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style="LINE-HEIGHT: 150%"> 三、能力培养目标：
1.在教师指导下，思考清朝前期闭关政策的影响，以提高辩证地观察和分析事物的能力。
2.在教师指导下，对比明清两代资本主义萌芽的情况，以提高比较分析的能力。
一、清朝前期农业的继续发展
1.康熙帝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措施
2.农业的发展
二、清朝前期工商业的繁盛
1.手工业的发达
2.商业的繁荣
三、闭关政策
1.清朝统治者实行闭关政策的原因
2.闭关政策的影响
四、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发展
1.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增长
2.腐朽的封建制度阻碍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教学要点
一、本课的重点是清朝前期的闭关政策和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增长；难点是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障碍。
二、“清朝前期农业的继续发展”一目，首先叙述清朝前期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历史背景，主要是叙述康熙帝所采取的一些重大措施，即奖励垦荒屯田，重视兴修水利，多次减免租税。教材对这些措施未详加介绍，讲解每项措施时，可利用后面资料和注释中提供的史料各举一至二个具体事例加以说明。这些措施的实行，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雍正帝继承父业，使经济继续朝前发展。到乾隆帝时，社会经济呈现繁荣景象。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康乾盛世”的出现奠定了物质基础。《康熙南巡图》的插图，在讲解康熙帝重视兴修水利时可指导学生观看，但不要求学生掌握。
接着，教材叙述了清朝前期农业发展的情况。讲解时，应着重突出以下几点：1.耕地面积的扩大与人口的增长；2.粮食产量的大幅度提高；3.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教材中提到几种耕作方法的改进，教师只要指导学生阅读有关注释即可，不必多作补充，以免增加学生负担。课本上竖写的清政府劝告民众广种经济作物的文告引自《湖南省成例案》，此文告及小字部分，教师均可不讲，由学生自行阅读，但不作为要求。
三、“清朝前期工商业的繁盛”一目，首先概述清朝前期手工业的发展情况，着重介绍了云南的采铜业，苏州、南京、广州的丝织业和景德镇的制瓷业，讲解时可适当利用后面资料和注释中的材料加以补充，并指导学生观看《苏州繁华图》(不要求记忆)。
教材接着叙述了清朝前期的商业，然后稍带略述清朝的住宅和家具，并附有两幅插图。由于篇幅限制，这部分内容均作小字安排，教师不必讲解，学生有兴趣可自己阅读、观览，但不作为要求。
四、“闭关政策”一目是本课的重点之一，包括清朝前期统治者实行闭关政策的原因及其影响两个内容。讲解时，教师应先讲清闭关政策的含义。“闭关”一词的含义原指关闭城门，如《易·复》：“先王以至日(指冬至日、夏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引申为断绝往来，如《史记·张仪列传》：“大王诚能听臣，闭关绝约于齐，臣请献商、于之地六百里。”闭关政策指的就是清政府限制和禁止对外交通、贸易的政策。关于清前期实行闭关政策的原因，应按教材所写，讲明以下两点：1.清朝前期，封建的自然经济比较稳定，不需要外来商品可以自供自给。这种封建的自然经济，是造成清朝统治者固步自封，虚骄自大、闭关自守的根本原因。2.从18世纪下半期起，中国的封建社会已处于“衰弊陵夷之际”，清朝统治者害怕外国商人与沿海人民接触，会“滋扰生事”，推翻它的统治。关于闭关政策的影响，可分为正、反两个方面加以阐述。正面的，是对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活动起过一定的自卫作用。这里要注意“一定的”这个限制词，不可过分夸大。闭关政策毕竟是一种消极落后的政策，终究无法阻挡西方殖民者的侵略。