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衙门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认为同外国关系仅是“理藩而已，无所谓外交也”。俄国使臣来华，沿例由理藩院接待，其他各国均由礼部接待办理。鸦片战争后，由两广总督专办与欧美国家的交涉，特加钦差大臣头衔，称“五口通商大臣”《北京条约》订立后，各国在华设使馆、驻使节。外国侵略者认为地方总督无权处理涉外事务，多次要求建立专门机构。1860年11月，英法联军依约从北京撤走，使奕大喜过望，在奏折中说：“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自图振兴”，劝咸丰帝“尽可放心”回銮。1861年1月，奕再上奏折指出：“近年各路军机络绎，外国事务，头绪纷繁，驻京以后，若不悉心经理，专一其事，必致办理延缓，未能悉协机宜。”请求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1861年1月20日，咸丰帝批准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或“译署”)。总理衙门分英、俄、法、美四股。英国股协办英国、奥地利两国交涉及各口通商、关税事务；俄国股协办俄、日两国交涉及陆路通商、建防、疆界事务；法国股协办法、荷、西班牙、巴西四国的交涉、保护教民及招用华工；美国股协办美、德、秘鲁、意大利、瑞典、挪威、丹麦、比利时、葡萄牙的交涉及海防、保护华工诸事务。
总理衙门的组织体制，“一切均仿照军机处办理”。官员分总理和章京两级。大臣由一亲王总领，即为首席大臣，其他大臣则由军机大臣、大学士、尚书、侍郎、京堂中指派委任，统称“总署大臣”。建立初咸丰帝派恭亲王奕、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充任总理大臣，以后大臣人数略有增加，经常为七八人，多时十多人。章京分为四级，从内阁、部院、军机处的司员中挑选，最初满汉各八人，以后人数逐渐增加。
总理衙门下设南、北洋通商大臣。最初南北洋大臣为专职，由买办化的官僚薛焕、崇厚任职，后分别由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兼任。南洋通商大臣管理长江及江苏以南沿海各省通商口岸，驻上海，后移南京。北洋通商大臣管理北方各通商口岸，驻天津。
总理衙门最初主持外交与通商事务，后来扩大管理办工厂、修铁路、开矿山、办学校、派留学生等，权力越来越大，成为清政府的重要决策机构。它一成立，就正式委任英人李泰国为总税务司。1863年李泰国离任回国，由英人赫德继任达40年之久。总理衙门首任事务大臣均为清朝贵族，且与外国侵略者关系密切，使总理衙门实际成为外国侵略者控制清政府的总枢纽，是中国半殖民地化的一个重要表现。
总理衙门存在了40年。其间，奕任首席大臣28年，庆亲王奕任12年。直到1901年，据《辛丑条约》第12款规定，改为外务部，仍位列六部之首。
外国侵略者对总理衙门建立的反应
总理衙门建立前，奕派人征询英法的意见。英使馆秘书威妥玛闻讯“甚为欢悦”，认为此举是他们长期求之不得的。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也表示赞成，认为这是“中外各国永敦睦好之最妙良法”。1861年3月，法使布尔布隆、英使普鲁斯从天津到北京设立使馆。几个月以后，俄使巴留捷克也到北京。从此，外国对清政府中以奕为代表的这一派势力积极地加以支持和培植，寄予极大的期望。
总理衙门的屈辱外交三例
美国资产阶级学者马士指出：“总理衙门没有经验，在一切国际问题上，都常取总税司的意见，并要求他的帮助，各省的总督、巡抚、道台也经常和各地的税务司商议，听取其意见而行动”(《中华帝国国际关系史》卷3)。自身的愚昧及反动的本质，必然导致对外国侵略者的依赖，这是总理衙门屈辱外交的根源。
1868年，美公使蒲安臣即将离任回国，奕等奏准同治皇帝钦派蒲安臣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颁给钦差关防，于2月代表中国出使外国。成员有英国公使馆翻译官柏卓安和法国官员德善充当左右“协理”，随员有不懂外文的低级官员志刚和孙家谷。7月28日蒲安臣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在华盛顿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史称《蒲安臣条约》)，为美国扩大掠卖华工，进一步扩大文化侵略，铺平了道路。此后，使团又先后到英、法、普鲁士和俄国访问，要完成奕交给的说服各国在修改《天津条约》时不要动用武力的任务，由于各国拒绝给予保证，且蒲安臣本人也赞同各国态度，清政府的这个愿望落空了。这幕丑剧，直到1870年2月，蒲安臣在俄都彼得堡病死才告结束。
1861年法国传教士罗安当从总理衙门领得到南昌传教的执照，向南昌当局勒索地盘、房产，竟得到“升炮开中门，如督抚相见之仪”(《中西纪事》卷21)的隆重接待。罗安当上有总理衙门的特许，下有地方当局的庇护，在南昌更加蛮横，强占土地、铺面、虐待女婴，当地群众愤怒地捣毁“育婴公会”和教堂。事件发生后，总理衙门竟屈服于法国公使的恫吓，拨款赔偿，修建教堂，禁止人民反教斗争，并特许罗安当到南昌、九江等地传教。
