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和注释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原来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在我国东南沿海一些地区就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但是，它们远没有发展到直接向近代工业过渡的阶段。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截断了中国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道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出现，主要不是鸦片战争前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和扩大。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绝大部分由于遭到外国资本主义商品的侵袭逐渐破产，极少数由手工工场发展为半近代或近代的工业。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由手工业直接转化为机器工业的道路──资本主义发展的正常道路受到阻碍，而地主、官僚和商人直接投资办近代工业的道路就成了主要的途径。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下，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一部分商人、官僚和地主投资于新式工业，(建立厂房，购置外国机器，购买原料)用雇佣剥削的办法，招募中国工人进厂进行商品生产，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了。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是方举赞、孙英德合伙设立的上海发昌机器厂。它是为外商船厂打制、修配船用零件而设立的。1866年初创，1869年开始使用车床，由手工工场转化为近代工业。除此之外，1872年华侨商人陈启沅在广东南海开办继昌隆机器缫丝厂；1881年，黄佐卿在上海创办公和永机器缫丝厂；1882年上海成立了同文书局等。这些都是中国比较早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从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创办人或投资人来看，他们大多是广州、上海、宁波、福州等通商口岸的商人，买办官僚也不少。这些企业主是工业资本家，但是他们当中大部分人还拥有大量的土地，也是地主。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束缚，与它们有矛盾的一面；但是，又因为中国民族近代工业资金少、规模小、技术力量薄弱，又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有联系、依赖的一面。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待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具有反抗和妥协的两重性。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争向中国输出资本，进一步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条件；清政府兴办的“洋务新政”业已彻底破产，给民族工业的发展造成一些缝隙；《马关条约》的签订和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一些爱国人士把发展工业当作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要求开办民厂；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后允许外资在华设厂，无法再禁止中国人设厂，又为了利于增加税收，便放宽了民间设厂的限制。因此，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

　　民族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经济力量的增长，要求建立一个符合自己阶级利益的政权，在中国迅速发展资本主义，挽救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因为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关系比较密切，保持着较多的联系，因而选择了维新变法的道路，企图自上而下，采取不流血的手段，建立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君主立宪制度。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因为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关系比较淡薄，选择了革命的道路，企图运用暴力手段，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共和国。19世纪末，因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较有力量，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力量极其薄弱，所以维新变法运动占着优势，革命运动在艰苦中为自己开辟着前进的道路。

    康有为

　　康有为(1859—1927年)广东南海县银塘乡人。他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里，祖父康赞修，是道光年间的举人，父亲康达初，做过江西补用知县，康有为自幼受过严格的封建教育，攻读孔孟之道的论著。19世纪70年代，中国面临严重的边疆危机，正在形成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开始酝酿着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康有为开始朦胧地意识到应该探求新兴的学问了。1879年康有为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阅读了《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等书，乃始知西方治国有法度。在西学的影响下他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寻找真理。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书，回来研究。他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资产阶级-观点，初步形成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1888年，他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1891年后，他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1895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听到《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联合一千三百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又未上达。当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书，得到了光绪皇帝的赞许。7月，他和梁启超创办《万国公报》，不久，在北京组织强学会。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第二年1月，光绪皇帝下令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他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又进呈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4月，他和梁启超组织保国会，号召救国图强。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百日维新的措施，大抵都是康有为、梁启超所筹划。

　　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往日本，设立保皇会，鼓吹“开明专制”，反对革命。1913年，回国主编“不忍”杂志，宣扬尊孔复辟。1917年，伙同张勋复辟失败。1927年，病死于青岛。

　　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年)，广东新会县茶坑村人，祖父和父亲都是封建文人，出身于和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地主家庭，15岁时，受业于阮元在广州创办的学海堂，17岁考中举人。1890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开始看到《瀛环志略》和江南制造总局翻译的书籍，初步接触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1891年，他就学于康有为，接受维新思想的影响。1895年，他在北京协助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1896年，他在上海主编《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编辑《西政丛书》。第二年，他到湖南，担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在他和谭嗣同的努力下，湖南的变法运动迅速开展。1898年入京，以六品衔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变法失败后，他逃往日本，主编《清议报》，后又创办《新民丛报》，鼓吹君主立宪，反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但是他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说，对当时知识界有较大的影响。1907年，他在东京成立政闻社。辛亥革命以后，他回国，纠集立宪派、保皇党徒组成进步党，拥护袁世凯，并出任袁政府司法总长。1916年，他与蔡锷联合反袁。8月，他组织宪法研究会，依附于段祺瑞，出任段政府财政总长。1920年，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鼓吹孔孟之道。晚年在清华大学讲学。他的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谭嗣同