因为中国能否抵挡住外国的侵略，决定于中国与外国的力量对比，实行闭关政策并不能削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相反却妨碍了中国的发展，导致了经济的停滞和倒退。对于闭关政策的这种反面影响，可适当补充后面资料和注释中所列举的一些具体材料，着重讲清两点：1.使中国丢掉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权，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2.使中国与世隔绝，不能同外国进行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的交流。其严重的后果，是使中国逐渐在世界上落伍了。
本目的一段小字，教师可指导学生阅读，以加深学生对闭关政策的理解，但不要求学生掌握和记忆。
五、“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发展”一目，叙述了清朝前期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发展及其受到封建制度阻碍的情况，是本课教学的又一重点。
关于清朝前期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发展，讲解时可先引导学生回顾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情况，然后讲清它在清朝前期发展的几个具体表现：1.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手工业部门和地区，比明朝增多。除了苏州的丝织业以外，云南的采矿业、四川的制盐业、台湾的制糖业、陕西的伐木业、北京的采煤业也都出现了雇佣关系；2.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规模比明朝扩大。如江南的丝织工场，有的已拥有五六百台织机；3.许多大商人向手工业生产投资。如江南有些大商人，把织机和原料交给小机户，付给报酬，织出丝织后再收上来出售赚钱。这样，他们就把小机户变成雇佣工人，自己则同大机户一样，成为早期的资本家。教材中的两段小字和一幅插图，具体介绍了清前期云南采矿业和景德镇制瓷业的情况，有助于学生加深对当时的资本主义性质手工工场的了解，可鼓励学生阅读和观览，但不作为要求。
关于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受到封建制度的阻碍，讲解时应先对学生指出，清朝前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是非常缓慢的。从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到清朝前期，时间过去了两个世纪左右，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始终还处于萌芽状态，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很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占居统治地位。清朝前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之所以如此缓慢，是因为它遇到腐朽的封建制度的严重障碍。接着，再具体剖析封建制度妨碍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表现：1.封建所有制的束缚。残酷的封建剥削使农民赤贫如洗，无力购买手工业品，限制了手工业产品的销路。封建地租的剥削率很高，又驱使地主和商人把他们的钱财用于购买土地，影响资本主义手工业的扩大再生产。2.封建政府的压制。清政府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采取了许多妨碍手工业生产和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措施，主要的有：实行闭关政策，严格限制海外贸易；在国内广设关卡，对商品征收重税；严格控制手工业的生产规模，如建立受官府控制的行会，制定行规限制雇工人数、产品品种、控制原料分配，限制产品销售的价格和地区范围等。
六、最后根据课文前头的提示，对本课内容进行小结，指导学生回答思考题，并让学生认识本课重点即后边开列的重要年代、人名和词语。康熙帝奖励垦荒屯田