沙俄依据《北京条约》坚持按照对俄有利的俄文译本解释沙兵达巴哈界碑的国界线向西南划，又坚持按照对俄有利的中文本解释“常驻卡伦”(卡伦即哨所)为“固定卡伦”，要求拆除“前线卡伦”和“外线卡伦”，国界线按“常驻卡伦”划分。不懂外文的清外交官员，被沙俄欺骗。当弄清真相时，又受到沙俄武力进攻的威胁，总理衙门立即认为：“倘再不准其按约议，迁延日久，势必愈形决裂。……恐所失愈多，转圜愈难”(《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十八)。结果，清于1864年10月7日被迫接受了沙俄单方面拟定的议书和国界图。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就这样被强夺去了。
同文馆的建立
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人从事翻译工作，但正式设立外语学校却晚至1862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的同文馆。在清政府与外国订立《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时，竟连一个懂得外文的中国人都找不到，任凭侵略者的蒙骗。
1861年奕奏请设立外语学校，培养外语人才和外交人才。1862年8月，同治帝正式批准成立“京师同文馆”。学员学习汉文外，主要学习外文。聘有外籍教师英国人包尔腾，法国人司默灵、毕利干，俄人柏林，美国人丁韪良、傅兰雅、海灵敦等先后任教。丁韪良从1863年任教，1869年任总教习，总管教务达30年。总税务司赫德兼任监察官，实际控制了经费和人事大权。
同文馆完全按正规学校来办，陆续开设英文馆、俄文馆、德文馆和东文(日文)馆。原只招收13、14岁以下八旗子弟，后又招收15—25岁的满汉学员，也招收不限年龄的满汉学员。学习期限初定3年，到1876年分为两种：一是由外文而及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8年；一是年龄稍大、仅借中文译本学习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5年。所设课程，1867年时增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学生最多时达120人。毕业生大多任清政府译员、外交官员和其他洋务机构官员。设有印刷所，曾译印《万国公法》及数理化和文史等方面书籍。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
肃顺
肃顺(1816—1861年)，宗室贵族，爱新觉罗氏，字豫亭，满洲镶蓝旗人。历任御前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为镇压太平天国，主张重用汉族官僚地主胡林翼、曾国藩。为解决财政困难，主张发纸币、铸大钱。对外国侵略者疑惧颇深，要维持“天朝”尊严，对侵略者的过高要求不肯应允，甚至起而抗争。1857年英法联军入侵广州时，在咸丰帝面前，“(奕)主和，(肃)顺主战，哄于御前不能决”。1859年与俄使伊格纳切夫谈判，斥责其侵略要求，把未经批准互换的《瑷珲条约》文本，“掷于桌上”，宣布这是“一纸空文，毫无意义”。
北京政变的背景
1860年8月，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咸丰帝携那拉氏逃往热河承德行宫，由恭亲王奕等留守北京，负责谈判事宜。这时清朝大权掌握在护送咸丰逃往承德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肃顺等人手里，肃顺尤得咸丰信任。奕虽不是当权派，但因对外议和、投降有功，颇得外国侵略者赏识和青睐，地位越来越重要。1861年1月，总理衙门建立，奕任首席总理大臣，掌握外交内政大权，也可影响财政和军事。咸丰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肃顺一派尤感到威胁。清中央政府内部明显地形成两股-势力，出现了热河行宫和北京两个活动中心。皇帝虽在热河行宫，但由于大多数官僚在北京，更由于支持奕的外国侵略者在清的内政外交政策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实际-重心在北京。
《北京条约》订立后，肃顺与奕两派的矛盾斗争围绕在皇帝“回銮”的问题上展开。奕赞扬外国侵略者“并非争城夺地而来……谅不至心存叵测”，劝咸丰帝“尽可放心”回銮，目的是使咸丰摆脱肃顺一派的控制。肃顺一派，包括咸丰在内，对外国侵略者疑虑很深，认为一旦回京，洋人又来挟制，必将去而复返，一再逃跑，未免不成体统，以此为由，一再拖延回銮，目的是在行宫继续掌握权力。在两派斗争中，外国侵略者毫不掩饰对肃顺一派的厌恶，对奕一派寄予厚望。
1861年8月，咸丰帝病死热河，遗诏由肃顺等八大臣辅佐6岁的载淳，执掌政权，排斥了咸丰帝异母弟奕，两派斗争更加激烈。而权欲极大的载淳生母慈禧太后，虽被载淳尊为“圣母皇太后”，但不能与闻-，对八大臣辅政，心怀不满。为了实现自己掌权野心，遂有慈禧太后勾结奕，发动政变之举。
慈禧太后第一次垂帘听政
