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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课 君主专制-的顶峰

    理解、分析问题的能力。

      2.指导学生分析秦始皇焚书坑儒、明朝用八股取士与清朝大兴文字狱的严重后果,以培养、提高其综合分析和认识历史问题的能力。

      教学要点

      一、从议政王大臣会议到军机处

      1.清初的中央行政机构

      2.军机处的设置

      二、严酷荒唐的文字狱

      1.清朝前期的文字狱

      2.文化专制政策的危害

      三、满洲贵族逐渐腐败

      1.统治阶级的奢侈腐化

      2.官场贪污成风

      教学要求和建议

      一、本课的重点是军机处的设置与文化专制政策的危害。

      二、“从议政王大臣会议到军机处”一目,从清朝中央行政机构的发展过程,反映封建君主专制发展到顶峰的情况。其中,军机处的设置,是君主专制发展到顶峰的关键措施,也是本课的教学重点。

      本目教材首先叙述了清朝初期中央行政机构设置的情况,讲解时可先引导学生回顾明朝中央行政机构的设置,然后指出,清入关后,一方面仿照明朝制度,在中央设立内阁和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另一方面又保留自己民族原有的由满洲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清朝的内阁与明朝名同而实异,并没有什么实权。实权掌握在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手里,凡军国大事皆由它会议裁决,就连皇帝也无权更改,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存在,不仅架空了内阁,也限制了君主的权力。这种-体制,使权力分散于满洲的王公贵族手里,因而接连出现大臣专横擅权的局面。

      教材接着叙述清朝统治者加强君主专制的情况。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发展史上,皇帝是全国的最高统治者。皇权是专制集权制度的核心。皇权的扩张和缩小,标志着专制集权发展的程度。清朝是我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君主专制特别强大,这是宋朝以来专制集权-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一方面,清朝统治着一个版图辽阔、人口众多、有着许多民族的大国,统治者本身又是一个少数民族,需要集权中央,才能有效地维持统治,并保障满洲贵族的特权地位。在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上,中央的集权,必然表现为君主专制的加强。另一方面,清朝建立之时已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晚期,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尖锐,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日益发展,这也促使清朝统治者强化君主专制,以便加强其镇压和控制的力量,阻止封建制度的瓦解。清朝加强君主专制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康熙帝处置鳌拜,结束了权臣专横的局面。而雍正帝设置军机处,则是加强君主专制的关键性措施。军机处的裁决权完全出自皇帝,皇帝的命令由军机大臣跪受笔录,传达给中央各部和地方官员执行,中央的六部官员和地方的军政首领也就直接听从他的指挥。此后,议政王大臣会议成为虚设,至乾隆时撤销;内阁也成为虚设的机构。这样,全国的军政大权完全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君主专制发展到了顶峰。本目的一段小字和《军机处》《乾清宫》两幅插图,如时间许可,教师可指导学生阅读、观看,但不要求记忆。

      讲完本目内容,指导学生回答教材里的第一道思考题:“想一想,清朝君主专制是怎样发展到顶峰的?”也可等全课讲完后,再指导学生回答。

      三、“严酷荒唐的文字狱”一目,首先点明了清朝统治者一再兴起文字狱的原因,即“为了从思想上控制人民”,“压制知识分子的反清思想”。这是由于清朝进一步加强君主专制,为了树立专制君主的-威,不许人们有丝毫的不满和反抗。同时,又由于当时清朝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而存在尖锐的民族矛盾,许多汉族知识分子鼓吹反清思想和民族意识,为了维护清朝的统治,便不惜以残暴的手段加以镇压。

      接着,教材叙述了“明史案”和“胡中藻狱”,教师可按教材所写讲述,不必补充太多材料。有关“明史案”的一段小字、“胡中藻狱”的一段小字,教师可不讲解,学生有余力者可自行阅读,但不作为要求。