　　谭嗣同(1865—1898年)，湖南浏阳人，出身官僚地主家庭，其父谭继洵，曾任湖北巡抚。青年时代，喜欢读王夫之、黄宗羲、龚自珍、魏源等人的著作，有强烈的民族意识。

　　甲午中日战争更加刺激他发愤提倡新学。他学习当时江南制造局译出的自然科学书籍和广学会译出的外国历史、-书籍，获得大量的西学知识，加上旧的儒学、老庄学，构成自己的变法理论体系，成为维新运动时期第一流的思想家。

　　1895年他在北京结识了梁启超，1896年他写成《仁学》一书，主张冲决一切封建罗网，对封建制度和孔孟之道的纲常名教进行有力的批判。在对待清朝统治阶级的态度上，康有为不敢提出“反清”，他严斥清朝“蛮野凶杀”的统治；在君民关系上，康有为主张君民共治，他主张民治；在对待顽固派的态度上，康有为主张妥协，他主张斗争，但他同情载，仍不能超出维新范围。1897年谭嗣同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署按察使黄遵宪在长沙设立时务学堂，创办《湘学报》，并筹办内河轮船公司、开矿、修筑铁路等新政。1898年2月，他和唐才常等组织南学会，办《湘报》，宣传维新变法。维新变法运动在湖南的发展，引起了顽固派的激烈反对。1898年6月，顽固派在长沙城厢内外，遍贴匿名揭帖，对维新人士进行攻击。他们哄散南学会，殴打《湘报》主笔，阴谋捣毁时务学堂，梁启超被迫出走，其他维新派人物也纷纷离开长沙，唯独谭嗣同不走。他说：“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今日但观谁勇猛耳。”

　　1898年9月，光绪帝授他四品卿衔，担任军机处章京，参预变法。变法失败，他拒绝了日本人的劝告，不肯逃亡，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后和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杨锐被杀于北京菜市口。他的遗著被编成《谭嗣同全集》。

　　光绪帝

　　光绪帝(1871—1908年)，即爱新觉罗·载。道光帝之孙，同治帝的从弟，醇亲王奕的儿子。1875—1908年在位。年号光绪，庙号德宗。是清定都北京以后的第九位皇帝。同治早夭无子，慈禧太后为了继续垂帘听政，于1874年择立年仅4岁的载入继大统，是为光绪帝。光绪帝在位期间，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在皇帝和西太后周围逐渐形成两股势力，产生了帝党和后党的权力之争。1889年，光绪帝19岁，举行“大婚典礼”，按清代制度此后皇帝应该“亲政”，那拉氏不得不宣布“归政”，退居颐和园，但要政还须请示她，她仍掌握着内外大权。光绪帝作了34年的傀儡皇帝，经历了1883—1885年中法战争和1894—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目睹了帝国主义掀起的割地狂潮。1898年6月，他为了从慈禧太后手中夺回统治权，并振作图强，毅然支持和任用维新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等实行变法，颁布《定国是诏》和一系列维新命令，企图在维持封建统治的基础上发展一些资本主义。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视变法如亡国，以维新派为洪水猛兽，于是年9月21日发动政变，大肆逮捕、屠杀维新志士，并幽禁光绪皇帝于瀛台。1900年8月，八国联军入京，慈禧挟持光绪帝逃往西安，1902年1月回到北京。1908年11月光绪帝死于涵元殿，葬于崇陵，时年38岁。

　　《中外纪闻》

　　两日刊。清末维新派的报刊，初名《万国公报》，从46期改名为《中外纪闻》，1895年7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强学会时和他的弟子们自己出钱所办。梁启超、麦孟华任编辑，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宣传变法维新，同时转载上海广学会《万国公报》的中外-新闻。每期都千余份，免费分送朝官贵人，以开扩官僚士大夫的眼界，争取他们对变法的支持，对维新运动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1896年1月，因北京强学会被封禁而停刊。