慈禧太后姓叶赫那拉，满洲镶黄旗人。1835年生于一个官僚家庭。1851年选中秀女，次年入宫，封为懿贵人。1854年封为懿嫔。1856年生载淳，封懿妃，地位仅次于皇后钮祜禄氏。慈禧是个很有野心与权谋的人，咸丰曾常让她代为批答奏章。咸丰死后，继位的载淳仅6岁，由肃顺等八大臣辅佐，尊咸丰皇后钮祜禄氏为慈安太后(东太后)，尊生母那拉氏为慈禧太后(西太后)，但不许与闻政事。慈禧太后为了爬上帝国最高统治地位，决定暂时放弃同东太后的嫌隙，劝东太后同意两宫垂帘听政。接着唆使御史董元醇上了个请太后垂帘听政的奏折。次日召见肃顺等八大臣，要求遵奏执行。八大臣以“本朝无太后垂帘故事”为由，加以驳斥。为了使垂帘取得外国支持，又与奕勾结。10月，奕以奔丧为名赴热河行宫与慈禧密谋，告以“外国无异议”。10月26日，慈禧派肃顺等八大臣护送咸丰灵柩起程，自己先期4天于11月1日回到北京。次日，突然发动袭击，逮捕载垣、端华、肃顺，并以“不能尽心议和”、阻止回銮及抗旨反对垂帘等罪名，处以极刑，其余肃顺一派亲信分别革职、遣戍。接着中央政府改组，奕被任命为议政王，桂良、文祥、沈兆霖等为军机大臣，奕兼管军机处，并将载垣等拟定的祺祥年号改为同治(1862—1874)，表示太后与皇帝共同治理天下。慈安与慈禧两宫共同垂帘听政，而慈安生性软弱，对-不感兴趣，政权实际落入慈禧之手。为了给自己的垂帘从历史上找理论根据，11月17日直接下令南书房、上书房、翰林院等“将历代帝王-及前史垂帘事绩……择其可为法戒者，据史直书，简明注释，汇为一册，恭呈慈览”。后礼部、太常寺等一些词臣学士奉命编辑成书，慈禧赐名为《治平宝鉴》，给编书者以重赏。
“借师助剿”──中外反动势力进一步勾结
《北京条约》一订立，法俄两国首先提出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建议。法国专使葛罗表示：“所有该国停泊各港口之船只兵丁悉听调遣”(夏燮：《外夷助剿》《中西纪事》第20卷)。俄使伊格那提也夫面见奕表示为镇压南方太平军，请清军从陆路进攻，“该国拨兵三四百名在水路会击，必可得手”。接着俄国把以前答应送给清政府的一万支枪、若干门炮运到中国。早在1854年就狂言“剿贼自任”的美国，现在则要求为清军代运漕粮。
关于是否借用外兵问题，清进行了几次讨论，少数人反对，奕等多数官僚表示欢迎“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79卷，第17页)。与此同时，麇集在上海的买办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如吴煦、杨坊等，则加紧活动，支持洋人组织洋枪队。1862年4月，英国轮船把李鸿章淮军从安庆运到上海，进一步与英法组成“中外会防局”，决定上海由洋人防守，得到清政府的批准。这样，太平天国便面临着中外反动势力联合进攻的严重局面。
汉族官僚势力扩大的背景
清朝统治的主要支柱八旗、绿营在太平军的打击下土崩瓦解。从1851年1月到1853年2月，接连四易前线清军统帅，仍未能扭转清军的溃败。1853年太平军从武汉沿江而下，咸丰帝束手无策，在朝堂上与群臣相对而泣。正在这时，却有一批地位不高的汉族地主士绅“同仇奋义”，自动办团练，协助镇压太平军，屡奏奇功。这说明新的一股地主阶级反革命力量正在崛起。在此形势下，清一部分人不得不改变过去不敢把大权交给汉族地主官僚的惯例而主张把更多的权力交给汉族官僚。满人文庆说：“欲办天下事，当重用汉人”(薛福成：《庸庵文续编》卷下)。肃顺也说：“满人胡涂不通”，“非重用汉人，不能已乱”(尚秉和：《辛壬春秋》，第26卷)。他们寄希望于汉人中有更大的反革命本领的人出来勤王。
曾国藩于1853年1月以在籍吏部侍郎奉命任湖南团练大臣帮办，编练湘军。次年4月，湘军在湘北大败太平军，乘胜夺回武汉。这是自金田起义以来清军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咸丰闻报喜不自胜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诏赏以兵部侍郎衔。原来这时清内部存在着拥曾派与反曾派，前者以肃顺为代表，后者以大学士、军机大臣彭章蕴为代表。1857年两江总督怡良告病乞休，彭章蕴举荐好纸上谈兵的何桂清继任。1860年5月，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破江南大营，占苏州、常州，何桂清仓惶出逃而被革职，从此反曾派失势。6月，咸丰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旋即实授，又拨胡林翼湘军归他节制。1861年11月，慈禧任命曾国藩节制苏、浙、皖、赣四省军事。1862年，曾国藩先后举荐沈葆桢、左宗棠(曾的幕僚)、李续宜、李鸿章(曾的门生)分别为赣、浙、皖、苏巡抚。曾国藩弟曾国荃也得到提升。
李鸿章