康熙帝即位以后，全国仍然存在大量荒地，如四川地区，直到1671年(康熙十年)还是“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王先谦：《东华录》康熙朝卷11)。他积极奖励垦荒屯田，并采取了许多措施。一、实行“更名田”。明朝藩王占领的大批庄田，在明末农民战争中有一部分被佃农收回占耕，另一部分已经抛荒，在清初被农民重新开垦耕种，还有一部分处在荒芜之中。1669年(康熙八年)下令“将前明废藩田产给予原种之人，改为民产，号为更名地，永为世业”(《清通典·田制》)。二、承认农民对开垦荒地的所有权。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河南的《垦荒事宜》规定：“凡地土有数年无人耕种完粮者，即系抛荒，以后如已经荒熟，不许原主复问”，并“给予印信，永准为业”(《清文献通考》卷1)。三、放宽开垦荒地的起科年限。从1671年起到1684年，将各地所垦荒地的起科年限由原定的三年改为四年或六年、十年。1679年后浙江沿海地区虽恢复三年起科，1684年其他一些地区也恢复六年起科，但山西等地仍保持十年起科的事例。四、为垦荒屯田者提供一定的生产资料。规定：“流移者给以官庄，匮乏者贷以官牛，陂塘沟洫，修以官帑”(《清圣祖实录》卷25)。五、以劝垦多寡考课官吏。规定：地方官“有田功者升，无田功者黜”(《清文献通考》卷2)。
资料和注释
康熙帝重视兴修水利
康熙帝对兴修水利极为重视。亲政以后，他把“三藩”、河工和漕运列为首先要解决的三件大事，“书而悬之宫中柱上”，以备日夜观看思考。在他当政期间，水利的兴修取得了很大成绩。自宋代以来，黄河下游河道从河南经苏北，在淮阴附近与淮河、运河汇合入海。由于黄河年久失修，河水挟带的大量泥沙堵塞了河道，不仅影响漕运，使通过运河北上的漕粮受到阻滞，而且年年决口泛滥，使河南、安徽及苏北年年受灾。1677年(康熙十六年)，康熙任命水利专家蕲辅为河道总督，总管修河事宜。他组织大批民工，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将“淮黄故道，次第修复”(《清史列传·蕲辅传》)，不仅畅通了漕运，而且大大减轻黄河中游和淮河沿岸地区的水患威胁。康熙时，还组织民工修浚永定河，开挖了一条二百多里长的新河道，使“往年永定河冲决之处”，“斥卤变为膏腴，不下数百十顷”(《清圣祖实录》卷256)。此外，康熙时还多次修筑海宁、海盐的海塘。
康熙帝多次减免租税
康熙帝认为：“民为邦本，勤恤为先；政在养民，蠲租为急”(《清圣祖实录》卷244)。从康熙初年起，凡遇水旱灾害，皆“全免”赋税。从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起，为减轻人民负担，又几乎每年对一省或几省实行“普免”，即免征全年赋税。从1711年(康熙五十年)起，由于户部已库存大量银两，又宣布每省分三年轮免赋税。三年中计免“天下地丁”赋银三千八百多万两(《清史稿·食货志》)。据户部的统计，从康熙元年到四十九年，不到50年的时间，全部蠲免的赋税“共计已逾万万”(《清圣祖实录》卷244)。另外，康熙帝还宣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清史稿·食货志》)，规定从康熙五十年以后增添的人丁，永远不再增加赋税。
《康熙南巡图》(插图)
此画为清初画家王(1632—1717年)所作。王系江苏常熟人，少年时就长于山水画，后来师从著名画家王鉴、王时敏，画艺大有长进。康熙时，供奉内，奉诏作《康熙南巡图》。此画现藏故宫博物院，原作为长卷，这里截取的局部，表现的是康熙帝到绍兴府祭禹陵的情况。图上右上角是禹陵的一隅，院内已有一些官民跪迎皇帝驾临。图下部络绎不绝的队伍是随从康熙巡游的各部诸臣，扛豹尾枪列队前进的是护卫康熙帝的豹尾班。康熙帝在豹尾班的前面，图上没出现。河里的船是康熙和随从们乘坐的。
清朝前期的一百多年里，耕地面积增加了40%以上
从顺治到乾隆的一百多年里，全国垦田面积的总额为：
顺治十八年(1661年)5 493 576顷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6 078 430顷
雍正二年(1724年)6 839 914顷
乾隆十八年(1753年)7 080 000顷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7 414 499顷
嘉庆十七年(1812年)7 915 251顷