　　强学会

　　清末维新派的-团体。1895年，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后，维新成为全国性的-运动。帝党想利用这个运动向后党夺权，开始和运动结合。8月，在帝党翁同、孙家鼐支持下，由康有为发起，侍读学士文式出面组织强学会。入会者数千人，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会中主要分子。康作《强学会序》，痛陈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号召发愤图强。学会每10日集会一次，每次都有人发表演说。又附设“强学书局”，刊行《中外纪闻》，翻译西方和日本书籍，宣传维新主张。一些官僚见学会势盛，也纷纷表示“赞助”，想趁机扩大自己的势力。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都捐银入会。李鸿章也愿捐银两千两入会，因签订《马关条约》名声太臭，遭到拒绝。英国人李提摩太等也加入，并成为学会的指导者。不久，康有为又组织上海强学会，吸收黄遵宪、汪康年等数十人为会员，刊行《强学报》，与北京强学会相呼应。御史杨崇伊(李鸿章的亲家)以“私人会堂，将开处士横议”之风上奏慈禧太后。1896年1月，慈禧太后强迫光绪帝下令封闭北京强学会。张之洞也停发上海强学会的经费。前者只活动了四个月，后者只活动了一个多月，便被扼杀了。

　　北京强学会遗址(插图)

　　强学会是维新派组织的第一个学会，作为宣传维新思想、开展维新活动的据点。强学会的遗址在今北京宣武区琉璃厂后孙公园胡同内。

　　《时务报》

　　旬刊，清末维新派的报刊。上海强学会被扼杀后，会员黄遵宪、汪康年等倡议以学会余款创办报馆，以继续宣传维新变法，于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出版《时务报》，由汪康年任经理，梁启超任主编。(后来先后任主编的有麦孟华、徐勤等)该报以变法图强为宗旨，设论说、谕折、京外近事、中西报译等栏目，梁启超连续发表《变法通议》等重要文章。其他维新人士也纷纷撰稿，揭示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倡言变法，抨击顽固守旧势力，因此颇受读者欢迎。数月间行销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对宣传维新起了很大的作用。张之洞出于投机，对该报曾予以资助，但对梁启超等的议论深为不满，乃通过汪康年对梁多方掣肘，迫使梁去职。“百日维新”中，康有为想利用《时务报》进一步推动变法，乃通过光绪帝宣布改《时务报》为官报，并派自己督办《时务官报》。汪康年在张之洞支持下，于1898年8月改《时务报》为《昌言报》。旋因戊戌政变，《时务官报》流产，《昌言报》亦停办。

　　《国闻报》

　　清末维新派的报刊，日刊，严复主编，每旬出增刊《国闻汇报》。1897年10月26日创刊于天津。刊登国内各省要闻，如《保国会章程》等；同时译载重要政论及名著，如连载严复译的赫胥黎《天演论》等。在维新运动中影响很大，成为维新派的重要宣传工具，与上海《时务报》分掌南北舆论界的领导地位。戊戌变法后遭清政府查办，1898年12月被迫停刊。1900年一度复刊。

　　附一：课堂思考题答案提示

　　1.谈谈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清政府允许民间办厂。几年里，中国出现了兴办工业的浪潮。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三年，商办企业的数量已达到甲午战争以前商办企业数量的60%以上，企业的资金是战前的两倍多。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确实发展较快。

　　2.想一想，维新派创办的报刊中，居于南北舆论领导地位的是哪两家?为什么?

　　在维新派创办的报刊中，居南北舆论界领导地位的是上海的《时务报》和天津的《国闻报》。因为它们积极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如梁启超就在《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议》，以世界历史为例，说明日本因变法而强盛，印度因守旧而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附二：练习题答案提示

　　一、B

　　附三：本课参考书目

　　《中国近代史》(范文澜著人民出版社1953年上编第一分册)

　　《中国近代史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1984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二册)

　　《戊戌思潮纵横论》吴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1988年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