李鸿章(1823—1901年)，清末大臣，洋务派地方代表。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进士。1853年，在籍办团练，协助镇压太平军，屡遭失败，投靠曾国藩当幕僚。1861年在安徽按湘军编制，组织淮军。1862年4月，淮军由安庆乘英国轮船到上海，与外国侵略者组织“常胜军”，守上海、陷苏州、常州，升任江苏巡抚。1865年署两江总督，镇压捻军。1870年由曾国藩举荐，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握军政、外交大权。为了挽救清朝统治，以“自强”“求富”为名，创办-工业和民用工业(如江南制造总局、上海轮船招商局等)，创办北洋海军。他对外一贯妥协退让，投降卖国，曾招致中法、中日战争失败，是许多不平等条约的订立者，也是洋务运动的送葬者。曾参与反对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时与英国策划“东南互保”。订立《辛丑条约》后不久病死。他在洋务运动中贪污中饱，死时遗产竟达4 000万两之多。
左宗棠
左宗棠(1812—1885年)，清末大臣，洋务派地方代表。字季高，湖南湘阴人。1860年为曾国藩推荐，统领部分湘军，曾自募约五千人，组成“楚军”，左系湘军形成。1862年初，经曾国藩举荐，升任浙江巡抚，与法国组织“常捷军”，陷宁波、绍兴等地。1866年以闽浙总督身份创办福州船政局。次年调任陕甘总督，“身虽西去，心犹东注”。督陕甘期间，曾办兰州制造局，因西北盛产羊毛，又办兰州织呢局。1875年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次年率军入疆，进攻阿古柏反动政权。1878年收复除伊犁以外新疆全境，建议设立新疆行省，开发新疆。1881年升军机大臣，调两江总督。1884年中法战争中是主战派，督福建军务。次年因病退职死。他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在70年代以后裁撤洋员，与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的“非洋人洋匠不可”的情形有所不同，反映了他具有一定的自力更生办洋务的思想特点。
洋务运动的目的
1860年12月曾国藩上奏折说，目前借外国力量助剿、运粮，可减少暂时的忧虑；将来学习外国技艺，造炮制船，还可收到永久的利益。第二年他对上述看法加以发挥，主张购外国船炮，访求能人巧匠，先演习，后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成为官民通行之物，那时可以剿发(指太平军)、捻(捻军)，勤远略，这是救时第一要务(《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14卷，第11页)。1862年李鸿章到上海后，得到外国侵略者帮助训练洋炮队、设洋炮局。他认为，清军作战往往数倍于外敌，仍不能胜，原因在武器不行，枪炮窳(yǔ)滥，如能使火器与西洋相埒，则“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今起重视，最后可达自主(《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3卷)。奕看到曾李两人学造外国船炮，决定派员前往学习，在奏折中说，治国要做到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
奕等人认为，只要在封建制度中加进一些西洋先进技术，可以镇压人民，可以自主自强，封建统治便可长治久安，并认为筹办洋务，必定能得到列强的支持。
洋务-企业的性质
洋务-企业仍为封建的官办工业，与封建时代的官营手工业的区别仅在于采用了新式技术。洋务-工业由封建官僚控制，经费由官款拨充，生产的武器直接供湘军、淮军和沿海各省使用，少量由各省以协饷名目调换或计价购买，生产从不计成本，不讲效率。工人不少是用士兵充派，沿用军队管理制度还设有刑庭，对工人公然施以刑罚。每座厂局，俨然是一座封建衙门。李鸿章怕生产技术泄漏，更怕有人偷走武器，用来造反，曾多次上书提醒军事生产要严格管理，使管理上更具封建性。
洋务工业均雇洋员。从购买设备、安装运转、生产制造都依赖洋员。洋员的薪俸，每年高达几十万两。企业的一部分权力实际上落入洋员之手。引进的技术，大多在西方已经过时的，并不先进。英国人马格里督办金陵机器局，所造大炮于1875年运往大沽炮台，一试便炸，成为一堆废铁。
洋务企业的依赖性的另一表现是重购买，轻制造。从60年代初至80年代上半期，购买外国船炮枪械-耗资达两千多万两，同时期用于自制的费用仅及前者的2/3，于此可见洋务企业毫无独立自主可言。封建性加买办性，是洋务派活动的特点。
洋务运动的评价
洋务派兴办近代工业初时是把“平中国”和“敌外国”相提的。前者反映了国内阶级矛盾，后者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同外国侵略者的矛盾。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已十分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处在“内忧”与“外患”频仍之时，洋务派只有依靠西方列强，共同镇压人民，才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所以洋务运动实践的结果必然否定了“敌外国”。如果说洋务运动是一场改革，那么它只能是沿着半殖民地化的方向“改革”而已。这一点在所有列强都愿意支持办洋务的事实上得到证明。李鸿章说淮军遇到“内地贼匪”，自信能取胜，遇到外国进攻，“胜负即不可知”。洋务大员丁日昌说，他的船炮“可以靖内匪，不能御外侮”。洋务运动进行了30年，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却在“自强”“求富”的口号下，养肥了我国第一代军阀集团。