(以上资料见王庆云《熙朝纪政·历朝田额粮赋总目》，又参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61页《清代耕地面积表》)
人口迅速地增长到3.6亿
在清朝前期的一百多年里，人口统计数字的增长情况如下表。
年代
人口
资料来源
顺治八年(1651年)
10 633 326(丁)
《清世祖实录》卷61
康熙五十年(1711年)
24 621 324(丁)
《清圣祖实录》卷248
雍正十二年(1734年)
27 355 462(丁)
《清世宗实录》卷150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
205 591 017(口)
《清高宗实录》卷725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
313 281 795(口)
《清高宗实录》卷1467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
353 377 694(口)
《清宣宗实录》卷11
道光元年(1821年)
355 540 258(口)
《清宣宗实录》卷27
上表所列数字，顺、康、雍三朝只是丁数，不是人口总数。乾隆以后则是口数，包括大小男妇之数。清代人口统计数字很不准确，特别是实行“落生人丁，永不加赋”以前，有许多人户为逃避徭役与丁税而隐瞒丁口，不包括在国家统计的人口数字之内。不过这些统计数字，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口迅速增长的情况。
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
明代在万历前后，“闽、浙上田［亩］收米三石，次等二石”(《止斋先生文集·桂阳军劝农文》)，亩产米三石或稻谷四五石是当时江南水田的最高产量，而且只是“间有之”(包世臣：《安吴四种·齐民四术》)，不常见的现象。清代前期，江苏苏州高产田丰年“亩常收米三石、麦一石二斗。以中岁计之，亩米二石，麦七斗，抵米五斗”(余金：《熙朝新语》卷9)。浙江嘉兴府海盐、平湖两县，雍乾时一般亩产米可达二石五斗，多者增加一倍(道光《嘉庆府志·食货志》)。江西临川水稻亩产上田谷四石，中田谷三石，下田谷二石(《抚郡农产考略》)。湖北黄梅县水稻，亩可获谷五六石(光绪《黄梅县志·地理志》)。山东青州海田，“每亩可收(稻谷)五六石，次四石”(《授时通考》卷21)。贵州苗人所种水田，“上田每亩岁收谷五石，中田可出四石，下田可出三石”(乾隆《贵州通志·艺文》)。黎平府上田，每亩“丰年可收谷七石，稍次五六石”(爱必达：《黔南史略》)。可见当时江南地区的水田，个别膏腴上田半年高产时可亩产谷五、六石甚至六、七石，一般的也可亩产稻谷二、三石，达到了明代上田的最高产量(明清亩积大小一样，而清代的石稍大于明代的石)。这是就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而言，至于粮食的总产量，由于清代垦田面积的扩大，耕作技术的改进，双季稻、甘薯、玉米种植的推广，其数字更是远远超过了明代。
康熙帝曾在江南大力推广双季稻
康熙帝曾从中南海丰泽园旁边的水田里选育了一种早熟的新稻种──“御稻种”。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他下令在江南地区推广，令苏州织造李煦在苏州试种，第二年又派有经验技术的农民李英贵前去指导。这种稻种第一季的成熟时间平均不到一百天，最短的只有七十天左右，收获后还可再种一季，一年可以连种两季。试种结果，每年平均亩产都在六石以上，可“五年耕而余二年之食”(《安吴四种·齐民四术》)。与此同时，江宁织造曹寅也奉命在南京试种，获得成功。不久，康熙帝又批准在江西、浙江、安徽等地推广试种。
南京、广州等地的丝织业后来居上，超过了苏州
丝织业在明代以苏州最为著名，明清之际遭到破坏，康熙时得到恢复，到雍乾时已有发展。当时，“苏州东城比户习织，专其业者，不啻万家”(乾隆《长洲县志》卷16)。南京的丝织业发展更快，超过苏州而跃居全国之冠。南京的丝织业集中在聚宝门内，居民“业此者不下数千家”，而剪绒的机户，则聚居于孝陵卫一带(甘熙：《白下琐言》卷8)。全城拥有织机3万多张，其中缎机通常由132个部件组成，所牵引的经线一般达9000根，有的多达17000根。所产“江绸”、“贡缎”驰誉全国，时人称：“江绸贡缎之名甲天下”(同上)。广州的丝织业发展也很迅速，到乾隆时已有织工数万人，所产纱绸之精良已远胜于南京及苏州，博得了“广纱甲天下”的盛誉(乾隆《广州府志》卷48)。
