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国民经济发展的情况

2．国民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

教学要求和建议

一、本课重点：国民政府加强对财政金融的控制。

本课难点：币制改革及其作用。

二、讲本课前，先引导学生回忆上节课的内容，再结合课文前的提示引入本课具体内容。

三、“加强对财政金融的控制” 一目有两方面内容，一是当时财政困难的原因和整顿财政的目的；二是稳定财政的措施及其作用，重点讲币制改革。这一目需要讲清以下3个问题：1．军费激增是财政困难的主要原因。教师可引用本课资料中提供的数字说明这个问题。2．整顿财政的目的是为了巩固统治。3．通过整顿税务、控制金融、改革币制等措施，使中央的财政收入大为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利于经济的发展。

关于整顿税务，可让学生看本目表内三项主要税收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的比重，使学生知道整顿税务的重要性。

关于控制金融，涉及到许多专用名词，学生不易理解，教师也不宜细讲。建议直接讲国家设银行控制了货币和公债发行，存款、货款等金融事业即可。

币制改革及其作用是本课难点。教师只要结合课文和图画让学生明白两点即可：

1．法币是一种纸币，成为当时国家法定的唯一的流通货币；货币统一，方便了商品交流。

2．禁止白银流通；强迫白银拥有者向银行兑换法币，使国家掌握了大量白银，可限制白银外流，有利于经济发展。

本目小字介绍了整顿税务和控制金融的情况，对学生不作要求，有余力的学生可自己在课下阅读。

四、“国民经济的缓慢发展”一目，有两层内容，一是讲有所发展；二是讲发展缓慢、畸形及其原因。教师可结合课本上的示意图和统计表扼要介绍工业、交通运输业、农业的发展情况。有关争夺筑路权的小字，教师可概述一下，以增加生动性，也可使学生对帝国主义插足，军阀间的纠葛影响经济发展有一印象，为分析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打下伏笔。对经济发展缓慢、畸形的原因，教师可结合课本上示意图向学生讲解，然后归纳为两条：1．由于封建势力的阻挠和官僚资本的控制，国家经济的发展不可能快。这点可让学生看前边我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荣氏家族被官僚资本排挤、压制，被迫抵押两个工厂的史实，以使他们理解。2．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我国国民经济在当时是不可能独立地、正常地发展的，是畸形的。在外国资本势力强的部门，本国的民族资本就少得可怜。在外国资本渗透少的部门，本国资本就多一些，民族企业发展快一些。因此，在国民政府时期，我国几乎没有建立自己的重工业，有的主要是轻工业。民族资本在轻工业中的比例也日趋缩小。

本课重点

重要年代  1935年

重要人名  宋子文

重要词语  法币 币制改革

附一：练习题答案提示

一、填空1935。法币

二、问答 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打击排挤下，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缓慢，那

时我国几乎没有自己的重工业，轻工业也日趋萎缩。

附二：本课参考书目

《中华民国史纲》（张宪文主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中国现代史人物传》（王永均 刘建皋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

《中国现代史稿》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

《中国现代史参考资料》（王桧林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8年版）

资料和注释

一、加强对财政金融的控制

财政赤字不断增加

南京政府建立初期，财政支出不断增加，从1927年至1936年就增加8倍多。致使入不敷出，赤字连年上升。在财政支出中，绝大多数是军费开支，用于发动*战争和进行消灭异己的军阀混战。

从上表看出，1928年至1930年三年间军费增加了50％；1929年—1930年每年军费都占总支出50％以上。

南京国民政府整理财政

1．整顿税务。这是整理财政的主要措施，因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的主要财政收入靠关税、盐税和统税。

关税。南京政府分别与各国谈判收回海关自主权，1928年至1929年，各帝国主义国家不得不在名义上承认中国的海关自主权，提高了关税。国家的关税总收入从1913年的1697万元上升到1929年的27554万元，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也从1913年的21％上升到1929年的51％，成为南京政府稳定财政的重要手段之一。

