层缩小，呈放射状，顶上冠以鎏金宝顶。殿内有4根支托上层屋檐的龙井柱，象征着4季；12根支托中层屋檐的金柱，代表12个月；另外12根支托下层屋檐的檐柱，则代表12个时辰。整个大殿没有一根大梁或长檩，三层沉重的屋檐完全靠这28根木柱和许多互相衔接的枋、棁、桷、檈支撑着，是我国独特的木结构体系抬梁式构架的典型作品。
明长城
为了防卫蒙古骑兵的南下骚扰，早在明太祖时候(洪武二年，1369)，就修筑了从山海关到居庸关的长城。明成祖时候，修筑了宣化一带的长城。辽东长城分别修筑于永乐、正统、成化年间。永乐时筑北镇至开原辽河流域长城；正统七年(1442)，筑山海关至北镇辽西长城；成化十五年(1479)，筑开原至鸭绿江辽东边墙，这段边墙长880多公里。15世纪后半期，鞑靼占有河套以后，明政府又大规模地修筑长城。成化十年(1474)，延绥巡抚余子俊率领将士4万人，“依山形，随地势，或铲削，或垒筑，或挑堑”，修筑了东起清水营(陕西府谷)西至花马池(宁夏盐池)长885公里的长城。15世纪70年代，明朝军民又修筑了花马池以西到黄河的长城和山西北部的一段长城。16世纪初，修筑了甘肃境内黄河沿岸的一段长城(南至靖远)，修筑了嘉峪关及其附近的长城。16世纪中期，修筑了山西、河北境内的内外两条长城和沿太行山南下的内三关长城，又修筑了一次山海关到居庸关的长城，修筑了兰州一带的长城。此外，小规模的修筑，随时随地都在进行，一直没有停止过。
明长城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全长六千多公里。是明朝北方劳动人民前后花了将近二百年的时间陆续修筑起来的。明朝时候，讳称“长城”，叫做“边墙”。山海关以西的明长城，大都用砖石砌筑，工程坚固，保存比较完好；山海关、嘉峪关东西对峙，气魄雄伟。山海关以东的辽东长城，分别用土筑、石垒、木柱、木板或利用自然地形筑成，工程比较简单，毁坏严重，现在仅存一些遗迹。
嘉峪关
嘉峪关位于今甘肃省嘉峪关市西南，是明长城的西端终点。嘉峪关城建于明洪武五年(1372)，因雄峙于嘉峪山上而得名。又因雄峙于祈连雪峰与马鬃山诸峰之间，地势险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是“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也称“天下雄关”。
嘉峪关城略呈梯形，城墙高约十米。东西各有一门，上面各建有一座关楼，结构精巧，气势雄伟。城墙四角各建一座箭楼，南北两面城墙上还各建一座敌楼。东西二门之外，连接关城各建一个瓮城，用以掩护内城。关城西面约二十米处，筑有一道砖包城墙，高度与关城相等，两端与南北两面的外城土墙相接，构成罗城。西罗城南北两端各建有一座箭楼，中为关门，门顶建有一座三层的关楼，上题“嘉峪关”三个大字。这种建筑形式，使嘉峪关城外有城，重关重城，形成重关并守之势，构成坚固的防御堡垒。
李时珍和《本草纲目》
李时珍(1518—1593)，蕲州(今湖北蕲春)人。父亲李闻言，是一位著名的医生和医药学者，著有多种医学和药物著作。李时珍自幼体弱多病，随父学医，好读医书。14岁时考取秀才，接着三次参加举人考试，都遭失败。从此，他下定决心，专攻医学。李时珍埋头攻读了许多医药著作和经史子集，兼及各种杂著、小说，“读书十年不出户庭，博学无所弗窥(视)”(顾景星《白茅堂集·李时珍传》)。他的医术大有进步，名声播扬远近各地。由于他医好了富顺王朱厚儿子的病，曾被聘为楚王府的奉祀(掌管良医所事)；又因为-了楚王朱英世子的病，被荐在明朝太医院任职。但两次任职时间都很短促。此后，他回到家乡蕲州，一面行医，一面从事著述。
30岁时，李时珍感到历代的药物学著作存在不少缺点，不仅分类杂乱，内容谬误，还漏载了许多药物，认为有重新整理和补充的必要。他决心在宋代唐慎微编的《证类本草》的基础上，编写一部完善的药物学著作。在行医的过程中，他阅读了大量的医药著作，并且走访了湖北、河南、江西、江苏、安徽等地，实地调查研究，采取药物标本，请教劳动人民，收集民间药方，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知识。他把古今药方和各种药材，不断运用于临床试验，逐一加以验证，掌握药物的性能和疗效。从嘉靖三十一年(1552)起，经过二十七年的努力，参考了八百多种著作，三易其稿，终于在万历六年(1578)编成了《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共52卷，190万字。记载药物1892种，分为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禽、兽、人16部62类，附方11096则，附图1 160幅。编写的体例是首标正名叫做纲，各家注释叫做目，其次是集解、辨疑、正误，再次是气味、主治、附方。根据祖国药物学著作的传统名称，仍以《本草》命名。
李时珍除了写作《本草纲目》，还著有《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等，流传甚广。此外，尚有《脉学考证》《白花蛇传》等，今已失传。
徐光启和《农政全书》
徐光启(1562—1633)，字元扈，松江府上海县人。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乡试第一，过了七年(1604)又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以后“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遂遍习兵机、屯田、盐、水利诸书”，成为博学的科学家。崇祯三年(1630)，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五年，入阁参预机务，六年(1633)逝世。崇祯时，徐光启建议修正历法，“帝(崇祯)从其言，诏西洋人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等推算历法，光启为监督”。除《农政全书》外，徐光启尚有天文、历算著作《测天约说》《割圜八线表》《通率表》等多种。史称他“雅负经济才，有志用世”，可惜在明末腐败-下，未能施展其才(据《明史·徐光启传》)。