      教材最后叙述了清朝的文化专制政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这是本课教学的又一重点。讲解时,可适当利用后面资料和注释中的材料加以补充,着重讲清以下两点:1.清朝的文字狱从康熙到乾隆,时间持续了一百多年,而且愈演愈烈,次数之多,规模之大,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其残酷远远超过历代的文字狱。2.由于清朝的文字狱特别残酷,危害也特别严重。它迫使许多知识分子逃避现实,不敢过问-,从而摧残人们的聪明才智,禁锢人们的思想,形成“万马齐喑”的局面,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四、“满洲贵族逐渐腐败”一目,主要通过统治阶级的奢侈腐化和官场贪污成风两个方面来说明满洲贵族的逐渐腐败。

      乾隆后期,满洲贵族逐渐腐败,其突出表现是统治阶级的奢侈腐化。上一课教材讲到,从康熙到乾隆,社会经济呈现繁荣景象,历史上称这一时期为“康乾盛世”。乾隆时代,则是“康乾盛世”的鼎盛阶段。这时候,社会经济得到较大的发展,社会财富大量积累起来。官僚、地主和商人,依仗他们的-和经济特权,压榨农民和手工业者,把许多财富聚敛到自己手里,过着骄奢-佚的生活,到乾隆后期形成了一股奢靡之风。乾隆皇帝是这股奢靡风气的带头人物,教材便以他的奢靡生活来反映当时统治阶级的奢侈腐化。乾隆帝生活荒-奢侈的具体事例很多,讲解时可适当利用后面资料和注释中的材料,叙述他六次南巡的靡费情况。然后再指出,“上梁不正下梁歪”,皇帝生活这样豪华,下面的王公贵族,文武百官、大地主和大商人,也莫不是奢侈无度,纸醉金迷。尤其是满洲亲贵,沾染奢华腐朽的习气更甚,所谓“起居服食之美,首以旗员为最”(《清朝野史大观·阿财神》)。教材中有一段叙述乾隆帝为皇太后祝寿的小字和《崇庆太后万寿图卷》《金发塔》的插图,为节省课时,教师可不讲解,学生有余力者可自行阅读、观览,但不作为要求。

      满洲贵族腐败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官场贪污成风。官场的贪风是与贵族官僚的奢侈生活紧相伴随的,而乾隆帝的腐化则是官场贪风的总根子。教师可根据教材的内容进行讲述,着重讲清以下两点:1.乾隆帝为了维持奢靡的生活,巧立名目,勒索官吏、商人和百姓。官吏为了孝敬皇帝,便大肆贪污纳贿,搜刮钱财。后来薛福成曾评论说:乾隆时贪污盛行,“非其时人性独贪也,盖有在内隐为驱迫,使不得不贪者也”(《庸庵笔记·入相奇缘》)。这里所说的“在内隐为驱迫”,指的是这些官吏为保全自己的官位和身家性命,而被迫向皇上孝敬钱财。此话点出了乾隆帝实为官场贪风之源的奥秘,可谓一语中的。教材中有一段小字叙述乾隆帝勒索官吏、商人和百姓的具体事例,教师可以不讲,学生有余力者可自行阅读,但不作为要求。2.整个官场,贪污、索贿成风。和贪污所得,除无法估价的大量珍宝、古玩和字画外,现金以及能够估价的财产多达一二千万之巨,是一个突出事例。教材有一段小字叙述和的简历和被抄家产情况,并附有其一处家产的插图《和的淑春园石舫》,教师可不讲解,由学生自行阅读,也不作为要求。

      本目教材最后一段小字,叙述在清朝专制-的高压政策和统治者的残酷剥削下,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它与统治阶级骄奢-逸的生活恰成鲜明的对照,说明在所谓“康乾盛世”的时代,仍然存在十分尖锐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对抗。教师可指导学生阅读这段小字,但不要求学生掌握和记忆。