景德镇制瓷业的规模比过去扩大
景德镇的制瓷业在明末清初曾遭到严重破坏，后来逐步恢复，到雍乾时期该镇已“广袤数十里，业陶数千户”(道光《浮染县志》卷8)，重新恢复全国制瓷业中心的地位。景德镇的制瓷业有官窑和民窑两种经营形式。官窑于1680年(康熙十九年)重建，有“窑五十八座，除缸窑三十余座烧鱼缸外，内有青窑，系烧小器；有色窑，造颜色”(康熙《江西志》卷27)。据：1740年(乾隆五年)督造官唐英的报告，“岁靡帑项几及万金，而所得之大小瓷器，则岁亦不下数十万件”(道光《浮梁县志》卷首，唐英旧序)。其中所产的带粉五彩(红、黄、蓝、绿、紫)瓷器称为“粉彩”(又称“软彩”)最为驰名，尤“以雍正朝为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鲜妍夺目，工致殊常”(道光《浮梁县志》卷8，唐英《陶冶图说》)。民窑在雍乾年间有二三百区，“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同上)。民窑有三种窑户，自烧自造的叫“囵窑户”，除自烧自造外还代烧官窑或其他户的瓷坯的叫“搭窑户”，专为他户代烧瓷坯的叫“烧窑户”。所产瓷器种类繁多，除官搭民烧的外，其他产品均作为商品投入市场，远销全国甚至国外。
《苏州繁华图》(民间版画)
这幅插图，描绘的是清朝苏州市街店铺林立的景象。此处安排这幅插图是为了说明清朝前期南方商业城市的繁荣情况。
《鸦片战争前北京地安门大街市容》(插图)
这幅插图来源于《东洋文化史大系：清代的亚西亚》一书。它描绘的是北京地安门大街的市容。此处安排这幅插图，为的是说明清代北京商业非常繁荣。
《北京四合院》(插图)
此处安排这幅插图，是为教学提供北京四合院的形象材料。
《清朝家具》(插图)
此处安排这幅插图，是为教学提供清朝家具的形象材料。
清朝统治者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须同外国互通有无
乾隆帝给英王的敕谕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梁楠：《粤海关志》卷23)。嘉庆帝的上谕也说：“天朝富有四海，岂需尔小国些微货物哉?”(《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四)
西方殖民者对中国的侵略活动
从16、17世纪起，西方各国开始进行资本原始积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资产阶级加紧推行殖民政策，力图把落后民族地区变为供他们掠夺的殖民地。到18世纪，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老牌殖民国家相继衰落，英国、法国、比利时、瑞典等国的殖民势力继之而起，先后侵入中国。刚刚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美国，也紧随它们之后，积极向东方扩充势力。英、法、美等国，先后在广州设立商馆或领事馆，企图打进中国市场，展开侵略活动。他们采取海盗手段，在中国沿海抢劫中国商船，掠卖中国人口。如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英属一艘港脚船，以厦门商人拖欠款项为借口，将一艘中国帆船强行截至印度马德拉斯，拍卖船上货物，得银8万两。1785年(乾隆五十年)英国占领马来亚槟榔屿后，东印度公司就在广州掠买中国人口，输往这块殖民地做工。他们还肆意侵犯中国主权。如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法国驻广州领事，竟提出“有权处理自己国家的同胞之间的争端”的要求，甚至要求当中国人与法国人发生争执时，“要找他解决”。这些西方殖民者，还阴谋侵占中国的领土。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国派遣以马戛尔尼为首的使团来到中国，向清政府提出一系列要求，其中的一项要求就是：于珠(舟)山附近划一未经设防之小岛，归英国商人使用，以便英国商船到彼郡得收歇，存放一切货物，且可居住商人。这些无理要求遭到清政府的拒绝后，英国殖民者便不断派遣军舰，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挑衅和行凶。1800年(嘉庆五年)，英国船只天号驰进黄埔，无故向中国民船开枪，打伤1人，另有1人落水淹死。1807年(嘉庆十二年)，英国船只海王星号的水手，在广州酗酒行凶，打伤数名中国居民，其中1人于3天后伤重身亡。1808年八月，英国又以英法在欧洲发生战争、法国将侵夺澳门为词，派军舰驶进澳门，“协助”葡萄牙人“防守”。英军在澳门强行登陆，占据三巴寺、龙嵩庙、东西炮台。两广总督吴熊光要求英军撤出澳门，遭拒绝后下令封舱，断绝与英国的贸易。英军开动三艘军舰闯入黄埔，然后乘舢板在广州登陆，住进十三行的商馆，要求与吴熊光“会面”，直至十二月才撤出广州。1809年(嘉庆十四年)，停泊在广东新安县南蛇塘村的英船水手，上岸寻衅，开枪打死中国居民黄亦明、池大河等人，并打伤4人。