徐光启编著的《农政全书》，60卷，包括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谷物、蔬菜、果树)、蚕桑、蚕桑广类(木棉、麻)、种植(经济作物)、牧养、制造(食物、房屋)、荒政等12类，对农具、农业技术、土壤、水利、施肥、选种、果木嫁接等各方面都有详尽的记录，特别对于番薯和棉花的种植技术与经营方法，作了重点的介绍。《农政全书》可以说是我国明代一部农业百科全书。
利玛窦
利玛窦(1552—1610)，明末来华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1581年来中国。初在肇庆进行传教活动，1601年到北京，以西方科学与中国士大夫徐光启等人交往。著译有《几何原本》《天学实义》等。
宋应星
宋应星(1587—?)，号长庚，江西奉新人。万历四十三年(1615)，与兄同时中举。崇祯七年(1634)，出任江西分宜县教谕(县学教师)，公余即着手著述《天工开物》，三年后刊行。后来，还做过福建汀州府推官(掌勘问刑狱)和安徽亳州知州。1644年清兵入关，他解职家居，后来参加了南明政府的抗清斗争。失败后，返回家乡，康熙三年(1664)前后病逝于家，终年七十八岁左右。他的著作除《天工开物》外，还有《野议》《谈天》《论气》《思怜诗》(以上今存)《画音归正》《杂色文》《原耗》《春秋戎狄解》(以上今佚)诸书行世。
《天工开物》共有上、中、下3卷，分为乃粒(粮食作物栽培)、粹精(谷物加工)、作咸(制盐)、甘嗜(制糖)、膏液(榨油)、乃服(养蚕与纺织)、彰施(染色)、五金、冶铸、锤锻、陶埏(陶瓷)、燔石(煤、石灰、矾石、硫黄、砒石)、杀青(造纸)、丹青(颜料与墨)、舟车、佳兵(兵器)、蘖(酒母、酒)及珠玉18部分，并附有123幅图画。此书几乎论述了工农业所有部门的技术，反映了我国当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许多生产技术和经验，对研究明代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具有很高的价值。《天工开物》于17世纪末传入日本，1869年被译为法文，此后在欧洲广泛传播，被译为多种文字。
李贽
李贽(1527—1602)，号卓吾，福建晋江人，回族。从30岁到54岁，先后任河南共城教谕、南京国子监博士(国家学府教师)、礼部司务、南京刑部员外郎和云南姚安知府等职。在二十多年的官场生活中，不与腐败的官僚同流合污，集中精力于研究学问和讲学活动，常与上司抵触。辞官后，先在湖北黄安居住三年，后来隐居麻城龙湖芝佛院，在那里住了近二十年，专心从事讲学和著述。由于其言论著作，猛烈抨击了纲常礼教和孔孟，统治阶级把他视为“洪水猛兽”，屡次加以迫害。万历二十八年(1600)，反动势力纠集流氓打手，以“维持风化”为名，拆毁芝佛院，将他迫逐出境。三十年(1602)，明政府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在通州把他逮捕下狱，并下令禁毁他的著作。当时李贽已76岁，病得很严重，听说明政府还要把他押回福建原籍，就在狱中自刎而死。李贽的著作很多，重要的有《焚书》《藏书》《续焚书》《续藏书》等，明清两代均被列为-。
李贽具有突出的反对孔孟儒学和封建礼教的思想。他蔑视儒学经典，认为六经、《论语》《孟子》等经书，不过是当时弟子的随笔记录，有头无尾，得后遗前，大半非圣人之言。就算出自圣人之口，也只是一时的对病发药，决非“万世之至论”。他尤其反对神化孔子，认为孔子是人，别人也是人，不必什么事都求教于孔子，“若必待取给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焚书》)因此不能把几千年前孔孟的学说作为衡量今天是非的标准。李贽还对封建传统观念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每一个人都具有一般所谓“圣人”的“德性”，凡人与“圣人”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人人皆可以为圣”，“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焚书》)。因此，侯王与庶人同等，并无所谓“贵贱高下”的区别。他提倡男女平等，反对歧视妇女，认为“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必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焚书》)。他还主张婚姻自主，赞扬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相爱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藏书》)。李贽的这些言论，直接冲击了儒学的独尊地位，批判了封建等级和纲常礼教。
王夫之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1643年，农民起义军势力非常壮大，张献忠曾邀他参加农民军，他拒绝了。1644年，清兵入关，不断往南推进，王夫之和友人管嗣裘一起在衡山起兵抗清。兵败，逃到广东肇庆，效力于南明桂王政权，对桂王政权里许多人结党争权深表不满。不久，他见大势已去，辞职还乡，长期住在湖南湘西苗瑶山区。他隐居在衡山石船山麓，努力著述，人称船山先生。著作现存《船山遗书》288卷，还有一部分已经散失了。代表作有《张子正蒙注》《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思问录》《黄书》《噩梦》和《读通鉴论》等。