      五、讲完以上内容,教师可按课文前面的提示对本课进行小结。如有时间,可组织学生讨论秦始皇焚书坑儒、明朝用八股取士和清朝大兴文字狱的严重后果。

      资料和注释

      清初内阁的设置

      清朝入关前,于1629年(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设立文馆(满语称笔帖赫包,汉译书房),以“翻译汉字书籍”,“记住本朝得失”(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三年四月),属于文化学术机构的性质。1636年(天聪十年)十月,皇太极即皇帝位。登基之前一个月,他下谕在文馆的基础上扩建为内三院,作为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中枢辅佐机构。内三院即:内国史院,负责撰拟诏令、编撰文书等;内秘书院,负责掌管和起草对外文书与敕谕等;内弘文院,负责讲经注史,颁布制度等。入关之后,1658年(顺治十五年)又仿照明朝制度,将内三院改为内阁,由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学士、侍读学士等组成,负责起草、传达诏令,进呈题疏,代批拟旨等。清朝的内阁名义上居中央辅政机构之首,但没有明朝中后期内阁那样的实权,因为在雍正之前军国重务实操于议政王大臣会议之手,雍正之后又转归军机处掌握。内阁的最高长官大学士,虽然品极位崇,实际上只是皇帝的私人秘书,为皇帝缮写文书和谕旨而已。

      议政王大臣会议

      清朝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其雏形出现于努尔哈赤创建后金之时。1622年(明天启二年,后金天命七年),努尔哈赤按照部落贵族共同议事的传统,令八旗旗主即八大贝勒(亦称八王)“共治国政”,参加后金的决策会议,共同处理军国要务。第二年,又设八大臣以辅佐之,称议政大臣,与八旗旗主一起议政。皇太极嗣位后,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力,有意识地抑裁大贝勒的权力,并逐步提高议政大臣的地位,“设八议政大臣……总理一切事务,与诸贝勒偕坐议政”(蒋良骐:《东华录》卷1)。1637年(崇德二年),最后确定了议政王大臣会议作为中央辅政机关的地位。议政王大臣会议又称“国政”,拥有很大的权力,其成员“皆以满臣充之”,“半皆贵胄世爵”(昭:《啸亭杂录》卷2)。他们“协议国政,军国大事,均于此决之”(金梁《满洲秘档·太祖行军琐记》),“诸王大臣签议既定,虽至尊无如之何”(谈迁:《北游录·纪闻·国议》)。  

      清朝初年,实权掌握在满洲贵族手里

      清入关后,顺治帝曾将议政王大臣会议加以扩大,先后任命非满族的范文程、安达礼、宁完我为议政大臣,但议政王大臣会议仍然操纵在满洲贵族手里。一些满洲贵族往往借此压制皇权,出现了大臣专横擅权的局面。例如1661年(顺治十六年)顺治帝病死,议政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受命辅政,辅佐年幼的康熙帝执掌国政。四个辅政大臣中,索尼年老,遏必隆软弱,苏克萨哈势力小,又和鳌拜有矛盾,鳌拜专横跋扈,独断专行。他广植党羽,排斥异己,“文武各官,尽出伊门”(章:《康熙政要·杜奸邪》),不仅事事凌驾于其他辅政大臣之上,而且操纵议政王大臣会议以压抑皇权,多次背着康熙帝“出矫旨”,甚至将官员给康熙帝的奏疏带回家里,同心腹亲信私下商议,“凡事在家定议,然后施行”(《满洲名臣传·鳌拜传》)。  

      军机处的设置

      为了加强君主专制,康熙帝在1677年(康熙十六年)在宫内设置南书房,又名南斋,抽调自己亲信的翰林官入房办事,替他起草重要的上谕或传达谕旨。这个机要班子的设立,实际上削弱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阁的权限,许多重大政务不再交付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许多重要的谕旨也不再交付内阁草拟了。雍正帝时,为了筹备镇压西北准噶尔贵族的叛乱,又于1726年(雍正四年)在户部内设立军机房,在宫内的隆宗门内办公,1729年(雍正七年)正式改为军机处。军机处由皇帝选派亲信的满汉大臣共同组成,开始只是一个暂设的军事行政机构,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处理全国军政大事的常设核心机构,“军国大计,罔不总揽”(《清史稿·军机大臣年表》)。不过,军机处的裁决权完全出于皇帝,军机大臣“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赵翼:《檐曝杂记》卷1)。军机处设立后,议政王大臣会议徒具虚名,至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被乾隆帝明令撤销。内阁也形同虚设。  