盐税，历来是中国政府的重要财源。盐税税率是很高的，据30年代的统计，约占盐价的3/4。南京政府成立后，宋子文即提出将盐务机构纳入财政部。1931年3月，立法院正式公布“盐法”，统一盐税，提高税率，改进缉私，整顿盐场，就地征税。南京政府盐税收入逐年增加，1928年为1亿多元，1930年增至1．4亿元，1931年为l．7亿元。

统税，即对国内工业产品所课的税。所谓统税，即按一物一税之原则一次性收税后，即可通行全国，改变了以前“厘卡林立，重选征收” 的弊病。南京政府从1928年起逐步对各种工业品征收统税，然税率之高，均在50％以上，这是不利于民族工业发展的。国民政府统税收入逐年增加，到1933年达到财政总收入的13．95％。

2．控制金融。1928年11月1日，国民政府在上海成立中央银行，号称国家银行，享有经营国库、发行钞票和公债等各种特权。宋子文、孔祥熙曾先后任中央银行总裁。南京政府又采取强行加入官股的办法控制了曾是北洋政府两大金融支柱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1935年，南京政府在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中加入官股，并改称中国农民银行，由CC系势力直接控制。同时，还设立了以经营进口-为主的中央信托局和从事小额储蓄、储金汇兑的邮政储金汇业局。上述“四行二局” 成为南京政府金融垄断的中心。

3．币制改革。这是完成对全国金融垄断的一个决定性步骤。1935年11月，南京政府财政部发布布告，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次年2月又增加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同时又发表宣言，明确规定，“所有银元持有人，立即将其缴存政府，照面额换领法币”。在法币政策实施过程中，四大银行发行钞票，广收白银，这对于统一全国货币，促进商品交流和经济发展，防止白银外流有一定积极作用。但以后滥发纸币和公债，则成为南京政府直接掠夺人民财富的手段。

二、国民经济的缓慢发展

1928年至1936年经济发展总态势

1928—1930年 国民经济微弱发展，1930年达到高峰。

1931—1934年 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波及和帝国主义加紧侵略，经济发展滞缓。

1935—1936年 经济又有发展，1936年出现高峰。

国民经济主要部门发展概况

l．工业方面。1927年至1937年，工业年平均增长率为8．4％。193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为122．7亿元，比1927年的60亿元增加了一倍以上。在各行业中居首位的纺织业，1927年全国共有纱锭368万枚，至1936年增至554万枚，增长为50．5％；布机数1927年是29788台，至1936年增至52603台，增长为76．6％。

2．交通事业。全国公路通车总里程由北伐前的1000多公里，增加到1935年底的9．6万多公里。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10年间，铁路由8000公里增加到1．3万公里，完成了粤汉路，延长了陇海路。

3．农业。除去大灾之年外，农业收成的总趋势是有所增加。小麦、高粱、大麦等1936年均达到1931年以来最高产量。稻、麦、棉的进口量呈逐年减低趋势。

（上文中数字均摘自《中华民国史纲》第四编）

国民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

1．帝国主义的侵略。1929年至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为转嫁危机，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一方面通过增加资本输出控制中国经济命脉；另一方面大量倾销其在本国“过剩” 的农产品，严重阻碍了中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农村“受害之烈，更有甚于水深火热”。日本帝国主义则强占了物产丰饶的中国东北三省，更给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后果。

2．南京政府的苛捐杂税和四大家族的垄断。蒋介石为镇压革命，不断增加税收以充军费。实行统税后仍然有许多苛捐杂税，1936年前竟至6000多种。而且统税率不断提高，火柴统税率最高时，相当于全部成本。加上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垄断，严重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许多民办企业倒闭破产。以广东为例，1931年有丝厂149家，到1936年仅存37家。