洋务派主观上并不希望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甚至在其创办民用工业之时，一再表示不允许私人创办同类企业，对资本主义的产生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但由于洋务派在中国封建制度下，引进了同封建生产关系所不相容的新的生产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必然在客观上加速了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从而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这是不以洋务派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洋务派办民用工业，为了解决资金问题，采取“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方式，吸收私人资本。这“商股”部分即是民族资本主义因素。从70年代开始，更有一批官僚、地主、商人，直接投资于近代民用工业，终于使中国有了一点先进的生产能力，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也就促进了资产阶级的出现和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
此外，洋务派同顽固派的论争及其对顽固派的不彻底的批判，多少动摇了恪守祖训的传统及纲常名教的绝对权威地位，对于学习西方，开了好的风气。又由于洋务派组织翻译了不少外国科技书籍，派遣不同年龄和资历的留学生，因而培养了一批外交和科技人才，而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对于促进民主思想的传播，也起到开一代风气的拓荒作用。在此基础上，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从洋务官僚中分化出一批我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最后，洋务民用工业的兴办，部分地抵制了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如1872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使“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尽占”，三年多时间，外轮损失一千三百多万两，美国旗昌行因不堪赔累，被招商局归并。湖北官织布局开织后，江汉关进口洋布每年减少十万多匹。中国资本能挫败洋商，这在当时曾被视为“创见之事”。
附一：课堂思考题答案提示
说一说洋务运动起了什么作用?
洋务运动为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开辟了道路；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
附二：练习题答案提示
一、A
二、设立总理衙门
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开始垂帘听政。
汉族官僚势力开始扩大。
附三：本课参考书目
《中国近代史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9月版)第五章第二节；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版)第一章第三节。
《中国近代史简明读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吕良海等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四讲、第五讲。
《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八十年大事简介》(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出版社1988年6月版)中的有关条目。
赵保佑：《关于洋务运动若干问题的讨论综述》(1982年11期《文史知识》)。
《中学生课文阅读丛书·中国历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部分)》(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年5月版)中的有关篇目。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和同治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