      军机处(插图)

      此图是北京故宫军机处照片。教师在讲解军机处的设立时,应叫学生看看这幅插图,以加深学生对军机处的认识。  

      地方的军政首领,直接听从皇帝指挥

      清朝地方行政机构分为省、道、府、县四级。此外,还有与省大体平行的边疆特别行政区。内地18行省设总督和巡抚。总督是兼管两省或三省事务的高级地方官,“掌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饰封疆”。巡抚是负责一省全面领导工作的首长,“掌宣布德意,抚安齐民,修明政刑,兴革利弊,考核群吏,会总督以诏废置”(《清史稿·职官志三》),为名正言顺的地方大吏。这些总督和巡抚,都直接听从皇帝的指挥。地方一切较为重大的政务,他们都必须奏报皇帝。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几个皇帝,对督抚的有关奏报,都通过批示(雍正以后经过军机处)给予具体的指示和安排,督抚必须绝对执行。督抚偶有越轨行为和不顺意之处,立即撤换和查办。边疆特别行政区所设的将军和办事大臣,均由皇帝特简,他们同内地的总督巡抚一样,也必须听命于皇帝的指挥,按照皇帝的命令统领边地的军政要务。

      清朝大兴文字狱的原因

      清朝大兴文字狱,这不是偶然的。首先,这是因为君主专制的统治在清代进一步加强,清为了树立其专制统治的-威,不许人们有丝毫的不满和反抗,稍涉嫌疑,即刀斧随之,严加镇压。其次是由于民族矛盾的存在。清虽然竭力标榜“满汉一体”,实际上为了保护满洲贵族的特权,却是处处贯彻“首崇满洲”的原则,对广大汉族实行民族歧视和压迫的政策。为防范汉族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就特别注意加强思想统治,甚至不惜采取血腥的镇压手段。

      “明史案”

      明末浙江乌程人朱国桢著有《明史》一书,其中部分已刊行,另有部分手稿尚未刊行。清入关后,朱家败落,将未刊行的手稿卖给浙江归安的富户庄。庄请人补写了崇祯朝的史事,充作自己的著作刊行。书中对史实直录不讳,使用明朝年号,并有指斥清朝的词句。1663年(康熙二年)归安知县吴之荣被罢官,为求复职,告发庄。庄向浙江巡抚朱昌祚和督学胡尚衡“纳重赂以免”,并删去书中指斥清朝的词句,重新刻版刊行。吴之荣仍不罢休,购得该书的初刻本,再次告发。清派刑部侍郎查办,结果株连一大批人,酿成大狱。“是狱也,死者七十余人,妇女并给边。”当时庄已死,被挖开坟墓,劈棺戮尸,其弟庄钺也被处死。原礼部侍郎李令晰为该书作序,连同4个儿子一并处死。湖州太守谭希闵刚上任半个月,与推官李焕皆以“隐匿罪”被处绞刑。南浔大富翁朱明与吴之荣有私仇,吴嫁祸于他,说庄书序中所称“旧史朱氏”指的是朱明,朱及其5个儿子皆被处死。归安茅元锡与吴之镛、之铭兄弟曾经参与该书的参校工作,也都被处死。“时江楚诸名士,列名书中者皆死,刻工及鬻书者同日刑”(全祖望:《鲒亭集外编》卷22)。