清政府严厉限制对外贸易，采取闭关政策
顺治初年，为了对付东南沿海及台湾的抗清势力，清政府下令“片板不准下海”。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统一台湾后，开始开放海禁，允许中国商民出海贸易，并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作为对外通商口岸，但规定禁止炮械、军器、火药、硝磺的贸易。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因为担心本国商人到南洋勾结海寇进行反清活动，除东洋贸易外，严禁中国商人至南洋贸易，只许外商来华贸易。1727年(雍正五年)解除这项-，至1747年(乾隆十二年)又复行禁止。后来，因发现到宁波的英国商船数量不断增加，并带有大量武器，清政府担心“洋船至宁波者甚多，将来番船云集，留住日久，将又成一粤省之澳门矣”(《粤海关志》卷8)，遂以“浙民习俗易嚣，洋商错处，必致滋事”(《清高宗圣训》卷281)为由，于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下令停止厦门、宁波、云台山等港口的贸易，只留广州一个港口与外商贸易，并规定外商不得直接与官府交往，由“广东十三行”办理一切有关外商的交涉事宜。对出口货物的品种也加以限制，除原先规定的不许-出口外，粮食、五金、书籍也严禁出口，丝茶的出口品种和数量也有一定限制。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又制定《防夷五事》，规定外国商人在广州必须住在政府指定的行商的会馆中，并不许在广州过冬，中国商人不得向外国商人借款或受雇于外商，不得代外商打听商业行情。
“广东十三行”
“广东十三行”指的是广州的洋货行，简称“洋行”，俗称“十三行”。“十三行”之名是沿袭明代的旧称，实际行数各个时期有多有少，并不一定是13家，如康熙年间只有“行口数家”，乾隆十六年则有洋行26家(阮元：《广东通志·经政略》)。广东十三行是经清政府特许设立的对外贸易组织，充当行商必须报清政府批准，并由其他行商保举。他们垄断对外贸易，所有外国进口货物均由其承销，内地出口货物亦由其代购，并负责规定进出口货物的价格。同时，他们又受清政府委托行使一定的外交权，负责向外商征收进口货税，并代政府经办一切同外商的交涉事宜，如代为传达政令，送交外交公文，转递外商的意见、禀帖等。这种公行，带有官商的性质，是一种封建性的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
闭关政策使中国失掉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权，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
中国一直是对外贸易的出超国，有发展贸易的有利条件。但清政府害怕国内人民和外国人勾结“滋事”，实行闭关政策，千方百计限制商人出海贸易，如规定出海商船不能超过500石，“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76)，乘船出海的客商、水手“各给腰牌，刻姓名、年貌、籍贯，庶巡哨官兵易于稽查”(《清文献通考》卷33)。由于-森严，中国大商人都视远洋贸易为畏途。即使有个别商人想与外商展开竞争，也因清政府的打击而无法开展业务。如康熙时上海大商人张元隆想打造100艘远洋帆船，与外国商船竞争，即被江苏巡抚张伯行诬为结交海盗，非刑逼供。早就活动在东南亚各地的中国商人和华侨，清政府也不给予支持，如雍正帝就说：“此辈多系不安本分之人，若听其去来任意，伊等益无顾忌，轻去其乡而飘流外国者益众矣。嗣后应定限期，若逾限不回，是其人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朕亦不许令其复回。如此则贸易欲归之人，不敢稽迟在外矣。”(《清文献通考》卷33)中国商人和华侨出国贸易受到阻挠和打击，对外贸易的主动权和高额利润便长期落入外国商人手里而为他们所垄断。明代以前一直居于世界先进地位的造船业和航海业，也随之衰落下来，往日出没于东南亚海面的中国大型船队遂告绝迹。此外，清朝的闭关政策还严重地阻碍了其他生产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例如，在中国出口货物中占有很大比重的茶叶，主要产于福建、安徽等地，清政府不准就近从海上出口，必须经陆路运往广州再出口。经陆路长途运输，不仅时间长，茶叶容易变质，而且被沿途的关卡层层敲诈勒索，又增加成本，这对茶叶生产的发展显然是个障碍。
