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和注释

古典小说的起源和发展

小说起源于古代的神话传说。魏晋时代，有一些文人或佛教徒，用古代的神话传说作材料，进行加工，创作了许多神仙鬼怪小说。到了唐朝，小说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创造了相当完整的短篇小说的形式。唐朝的传奇小说，不仅篇幅比以前扩大了，而且注意到结构的安排和人物的性格描写、形象塑造，内容也由志怪述异扩展到人情社会的广阔生活领域。从魏晋南北朝直到唐代，小说都是用文言写的。宋代开始出现白话小说──“话本”。白话文体的运用，在唐代的民间文学里已经萌芽。到了宋代，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生活的需要，民间艺人的说书活动──“说话”日益活跃。由于听众大多是平民，说话人就采用当时最流行的白话来讲述故事。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的话本，就是白话小说。到了元末明初，一些文人也开始用白话创作小说，出现了许多优秀的短篇小说和章回体的长篇小说。元末明初，我国的白话小说进入了成熟阶段。

罗贯中和《三国演义》

罗贯中(约1330—1400)，名本，字贯中，山西太原人，一说钱塘(今浙江杭州)或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关于他的生平和创作，留传下来的资料很少。只知道他是一位很不得志的江湖流浪者。写过戏曲，但主要精力则从事于小说创作，相传著有《十七史演义》。不过他的作品，多经后人增损，原作反被湮没。较能保存他原作的面目的，还只有他编撰的《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原名《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根据民间长期流传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编成的。早在唐末，三国故事已在民间流传。李义山《骄儿诗》即云：“或谑张飞胡(大胡子)，或笑邓艾吃(口吃)。”到了北宋，出现了专讲三国分立故事的说话人。元朝又出现了许多搬演三国故事的杂剧，并且出现了一部《三国志平话》，这部平话从黄巾起义开始讲到西晋的统一，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元末明初，罗贯中在前人的基础上，又运用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历史资料，编撰出《三国志通俗演义》。这部通俗演义一问世，便出现许多刊本。清康熙年间，毛宗岗加以修改，使小说的文字内容更加完整，称为“第一才子书”，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120回本的《三国演义》。毛本一出现，罗本反而湮没无闻了。

《三国演义》是我国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它从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开始，一直写到西晋的统一，描绘了三国时代各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军事和外交斗争，反映了封建社会的腐朽黑暗、统治阶级的凶狠残暴以及人民的流离饥苦。小说展现了许多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揭示了许多战争规律，给人以有益的启示，小说还通过错综复杂的斗争，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如具有惊人智慧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贞品格的诸葛亮、刚烈勇敢的关羽、奸邪诈伪、阴险凶残的曹操，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部小说由于“文不甚深，言不甚俗”，故事情节曲折动人，人物形象栩栩如生，长期以来深受群众的喜爱。它的出现，对后来长篇历史小说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过，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三国演义》也存在一些缺陷，书中不仅诬蔑黄巾起义，而且拥刘反曹的鲜明-倾向贯穿始终，表现出浓厚的封建正统观念，这些都是应该批判的。

施耐庵和《水浒传》

施耐庵，元末明初人。相传为江苏兴化人，曾在钱塘做过官，但无确证。又说他原籍苏州，后迁淮安，元至顺(1330—1333)中过进士，卒于明洪武(1368—1398)初，年75。当代史学家罗尔纲认为《水浒传》为罗贯中所著。

早在南宋时候，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故事已在民间流传，出现了《大宋宣和遗事》等话本和其他戏曲。到了元朝，又出现了许多水浒故事的杂剧，以描写黑旋风者为最多。元末明初，施耐庵就在民间传说和话本的基础上，创作了长篇小说《水浒传》。这部小说问世后，许多文人不断进行加工修改，出现了100回、110回、115回和120回等等不同的本子。清初金圣叹腰斩《水浒》，截取前七十回，卷首添段引子，后面加卢俊义惊噩梦的尾巴，又出现了一个70回本。

《水浒传》是一部歌颂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它以“官逼民反”为主题，描写以宋江为首的北宋下层官吏和劳动人民，在权贵、贪官、恶霸地主的欺凌压迫之下，从进行个人反抗到聚义梁山，向封建统治阶级展开武装斗争，真实地再现了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直到最后失败的全过程。作者继承发扬了话本的优秀传统，长于写人叙事，并善于用从群众的口语中提炼出来的文学语言进行描写，使作品既有很高的艺术性，又朴实通俗，雅俗共赏，因而赢得广泛的欢迎。作品用一系列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以强烈的爱憎，勾画出高俅、蔡京、童贯、西门庆、郑屠、毛太公等许多权贵、贪官、恶霸地主贪婪残暴的丑恶嘴脸，揭露了封建社会的腐朽与黑暗，激起广大人民对封建统治者的无比仇恨，同时塑造了鲁智深、林冲、武松、李逵、阮氏三兄弟、解珍、解宝等一批农民起义的英雄好汉的形象，鼓舞着农民群众起来反抗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剥削，因此它尤其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在民间长期流传。当然，由于作者思想上的局限，《水浒传》对封建制度不是持根本否定的态度，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流露出浓厚的忠君思想。此外，小说还渲染封建迷信和小生产者的“义气”。所有这些，都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尽管如此，《水浒传》仍不失为一部古典小说的杰作。