      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文字狱愈演愈烈

      清入关后,顺治时因忙于镇压南明的武装斗争,顾不上加强文化思想的控制。尽管那时候有大量鼓吹民族思想、反对清朝统治的诗文著作,但很少有以文字获罪的。康熙时,清朝的统治日趋稳定,加紧对文化思想领域的控制,采取严酷的手段对付流行一时的民族思想和反清意识。不过,当时文字狱还不多,最大的案件是庄的《明史》案和戴名世的《南山集》案,这两案都是由于作品中流露不满清朝统治,怀念明朝的民族意识引起的。而且《南山集》一案虽株连达数百人之多,但最后结案时除戴名世处斩外,其他许多人都得到宽释。雍正时,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十分尖锐,他除用文字狱镇压具有反清思想的知识分子,还把它作为打击政敌的手段。案件的数量急剧上升,罪名也愈加苛细,有不少是采取吹毛求疵的办法罗织罪名,锻炼成狱的。雍正帝处治其政敌年羹尧、隆科多的案件,涉及到一些曾依附于他们的文人,他便从这些文人的文字中罗织罪名,严加惩处。如礼部侍郎、浙江海宁人查嗣庭,曾由隆科多荐引。1726年(雍正四年)出任江西考官,因出题“维民所止”,被指为“意在去雍正二字之首”(《清稗类钞·狱讼》),加上“心怀怨望,有意谤讪君上”的罪名,革职查办,瘐死狱中。其子坐死,家属流放。其兄查慎行为翰林编修,曾在康熙时入值南书房,被株连而放回原籍。其弟查嗣也为翰林编修,被株连谪遣关西,后死于戍所。乾隆时,文字狱更成为家常便饭,案件比康、雍两朝增加4倍以上,所用罪名多是望文生义,无中生有,获罪者并非真有反清的思想。如胡中藻《坚磨生诗抄》内有“一把心肠论浊清”,被说是故意把浊字加在清国号之上;卓长龄著《忆鸣诗集》,“鸣”与“明”谐音,被指为眷念明朝,图谋不轨。他们都被加上“大逆不道”的罪名,惨遭杀身灭族之祸。有些文人不仅不反清,而且极力向清朝统治者歌功颂德,也被莫名其妙地处死。如冀州秀才安纯敬写诗颂扬清朝,其中有“恩荣已千日,驱驰只一时,知主多宿忧,能排难者谁”之句,被说成是咒骂皇帝有忧有难,无人辅佐,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乾隆一朝的文字狱,大率如此。直到18世纪80年代,大约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之后,由于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各地人民纷纷起义,清朝统治者希望拉拢知识分子,与之共同对付劳动人民的反抗,乾隆帝才开始放宽文网。至18世纪末,文字狱大为减少。  

      清朝的文化专制政策,造成了社会恐怖,从而禁锢了思想,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清朝施行文化专制政策,用严酷的文忌文网禁锢思想,用血腥的屠杀手段控制文化,使知识分子动辄得咎,无所适从。为免触犯禁忌,罹罪惹祸,他们纷纷采取逃避现实的态度,埋头于故纸堆中,从事烦琐的考据工作,闭眼不看现实,闭口不议朝政,甚至不敢动笔撰写历史著作。正如当时人所描述的:“今人之文,一涉笔惟恐触碍于天下国家,……人情望风觇景,畏避太甚。见鳝而以为蛇,遇鼠而以为虎,消刚阳之气,长柔媚之风,此于世道人心,实有关系”(李祖陶:《迈堂文略·与杨蓉诸明府书》)。直到19世纪初清政府放宽文网之后,许多知识分子仍心存余悸,如龚自珍所说的那样:“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由于脱离实际,脱离现实,知识分子的思想被窒息,聪明才智也被扼杀,从而形成“万马齐喑”的局面,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乾隆帝到处修建离宫苑囿