云南的采矿业、四川的制盐业、台湾的制糖业、陕西的伐木业、北京的采煤业，都出现了雇佣关系
清代云南的铜矿，投资经营者都是来自川、湖、江、广的大商人，“每开一厂，率费银十万、二十万两不等”(《清经世文续编》卷26，唐炯：《筹议矿务拟招集商股延聘东洋矿师疏》)。采矿的劳动者，有的按月支领工价，去留随其自便，名为“招募砂丁”，又称“月活”；若是矿里偶尔缺人，临时招募添补者，“特名雇工”(民国《新纂云南通志·矿业考》)。这些长期受雇的“招募砂丁”和临时受雇的“雇工”，基本上是雇佣工人，雇主同他们的关系是资本的雇佣剥削关系。还有一些采矿的劳动者，开始“不受月钱，至得矿时，与硐主四六分财”，称为“亲身兄弟”(同上)。这些人颇似小手工业者，但后来也逐渐分化，一部分人转化为小业主，另一部分人转化为雇佣工人。
四川的制盐业在雍、乾、嘉三朝得到飞速的发展，如富荣地区雍正时有盐井298，煎锅755，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盐井增至413，新开火井10，煎锅达1001。盐厂的生产规模很大，分工很细，“大盐厂如犍(为)、富(顺)等县，灶户、佣作、商贩各项，每厂之人以数十万计。而沿边之大宁、开县等厂，众亦以万计”(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10)。盐工除来自本省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还有外省的流民。他们聚集在各盐场的劳动力市场等待雇佣，如大宁“境内盐厂日聚数千人，待哺者众”(同上卷9)。受雇充当盐工后，“论工受值”(光绪《大宁县志·风俗》)。
台湾的制糖业在清代有较大发展。康熙年间，台湾、凤山、诸罗三县，“每岁所出蔗糖约六十余万篓，每篓约一百七八十斤”(《赤嵌笔谈》)。制糖的手工工场叫作“糖”，每个糖雇佣的工人有“糖师二人，火工二人，车工二人，牛婆二人，剥蔗七人，采蔗尾一人，看牛一人”，“工价逐月六七十金”(黄叔：《台湾使槎录》卷1)。
陕西的伐木业，以南山地区较为发达。如县有老林深广数百里，“材木之利，取之不穷”。“有力之家，捐重资，聚徒众”，雇工入山开设木场进行采伐。大的木场，每到冬春“匠作销运佣力之人，不下数万”，小的木场“亦数十人”(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14)。
北京的采煤业，据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工部衙门的报告，郊区的西山和宛平、房山两县，共有旧煤窑750座，在采的煤窑273座(《清代抄档》，乾隆二十七年正月十一日史贻直等奏)。其中，有些煤窑系由商人出资开采的，有大批受雇佣的“窑夫”。
许多大商人向手工业生产投资
清朝前期，江南地区出现了许多向手工业投资、直接支配手工业生产的大商人。例如南京、苏州的丝织业中，有许多由“饶有资本之绸商”组成的“帐房”，拥有大量的资本、原料和织机。据记载，南京的“大帐房”李扁担、陈草包、李东阳、焦洪兴等，“咸各四五百张织机”(《申报》光绪十二年二月六日)。他们将织机和原料交给小机户。“小机户”在“家中置木机从事织造”(《清续文献通考》卷385)，“织成送缎，主人较其良楛(kǔ粗糙)”，付给一定报酬(陈作霖：《凤麓小识》卷3)。“帐房”再将收上来的丝织品转卖出去，赚取利润。这样，“帐房”实际上就控制了“小机户”，使“小机户”变成在自己家中为他们工作的雇佣工人。有的“帐房”除把织机分给机户为他们纺织外，还自己开设手工工场，直接雇佣机工纺织绸缎。这种大商人把资本投入丝织业生产的过程，就是商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的过程。他们和手工工场主一样，都是早期的资本家。
《景德镇瓷器制造工场》(插图)