吴承恩和《西游记》

吴承恩(约1500—1582)，号射阳山人，江苏山阴(今淮安)人。出身在一个小商人家庭。“性敏多慧，博览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观)之风。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淮安府志·人物志》)。但在科举考试中却屡试不中，直到45岁才得了一个岁贡生(地方官学选送国子监学习的生员)。六十多岁时，因家贫母老，无以赡养，谋了一个浙江长兴县丞。由于不愿向上司折腰，不久又拂袖而归。晚年写了《西游记》。其他诗文著作很多，死后大多散失了。后来，他的亲戚邱正纲收集他遗存的诗文，编成《射阳先生存稿》4卷。

宋、元以来，唐僧取经的故事已在民间广泛流传，并且逐步脱离真实的史实，加入了神怪的成分。孙行者这个形象已被创作出来，虽然是一个白衣秀士的模样，却已是一位神通广大的猴王了。吴承恩将这些民间流传的故事进行加工再创作，写成了长篇神话小说《西游记》。这部小说由三部分内容组成，第一部分写孙悟空的历史(第1回至第7回)；第二部分写唐僧取经的缘起(第8回至第12回)；第三部分写取经的经过(第13回至第100回)。整部作品，想像丰富，布局严谨，笔力雄健，语言流畅，第一和第三部分写得尤其引人入胜。作者借助神话故事，曲折地反映了人间的现实。小说描写了各种妖魔的凶狠残暴和西天佛国的贿赂公行。写唐僧到了西天，从如来佛手里取来的佛经是无字的白纸，唐僧只得把化斋用的紫金钵盂送给佛祖的侍者，才取得了有字真经。小说描写孙悟空大闹天宫、大闹龙宫、大闹地狱，把神鬼界的尊严、权力、秩序打得粉碎。如来佛问孙悟空：“你那厮乃是个猴子成精，焉敢欺心，要夺玉皇上帝尊位?”孙悟空干脆回答说：“常言道：‘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只教他搬出去，将天宫让与我，便罢了；若还不让，定要搅攘，永不清平!”作者通过各种神化了的人物，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腐朽和罪恶，反映了人民蔑视封建统治权力，敢于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但是，《西游记》描写的是取经的故事，书中带有宗教迷信的色彩，宣扬了因果报应、宿命论的思想，这是它的不足之处。

汤显祖和《牡丹亭》

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若士，江西临川(今抚州)人。他自幼好学，博览群书，除精通古文诗词外，对诸子百家、天文地理、医药卜巫也无不通晓，早年即有文名。但因为人刚直，不肯俯事权贵，至34岁才中进士。万历十二年(1584)任南京太常寺博士，5年后升为礼部主事。不久，因上疏揭露时政弊端，抨击执政阁臣申时行的专横与任用私人，并对明神宗进行讽谏，被贬为广东徐闻县典史。后改任浙江遂昌知县，他废除酷刑，修建书院，并下乡劝农，有古循吏风，遭到政敌的中伤，遂辞职还乡，在玉茗堂专事写作。汤显祖思想上受李贽进步思想的影响，在-上与东林党人邹元标、顾宪成等关系密切，在文学上反对复古和拘泥格律，主张抒写性灵，表现内心的真实感情。著有传奇作品《紫钗记》《还魂记》(一名《牡丹亭》)《邯郸记》和《南柯记》4种，合称《临川四梦》或《玉茗堂四梦》，对封建礼教和当时的黑暗-进行抨击。另有诗文《红泉逸草》《问荆邮草》《玉茗堂集》等多种。