      乾隆帝为满足自己的奢欲,大兴土木,修建了许多离宫苑囿。承德避暑山庄(又称热河行宫或承德离宫)是清朝最大的一处离宫,它始建于康熙,初只36景,乾隆时进行大规模扩建,扩充为72景。承德外八庙,其中的大部分也是在乾隆时建造的。北京的圆明园始建于雍正,当时修建了28景,乾隆时又扩建成40景,并在圆明园的东南修建了长春园和绮春园。此外,乾隆帝六次南巡,还在“江浙各处名胜俱造行宫”(钱咏:《履园丛话》卷2),多达30处。这些离宫苑囿的建造,耗费了大量的钱财。仅以避暑山庄为例,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在珠源寺内依照北京万寿山宝云阁铜殿式样建造一座铜殿,用铜四十一万余斤,工料银六万五千余两;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修永佑寺舍利塔,用银二十多万两;1778年(乾隆四十三年)修文园狮子林,用银七万六千余两;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修山近轩宫门大殿的部分工程,用银三万余两,又修广元宫殿宇房间的工程,用银六万六千两。乾隆帝在晚年曾承认自己大兴土木,靡费太大,说:“朕临御四十余年,凡京师坛庙、宫殿、城廓、河渠、苑囿、衙署,莫不修整。皆物给价,工给值。然究以频兴工作,引为己过。”(《钦定日下旧闻考·御制〈日下旧闻考〉题词二首》)。  

      乾隆帝六次南巡,耗费的人力财物无法计算

      乾隆帝仿效康熙帝六次南巡,名为视河,实则艳羡江南繁华而恣肆游乐。自北京至杭州,每次往返近六千里。巡幸的队伍乘坐千余艘船只,沿运河南行。皇帝和后妃乘坐的五艘大船,共征调3600名纤夫,分六班轮换拉纤。他们使用的帐篷、器物、用具和衣饰等,共动用6000匹马、400辆骡马车、800只骆驼,并征调近万名夫役进行搬运。沿运河两岸,所经之处,土路皆泼水清尘,石路石桥皆用黄土铺垫;水港河汊、桥头村口,都派兵丁驻守。巡幸所至,地方文武官员不仅着朝服接驾,而且大肆铺张,修行宫,搭彩棚,办筵席,并进献大批山珍海味、土产方物。就连饮水,也从远处取来著名的泉水,如在直隶境内取用香山静宜园的泉水,在山东境内取用济南珍珠泉水,在江苏境内取用镇江金山泉水,在浙江境内取用虎跑泉水。路过繁华街市,均搭建牌楼、彩棚、点景、香亭。如直隶保定府长芦隘口,“众商预输苏杭间彩缎与奇玩,待皇帝经过,路旁结棚如物形,或楼台状,穷极眩彩,横亘数十里”(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十一册,第4686页)。扬州的平山堂原本没有梅花,为迎接乾隆帝的第一次南巡,盐商竟捐资植梅2万株。大虹园原本无塔,乾隆帝游玩时说:“此处颇似(北京)北海之琼岛春阴,惜无塔耳。”大盐商江春就用万金贿赂乾隆帝的近侍,得到北海白塔的图样,令工匠仿造,“一夜而成”。六次南巡,耗费的人力财力无法计数,三吴元气为之伤耗殆尽。

      《崇庆太后万寿图卷》(局部)

      1751年(乾隆十六年)为崇庆皇太后六旬万寿庆典,自西华门至清漪园大道两旁遍设点景。《崇庆太后万寿图卷》是张彦所画的写实画。此处安排这个插图,是为了形象地揭露清朝最高统治者腐朽奢靡的生活。