王夫之发展了古代朴素的唯物思想。他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即物质是普遍存在的，客观规律也是普遍存在于物质本身的；又说：“气者，理之依也”，这里的“理”是指精神，即精神是依赖于物质的，由物质产生的，离开物质，精神就不存在。王夫之还研究了认识论反映论的一系列问题。他认为客观事物是可以认识的，而认识则来源于实践—“纾”(这里的“纾”，指的是个人的实践)。王夫之的哲学思想是对我国古代朴素唯物思想的一个总结，并且把它推向新的高峰，在我国古代哲学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
黄宗羲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又号梨洲，浙江余姚人。曾参加浙江南明鲁王政权的抗清斗争。鲁王政权失败以后，他带着老母东奔西跑，险些被清政府捕去，后来长期在故乡隐居。黄宗羲的著作很多，最著名的有《明夷待访录》《南雷文集》《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等。《明夷待访录》是在1663年写成的一本字数不很多的著作，但是鲜明地表达了他的民主思想，因此被清政府长期列为-。
黄宗羲的思想特点是反对封建专制统治。他抨击君主专制制度是“天下之大害”，说：“……其未得之(指君主未得天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为一人之-乐”(《明夷待访录》)。他认为：“后之人主(君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明夷待访录》)。“……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明夷待访录》)。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天子应该“公其是非于学校”，企图通过加强法治、加强学校舆论来限制君权。此外，他还提出了“工商皆本”的主张。黄宗羲的思想对垂死的封建制度是个有力的冲击，对我国后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产生过一定的积极的影响。
顾炎武
顾炎武(1613—1682)，号亭林，江苏昆山人。年轻时参加“复社”反宦官斗争。清军南下，参加当地的抗清斗争。抗清失败后，遍游华北，载书自随。所至垦田度地，访问风俗，搜集材料，尤致力于边防和西北地理的研究。顾炎武学问广博，对经史子集、音韵训诂、典章制度、兵农经济、郡邑掌故，都有深入的研究。晚年拒绝清政府的征辟，专志经学的研究。著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等数十种著作。
顾炎武主张“经世致用”，“明道救世”。他认为明末一部分知识分子束书不观、脱离实际、游谈无根，“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弄得“股肱堕而百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是一种误国误民的不良风气。因此，他主张学以致用，认为著书立说应该有益于当世，“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止为一人一家之事，而无关经术政理之大则不作也”(《亭林文集》)。他努力实践自己的主张，把书本知识和实地调查结合起来，开创了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优良学风，对清代学者产生了很大影响。顾炎武还反对君主专制的“独治”，主张吸收更多地主阶级分子参政的“众治”，认为“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则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废弃不用)矣”(《清儒学案·亭林学案》)。顾炎武还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他把封建社会中“亡国”与“亡天下”作了区别，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这里所说的“亡国”指的是改朝换代，是一个封建统治集团代替另一个封建统治集团的问题；而“亡天下”，则是指民族、文化的沦亡，是关系到整个民族命运的大问题。他认为，“保国”与“保天下”不同，“保国”即保卫旧的封建王朝，“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一般人不必关心；“保天下”即保卫本民族及其文化，则是每个人应有的责任，这就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日知录·正始》)的著名论点。梁启超把他这种爱国思想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大字。顾炎武的这些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对后人曾有很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