《牡丹亭》是汤显祖的代表作，汤显祖自己也说：“一生四梦，得意处惟在《牡丹》。”它通过官宦小姐杜丽娘与书生柳梦梅的神奇的爱情故事，鞭挞了吃人的封建礼教。女主角杜丽娘是福建南安郡太守杜宝的女儿，天生丽质，聪慧娇艳，自小接受家庭和塾师的封建伦理道德教育，幽居深闺，生活拘束而单调。后来，读了《诗经》中的爱情诗篇，观赏了花园的大好春光，激起了她的个性觉醒和对爱情的憧憬，在梦中与一少年书生大胆幽会、梦醒后因相思得病，恹恹而亡。广州书生柳梦梅去临安应试，路经南安郡，拾得杜丽娘画像，深为爱慕，得杜丽娘幽魂再现，一见钟情，订立婚约。冥府判官同情杜丽娘的遭遇，让她死而复生，后来几经曲折，终于与柳梦梅结为终身伴侣。剧本通过杜丽娘这一光辉形象，表达了在封建专制主义的重压之下，青年男女追求个性解放、争取爱情自由和婚姻自主的呼声，抨击了封建礼教的虚伪和腐朽及其对美满幸福生活的摧残。作品不仅具有进步的思想内容，而且曲文写得清新流丽，人物的内心描写细致真实，语言丰富多彩，是我国戏曲史上一部浪漫主义的杰作。它一问世，便“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沈德符：《顾曲杂言》)，对戏剧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舞台布景的出现

中国的古典戏剧，一向是在空舞台上演出的，舞台上没有近似自然景物的布景，连道具也很少用。剧情中的景物描写，主要通过演员的虚拟表演间接地表现出来。明万历年间，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大官僚地主养优成风。一些大官僚在退职闲居之后，往往组织大规模的戏班，称为“家班”，以供自己娱乐。这种家班具有比较优越的经济条件，开始尝试在演出中使用舞台装置。据张岱《陶庵梦忆·刘吉晖女戏》的记载，当时有个刘吉晖的女戏班，在演出《唐明皇游月宫》(可能是明传奇《彩毫记》中的一出《游玩月宫》)时就使用了布景。帷幕拉开，舞台上恍如月宫，白兔捣药，桂树婆娑，吴刚倚立，嫦娥中坐，云气五色，月光满晖，真是神奇境界。到清代康熙年间，这种舞台布景在《长生殿》和《桃花扇》的演出中，又有新的发展。不过，后来随着地主家班的逐渐衰落，这类舞台装置未能继续发展下去。而一般的民间职业戏班，限于经济条件，又搞不起这种花钱的布景。所以，舞台布景在中国的古典戏剧中未能发展成为传统。到了近代，西方的话剧传入我国，舞台布景才逐渐被其他剧种所采用，中国的古典戏剧才普遍使用布景。

解缙

解缙(1369—1415)，字大绅，江西吉水人。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进士，授中书庶吉士，年少才高，为太祖所重。因上万言书，直陈政令得失，又代人起草奏疏，为李善良辨白，罢官，回原籍讲学。建文时召为翰林待诏。建文四年(1402)，成祖即位，设内阁，与黄淮、杨士奇等共7人入阁预机务，官至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永乐元年(1403)，奉命主持编修《永乐大典》，于永乐五年(1407)完成，很受成祖重视。因劝帝定储，为汉王朱高煦所忌。永乐五年，以“泄禁中语”“廷试读卷不公”谪广西右参议，改交趾。永乐八年(1410)入京奏事，适成祖不在京师，谒太子而还，汉王告其私觐太子“无人臣礼”，下狱，后在狱中被杀。著有《春雨杂述》《解文毅公集》。

《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类书。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朱棣敕命翰林侍读解缙主持编纂，参与其事者147人，第二年完成，初名《文献大成》。成祖认为采摘不广，记载太略，继命太子少师姚广孝(1335—1419)与解缙同为监修，翰林学士王景(1336—1408)等为总裁重修，于南京文渊阁开馆，参与其事者2 169人，以皇家图书馆文渊阁所收宋、元御府藏书为基础，并派员至全国征集经史子集释藏道经等，辑录先秦至明初书籍七八千种，于永乐五年告竣，更名为《永乐大典》，正文22 877卷，凡例、目录60卷，装订成11 095册，约3亿7千万字。

《永乐大典》是百科全书性质的类书。举凡经、史、子、集、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等，无不统括在内，资料广博，为中国古代文化成果的宝库。全书体例按《洪武正韵》的韵母分列单字，按单字分类汇辑与这一单字有关的天文、地理、人事、名物以及诗文词曲等各项内容，即所谓“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所引材料，或整部、或整篇、或整段辑入，均照录各书原文，一字不易，因而许多宝贵的文献能赖以保存。清修《四库全书》时，从中辑出佚书385种，共4 926卷。其中包括有晋杜预《春秋释例》、唐林宝《元和姓纂》、宋薛居正《旧五代史》、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这样的重要著作。

《永乐大典》原只编写了一部，并未付印。嘉靖四十一年(1562)明世宗朱厚命阁臣首辅徐阶(1494—1574)监督儒臣109人摹写了副本，至隆庆初年完成。原本藏南京，毁于明亡之时；副本藏北京，入清以后也渐散失。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四库全书馆时已散失2 400多卷，剩下9 677册。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永乐大典》遭受了浩劫，后只剩下64册。世界上现存的《永乐大典》约只370多册，远非全貌，这是我国文化史上一个无法估量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