      官吏贪污、索贿成风

      康熙时,官吏的贪污已屡见不鲜,如大学士索额图“贪侈倾朝右”,明珠“货贿山积”(《清史稿·索额图、明珠传》)。乾隆以后,贪风更盛,“各省督抚中,洁己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而防闲不峻者,亦恐不一而足”(《清高宗实录》卷1484)。如甘肃布政使王望,“侵蚀灾粮,冒销国币,至数十万”(同上卷1137),案发后,受牵连的因“冒赈至二万以上”而坐斩者达22人。又如福建省因亏空库项六百万两,“自总督、巡抚、藩、臬、道、府、州、县皆伏法”(钱咏:《履园丛话》卷14)。其他如国泰、陈辉祖、伍拉纳、浦霖等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的贪污案,一次被抄没的家产动至数十百万两。嘉、道年间,贪官污吏更是遍地皆是,“印官上任,书役馈送辄数万金;督抚过境,州县迎送必数万金”,“州县有千金之通融,则胥役得乘而牟千金之利,督抚有万金之通融,州县得乘而牟十万之利”(章学诚:《章氏遗书·与执政论时务书》)。做了二十多年军机大臣的和“贪得无厌,征求财货,皇皇如不及”(薛福成:《庸庵笔记》卷3),嘉庆初年被斩,抄没其家产除无法计数的珠宝、古玩、字画等物,能够估价的财产多达一二千万两之巨,更是创下贪污的新纪录。

      军备废弛

      清入关后,正规军主要是八旗兵和绿营兵。八旗兵是由满、汉、蒙八旗组成,入关之前和入关之初骠悍善战,后来逐渐腐败。到平定三藩之乱时,已毫无斗志,“用兵地方,诸王将军大臣于攻城克敌之时,不思安民定难,以立功名。但志在肥己,多掠小民子女;或借口通贼,将良民庐舍焚毁,子女俘获,财物攘取”(王先谦·《东华录》康熙朝卷24),因此屡屡战败。此后,八旗兵的高级将领养尊处优,玩忽职守,一般士兵游手好闲,不习武艺,变成一支名副其实的老爷兵,清不得不转而依靠绿营兵。绿营兵是清入关后改编和召募的汉人军队。他们在平定三藩之乱时,尚能居前克敌,但到乾隆年间也已蜕化,“奉派随征及防守县城,一遇贼匪攻扰,即纷纷散失”(《清高宗实录》卷1297),与八旗兵相差无几。由于米价不断上涨,加上军官克扣,绿营兵拿到的军饷难以养家糊口,他们只好混进市肆,从商做工,或欺压百姓,鱼肉乡民,对操练武艺则敷衍了事。有一年,嘉庆随乾隆帝南巡,在杭州目睹营伍骑射,“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坠地”(《清仁宗实录》卷38)。后来,清财政困难,军饷常常拖欠,士兵生活无着,甚至变卖军械糊口,或离营自谋生计。许多地方,往往册上有名,实际无兵。到雍正年间发生白莲教起义时,清不得不转而利用乡勇团练了。

      附一:课堂思考题答案提示

      1.想一想,清朝君主专制是怎样发展到顶峰的?

      答:清朝初期,在中央设内阁、置六部,同时还保留着由满洲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凡军国大事,都交议政王大臣议处,他们决定的事情连皇帝也难以改变。雍正帝设军机处,军国大事完全由皇帝裁决,而让军机大臣跪受笔录,传达给各部和地方的官员去执行。不仅中央六部长官,而且连地方的军政首脑,都直接听从皇帝指挥。这样,议政王大臣会议名存实亡,到乾隆帝时撤销。内阁也形同虚设。君主专制便发展到了顶峰。

      附二:练习题答案提示

      一、C

      二、乾隆帝穷奢极欲,修建离宫别馆,六次南巡,耗费大量人力财物。

      官吏贪污、索贿成风。和是历史上的“贪污之王”。

      军备松弛,-日益腐败。

      附三:本课参考书目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下册,第八章第八节(一),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

      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九册,第四章第二节(一)、第五节(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版;第十册,第五章第一节(三)、第二节(二)(三)(四)(五)、第三节(三),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版。

      《中国史稿》编写组:《中国史稿》第七册,第四、六章,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版。

      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元明清卷,第三编清,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版。

      李洵、薛虹主编:《明清史》,第六章第一节(一)、第七章第二节(一),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

      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一册第五章第二节,第二册第十一章第一节、第十三章第二节,人民出版社1980、1984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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