三、特务组织和保甲制度

庞大的特务系统

1．中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1927年，以陈果夫、陈立夫为中心的“中央俱乐部”成立，形成了CC系集团。在其控制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成立了一个“党务调查科”，后扩充为处，专门负责破坏中共组织的特务活动，特务网不断扩大。据其统计，从1928年至1930年，共“捕获” 中共高级干部19人，中级干部80人，下级及普通党员1．5万人。后来，CC特务组织于1938年8月归并改组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中统在国民党各省市党部及警察局设立调查室，县区党部设“调查干事”、“调查员”，在学校、工厂、社会团体中广泛建立了调查网，其触角伸向全国各地各个部门，专门从事反革命特务活动。

2．军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1932年，蒋介石指使戴笠等人，成立了一个效忠自己的秘密组织——中华复兴社，后来发展为与CC集团并驾齐驱的特务组织。其活动系统的一支即以戴笠为处长的特务处。1938年，在戴笠特务处的基础上建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由戴笠任副局长并负责实际工作。

戴笠执掌军统局后，将原特务处的各科全部扩编成处，先后成立了军事情报、党政情报、行动、电讯、司法等处，另外还成立了与处平行的特种-问题研究室，特种技术研究室和经济研究室。戴笠在“特务越多越好，组织越大越好” 的思想支配下，又将特务武装大队扩编成总队，后又改为特务团，特务人数最多时达到5万。军统特务几乎是无处不在，残害了大批-党人和进步人士。

杨杏佛

杨杏佛（1893—1933年），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北伐时，他在上海主持策应北伐军的工作，设立了秘密电台，逐日将敌情电告北伐军前方指挥部。他还积极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由于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他遭到国民党-的仇恨，曾遭到监押。后来，他应蔡元培之聘，效力于南京国民政府，担任过国民政府大学院副院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等职。他与蔡元培一样，主张学术自由，改革教育，吸纳和保护进步学者，对中国科学研究工作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1931年，蒋介石指令杨杏佛“研究” -党的现状，撰写《赤祸与中国之存亡》一书。他不愿做蒋介石的御用工具，便采用阳奉阴违的办法，写了题为《-党现况》的长篇文章，比较客观地报道了中国-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成长和战斗的历史。该文中文稿尚未分发完即被收缴销毁，但英文稿已交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并得到发表。这篇文章引起了国际友人的高度重视，促使美国作家斯诺，想方设法去了苏区采访。蒋介石恼怒不已，决心杀杨杏佛。但杨杏佛仍不以为然，照旧为民权民主奔走，曾参与营救被捕的-党人陈独秀、廖承志、陈赓等，终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史量才

史量才（1880—1934年），中国著名爱国报业资本家。他本来是拥护蒋介石的，但在“九一八”事变后，其-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从维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上海“—·二八” 抗战时，他曾捐巨款支援抗战，同时开始在《申报》上批评蒋介石的内外政策。1932年，连续发表《剿匪时评》，反对蒋介石的剿共政策，指出：“今日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所造成”，“所剿之‘匪’，何莫非我劳苦之同胞，何莫非饥寒交迫求生不得之良民？”谴责蒋介石“枪口不以对外，而以之剿杀因-、经济两重压迫挺而走险之人民”。由此引起蒋介石仇恨，蒋曾亲批“《申报》禁止邮递”，并企图干涉《申报》的编辑发行业务。史量才为此进行了抗争，日后便遭杀害。

保甲组织控制压迫人民

当选保甲长的，多同当地流氓地痞有联系者。他们依照“管、教、养、卫” 的原则欺压百姓。“管” 即清查户口，制定保甲规约，推行联保连坐；“教” 即进行国民党“党化”教育；“养” 即为保甲内居民摊派名目繁多的保甲经费；“卫” 即抽壮丁，编练民团，修筑工事，搜查缉捕。在有红军活动的省份，联保连坐法尤为严厉，防止百姓与红军发生联系。甚至组织“铲共义勇队”，强迫18—45岁的男子当队兵，这是国民党地方武装的基础。