这幅图描绘的是景德镇瓷器制造工场画坯的工序。从图上可以看出生产规模比较大，在画坯这道工序中又有分工。此处安排这幅插图，可以和课文密切配合，便于学生自学。
地主和商人剥削的钱财，往往买田置地
清代前期的地租很重。当时以实物地租为主，低则收获物的五成左右，高则七成甚至八成以上。例如直隶，“佃户分种，岁取其米”(光绪《畿辅通志》卷71)，安徽“佃人田者，……收而均分之”(《清经世文编》卷36，李兆洛：《凤台县志论仓货》)；剥削率为50%。福建上杭，佃户“与业主四六均分”(王先谦：《东华录》乾隆朝卷24)，剥削率为60%。河南汲县分夏秋两季交租，夏租收麦，“二八分”；秋租收粮，“三七分”，再加“柴草俱归主人”(乾隆《汲县志》卷6)，剥削率高达80%以上。根据嘉庆年间34件主佃纠纷案件的资料统计，其中地租率不满50%的占1/3，其余2/3的地租率均在50%或超过50%(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刑部抄档)。
由于封建地租很重，许多地主和商人认为“凡置产业，自当以田地为上”(钱咏：《履园丛话》)，把剥削来的钱财，大部分用于买田置地。如嘉庆年间皖南旌德汪承翰在分家之后，得到八分土地一间房。他经营布业，置买厂房，购买土地，很快就买了八百多亩地，连质田在内共达千余亩，成为当地手屈一指的大地主。衡阳木材商人刘重伟经营木材成为“万金之家”，到他子孙时，已有“田至万亩”(同治《衡阳县图志·货殖》)。
附一：课堂思考题答案提示
1.想一想，闭关政策对清朝有什么影响?
答：对清朝来说，闭关政策曾在一定程度上起过抵制西方殖民侵略的自卫作用。但是，它使中国丢掉了对外贸易的自主权，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同时由于与世隔绝，也妨碍了同国外的科学技术交流，从而导致了中国的落后。
2.想一想，与明朝中后期相比，清朝前期的资本主义萌芽有哪些发展?
答：(1)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手工业部门和地区比明朝增多；(2)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规模比明朝扩大；(3)许多大商人向手工业生产投资，转变成为早期的资本家。
附二：练习题答案提示
一、B
二、残酷的封建剥削，使农民极端贫困，无力购买手工业品。封建地租很重，地主和商人剥削的钱财，往往买田置地，影响手工业的扩大再生产。清政府禁止海外贸易，又在国内设立关卡，对商品征收重税。严格控制手工业生产规模。
附三：本课参考书目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下册，第八章第七节，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
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九册，第四章第二节(二)(三)，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十册，第六章第一节(一)、第二节(一)、第三、四节，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版。
《中国史稿》编写组：《中国史稿》第七册，第四、六章，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版。
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元明清卷，第三编清，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版。
李洵、薛虹主编：《明清史》，第七章第一、三节，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
李龙潜著：《明清经济史》，第三章第四节，第四章第一、三、五节，第五章第三节，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版。
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一册第六章第一、三节，第七章第一、二节，第二册第十六章第一节，人民出版社1980、1984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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